这一幅临王铎诗稿的字也是2006年我到《中国书法》工作前几个月在郑州写的一批临帖作品中的一幅。原作是在68cm×54cm的仿古色纸上写的，时下坊间多选劣质纸做成色纸，拉力差，不能耐久时，写起来也很不舒服，但为了求古色效果，故用之。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形式上的包装，只是习书而已，写完后自觉尚可看，故存之。
我曾在文章中写道，邓石如和王铎可并列为清代书法家中的最优秀者。此论并非认为二人是清代书法家中写得最好的，如邓石如之后的吴熙载、徐三庾、赵之谦等的书法篆刻都不比邓石如的逊色，但就原创与开拓意义来看，邓石如是开宗立派者，而吴、徐、赵等后来的书家都可列入邓石如流派之中。邓石如的功劳在于从技法上能脱“二李”（李斯、李阳冰）模式的工艺化的篆书写法，把隶意融入篆书，在顺应毛笔与人体生理的自然来书写篆书，故康有为评：“完白山人既出之后，三尺竖童，仅能操笔，皆能为篆。”从审美上看，邓石如解脱了儒家中正冲和为美的最高境界的观点，而以艺术家式的“疏处可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的观点取代之，以山姑村妇式的健美取代了薛宝钗式的正统之美。而王铎的原创在于保持二王帖派书法正统血脉的同时，强化了章法与笔墨的表现力，把书斋案上品读的书法创作技法变化为适应大幅作品作壁上观的技法，此种突破是明末清初一批书家完成的，王铎可谓其中的代表人物。邓石如与王铎都以力量胜、气势胜，而站在以儒家审美观为主宰的文人立场上，当时颇有非议，如包世臣说邓石如“怀宁笔势固如铜墙铁壁，而虚和遒丽，非其所能”。当时人对王铎也有“失雅”的批评。而正是这种突破文人审美而加强艺术表现力的创举，与书法艺术的本质特点相契合，与后世直至当下的书法艺术创作相接轨。
然而王铎、邓石如都有“俗”的一面。对书法内在深层的美缺乏认识的人，学王铎、学邓石如有可能走向俗格。只注意王铎笔走龙蛇的表现力这一面，而无法得到王铎书法中的“庙堂气象”，也就是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气象。河南省孟津县是王铎的故乡，当下河南作者中学王铎者甚多，然能高格不俗者甚稀。当代书法特重形式的表现力、对视觉的冲击力，时人对王铎的师法多聚焦于王铎书法如奋如搏的力量感与动荡飞扬的势态美，而对王铎承传二王正脉，其内蕴的文化气象熟视而无睹，从这方面思考甚少。马宗霍评：“明人草书，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非力有馀者未易语此。”今人学王铎多重其书之“纵”而无视其“敛”，故易入俗格中。相比之下，我所选临的王铎诗稿与他的动荡飞扬的行书大条幅相比较，是“敛”多而“纵”少的，我在临习中，注意用笔及结构，不使之过分张扬，注意王铎笔下内敛的力量。其实学王铎书上追二王而除俗格，学米芾书亦同此一理，学王铎、米芾如结合时风，强化掷腾跳荡的势态，则必入庸俗。传世二王书或为摹本，或为石刻，并无确认之真迹，而此种“下真迹一等”的字帖古人笔法多有损失（典型的例子是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如以米芾、王铎笔法相写二王，既能把二王书写鲜活，又能使王铎、米芾书不染烟火气，何乐而不为？
王铎书法是二王帖学正脉传下来的，王铎书法内含着儒家所崇尚的“雅意”。面对大幅的王铎书作，感受着一种说焉不清的庙堂之高的气象，有着中国传统文人士夫所特有的一种精神表象，其意味隽永，有着耐人寻味的境界与美感，通过笔墨表现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这是其书法中内蕴的精神。而其笔墨表现及章法经营，则明显能与当代重表现、重个性的创作理念相接轨。王铎书法不但注重形式的表现（空间性），而且注重书写的自由与酣畅（时序性）；不但具有作品外在的形式表现力，而且内蕴着厚重的文化性。王铎从小饱读圣贤书，受到深厚的传统教育，但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在生与死的关头，理性的选择占了上风，终于使他成为清廷所编《贰臣传》中的第一名，这“贰臣”两个字像一座沉重而狰狞的大山在心理上压得王铎透不过气来，这种郁结不散的磅礴之气在他的书法中得到宣泄，王铎人生的悲剧性铸就了他书法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美，这种郁结不散的磅礴之气只可感受而不可言状，是作者精神气质的表现。这种精神性的表现正是当代书法创作侧重对视觉的冲击力，在形式不断求变出新之中失去的、又亟待唤回的魂魄。王铎书法兼具内涵的文化厚度、形式的表现力和作者精神气质表现的三方面，其文化厚重并非通过书写内容才表现出来，相反，他传世的许多经典作品是把二王传世法帖放大开来在大幅的纸或绢素上痛快淋漓地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今天我们可视为“无内容书法”（指文字内容），而不假诗文内容的纯形式表现同样能传达出文化精神和庙堂气象。另一方面在王铎的笔墨表现中，自然流淌着他的气质精神乃至其悲剧性的人生经历（其政治上的选择与作为一个人的气质与修养并不可等同而论），其书作中并没有刻意表现自我，而“我”却无处不在。当下展览时代书法创作突出形式而缺失文化气象与人的精神世界，从王铎为代表的明末清初书家的作品中我们可得到一种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