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胡风的友谊，是由于时代命运的播弄，这反而加深了我们相濡以沫的情谊。我们夫妇与他一家大小的友谊，就是这么在历史的风风雨雨里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在1955年中国发生了所谓胡风事件后，人们纷纷议论说，贾植芳为什么会和胡风成了朋友？论年龄，他比我大十三岁，他在1902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我是1915年出生于山西襄汾县。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地域相距几千里，因此可谓非亲非故。我们都算留日学生，他到日本学习的时间比我早，离开得也早。他是因为参加1925年中国大革命运动，后来在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的白色恐怖中，于1929年流亡到日本留学，并在庆应大学英文科学习。又因为参加了当时日本左翼文艺运动和日本共产党，被日本警察逮捕关押后，于1933年被驱逐回国。我则是因为参加了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北平被警察逮捕关押后，跑到日本亡命兼上学，进入日本大学社会科学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立即放弃学业，回国参加了神圣的抗战。我们虽然是不同时代的留日学生，却都算是政治亡命兼留学，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而这一点又正是我们后来成为朋友的根本原因。胡风先生晚年说：“虽然对许多朋友因我受牵连，我也感到内疚，但他们靠近我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理想，我更多地是出于一片爱才之心。”（参见胡风夫人梅志同志回忆录《往事如烟》96―97页）胡风先生在逝世前一年为他的论文集（出版时被改名为《胡风评论集》，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985年版）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这是他在生死大难之后，对自己一生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的回顾和总结。在从日本回国后，他参加了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工作，从而因工作性质关系，从接触一些作家和这个文学团体的成员开始，到协助鲁迅先生编辑《海燕》杂志。鲁迅先生逝世后，他又在党的有关领导人冯雪峰的授意下主编《工作与学习丛刊》，以至抗战爆发后，他从1937年创办《七月》，由上海，而武汉，而重庆，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七月》被迫停刊；1945年他重新创办和主编《希望》以及《七月诗丛》、《七月新丛》、《七月文丛》等文学丛书，在战前和贯穿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编辑文学刊物关系，在他周围结集了越来越多的一批作家和他从读者中发现的文学新人，其中不少人又成为他的朋友，相互间建立了友谊，以致有一个被称为“胡风派”或“七月派”的文学流派。而到了1955年，却又被打成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被看做是这个文学流派的作者，这时绝大多数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从这时起，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文艺界消失了、失踪了。在他逝世前一年，他在为自己的评论集写的《后记》里谈到和他们的关系时，不无辛酸地说：“我检查自己，我和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以致没有割断联系，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对人民（革命）的共同态度，对文艺工作的彼此思想和感情上的交流。”这也就是1955年发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把这个文学流派定性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的原因。而我就是他前后所主编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七月》、《希望》、《七月文丛》的一个撰稿人。
我和胡风先生，是通过投稿关系认识的。那正是我来日本上学的时期。我虽然在日本大学读社会学，但我热爱文学，从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学习文学创作，在报刊上投稿，也参加了一些进步的社会活动。所以到东京后，除过上课，参加留学生的文化活动，业余仍不放弃文学写作。我生平喜欢逛书店，在东京时期，总习惯地到开设在神田区的内山书店遛遛，因为它专门经营中国新出版的图书，所以我把这家书店看成是了解国内政治、社会、文学动态的一个渠道。1937年初，我在这家书店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的第一、二两本，头本《二三事》，第二本《原野》。从它的编辑风格、撰稿人员阵营，我惊喜地发现，这是一个坚持和发扬鲁迅的战斗文学传统的严肃文学刊物。因此，我把自己这时期写的，以来日本前的监狱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人的悲哀》向这个丛刊投稿。当时我并不知道它的编者是什么人，所以也没有写信。过了不到两个月，我就收到刊登了我的小说的丛刊第四本《黎明》和三十多日元的稿费，与编者胡风的热情来信。
从这封来信我才知道，这个丛刊的编者是胡风先生。而从三十年代初期他用笔名谷非写作、翻译开始，我就是他的一个老读者了。1932年我在北平东安市场门口的昆仑书店花了大洋一元买过他译的《洋鬼》，而那时的左翼刊物如《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文化》，以致大型文艺杂志《现代》等都刊登过谷非的诗文……也就是说，我从他的著作和翻译，早就认识了他，也可谓“神交”已久。我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又是诗人和翻译家。在中国文坛上，属于左翼阵营的革命作家，又是鲁迅先生晚年的忠实助手。我从鲁迅先生在逝世前写的那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文章里，从鲁迅先生对他的生活性格和文风的评价又认识了他的为人的品质，鲁迅先生为他被“四条汉子”轻信转向者穆木天的流言，因而使胡风在政治上受到诬陷鸣不平：“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致1948年为论主观问题，胡风受到在香港的同一阵营里的同志的批判，1954年对他更大规模的批判时，我都想到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其实，我这种观察和看法，只是皮相之见，并不能概括胡风所遇到的这两场政治性灾难的本质。咎不在他，这在今天看来，是洞若观火的。）同时，恰恰也是从这篇文章中，我粗略地了解到在左翼文艺阵营里胡风和左联党团负责人周扬等人之间的纠纷和矛盾。现在的研究者都说，这就是1955年“反胡风”斗争那场冤案的历史根源。我在这个历史时期通过投稿结识了胡风，并在后来成了比较亲近的朋友，因而正是从这时起，我种下了1955年反胡风时受到株连的根子。
1937年秋，我在抗日的民族战争中回国，投身于社会。在那个战乱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我没有做一个坐在书斋里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学者，过比较平静、安稳的生活，而且我也不屑于在祖国连天烽火中做这样的学者；更没有做发战争财的商人，虽然我是商人家庭出身；也没有去找一个安定的职业，只为个人的生计操劳，而是把有机会到手的工作当做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为祖国和人民脱离历史的苦难，走向新生而应尽的历史责任来从事。我这种对生活意义的追求，这种不合时俗的生活态度，使自己在动荡的时代里，东奔西走，在生活中遭到打击，遇到挫折，使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坎坷和灾难。我从日本弃学回国后，先是在山西中条山一带作战的正规军部队里担任日文翻译和宣传工作，不到一年，即1939年，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第一次政治上的大逆转暗流，我不得不逃离这个部队，转到了重庆。这是同年的十一月间，我被一位在政治思想上的知心朋友安排在一个报馆里工作，这时我才先给胡风寄出一篇稿子《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这是我在山西战地访问一个八路军支队长的报告文学作品。并附言告诉胡风，我已到了重庆，在一个报馆里工作。信写得很简单，虽然在这以前，当胡风1938年在武汉办《七月》时，我就给他投稿，并成为这个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到了山西战地后，继续给他投稿，通讯，并被他约为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这次给他寄稿，信上没有写报馆的名字，原因很简单，我那时性情比较孤傲，不愿意拜会名人；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我有一种想法，作为一个青年文学写作者，最好把写作当成一种业余活动，文学界是个是非之地，最好置身其外，不要混在这个圈子里；况且我还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人，对社会、人生认识得不够，体会得不深，需要在实际生活里锻炼自己，深入体会和认识社会和人生，了解中国的“国情”，积累生活的经验，开拓写作的素材。因此，正如1938年夏天在武汉，我虽然和胡风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却只是通过投稿和他建立通讯关系，并没有打算去拜会他。我们之间只发生了一种文学和思想上的联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字之交”、“以文会友”的意思。
但胡风先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在接到我的信不到三天，他就自己找我来了。因为我没有写报馆的名字，他找得很苦，几乎跑遍了重庆的各家大小报馆，最后才在这里找到了我。这时我刚在重庆落脚，和几个光棍的留日同学兼同事合住在报馆赁的一幢楼房上的两间房子里，因为只有四张床铺，我就睡在地板上，又因为晚间工作，所以胡风来到时，我还在蒙头大睡。我在打仗的军队里混过近一年，已养成一种警觉性，睡得很警醒。当我听到一个浓重的湖北口音在门口高声问道：“请问，这里有一个贾植芳吗？”马上就爬了起来，睡眼朦胧地向发出声音的门口望去。我看到一个体格宽大的中年人，戴一顶旧式的呢帽，穿着褪了色的蓝布长衫，中式黑布裤，布满尘埃的家做黑布鞋，提一根手杖，挟着一个旧的黑皮包。他的浑圆的脸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那里散射出一种温厚而纯真的智者的光芒，和他的这身中式的朴实的衣着配合在一起，他的真实的中国书生本色令你感到亲切可敬和一见如故。这时几个早起的同学已闻声拥向门口，热情地喊道：“胡先生，你来了，请进！”其中一个指着坐在地板上的我说：“这个就是贾植芳。”他虽然已跨进了门槛，一边和迎接他的人们打着寒暄，一边却停下脚步，直直地注视着我。他的情绪似乎有些激动，因为我这时正忙着穿衣服，那是一套已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灰白色布军衣。我又黑又瘦，这副落魄的样子，一定使他感到意外而又不是意外，所以显然使他竟有些黯然神伤的表情。他的眼睛湿润了，以至竟顾不上围绕着他的那片亲切笑容，立即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跨步递给还坐在地上的我，声调温和地说：“这是二十元，你过去在前方给《七月》寄稿子来，还存有一点稿费，因为给战地寄钱不便，存在我这里，现在我带来了。”这以后，他才在大家的纷纷让座声中，脱下呢帽坐下了，情绪上才渐渐安定下来。原来我这几个老同学一向在重庆做新闻工作，所以都认识他，大家都把他当长者尊敬。这天的中午，就由这几个同学做东，大家在我们包伙的小饭铺里吃了一顿中饭。他们纷纷掏钱加菜，因为我刚上工，还是身无分文，我来这里以后的伙食，全凭这几个同学大家维持，因为我们在思想上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胡先生的这次来访，使我很激动，也使我亲身体会到他的热情和纯真的品质和作风。他完全是一个平民化的知识分子的朴素形象。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真正订交的开始。这以后多少年了，我和他也算是交往较深的朋友，但我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利己主义、虚伪、圆滑等庸俗的市侩习气的东西；或盛气凌人，自认为高人一等的那些官僚文化人的恶劣行为。他是个讲信义、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一如毛泽东评价鲁迅先生那样：“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是一个对人民革命的文化事业忠诚无畏的革命作家，是一个可以相交、相信、相托的真正朋友。但我那次只在重庆停留了不到三个月，就被安排我在报馆里工作的地下党朋友，分派到国民党在山西的一个新闻机关去工作，因而又不得不离开重庆，但那些在重庆和他相处的日子，却留给我一段美好的回忆。
那时他家住重庆的郊区北碚，他说，重庆大轰炸后，梅志和孩子们就搬到了乡下。《七月》的编务、包括看稿和作者通讯联系，跑印刷厂，设计封面，看清样等杂务，都由他一个人唱独脚戏。他进城时总事先写信通知我，约我在一块儿相聚谈叙，多半是在他在重庆租的那间斗室内，室内几样简单的家具，其中两把旧藤椅，和一个油漆剥落的写字桌算是顶出色的东西。屋角放一些炊事用具。他说，搬到乡下之前，家原来就住这里。每次约我到斗室里欢叙畅谈，我们就各坐一把藤椅；有时到化龙桥一带坐茶馆，遇上吃饭时间，就找个小馆子吃点面，或几个烧饼一碗汤。他还领我到一家湖北点心店，吃他们家乡的土特产点心――豆皮和汤圆。每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海阔天空地什么都谈，谈文学，谈文坛，谈个人身世和生活，也谈抗战形势。他谈到国内政治形势和他的处境时说：“我仿佛被装在一个口袋里，形势一变，只要人家把束口袋的绳子一拉，我就跑不了了。”我从他的激奋的语气里，体会到他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是清醒的，他的政治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对一贯敌视和迫害进步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国民党政权是极端憎恶的。这也反映了他在险恶的政治文化环境里，坚持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决心与魄力。
在那间小屋里漫谈的时候，他还翻开堆积在写字桌上的那堆稿子给我看，它们都是《七月》的来稿。记得其中一篇用毛笔写在白麻纸上的稿子，它的作者署名是“黄既”，这是一篇题名为《麻油》的剧本。胡风说，这个作者过去还寄来过一篇写军人生活的报告文学。他说这些作品很有生活实感，作者感情也是真挚的。它的作者是一个在解放区工作的医生，是从延安寄来的等等。对于胡风重视和发掘从生活深层来的青年作者的来稿，我是有亲身体会的。他的编辑风格，可以说是继承了鲁迅先生的传统，他编杂志的取稿标准，不以作者的名位为准，而是完全看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他本人就是一个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在他长期从事编辑生涯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七月派”这个文学流派，其中绝大多数作者，可以说大都是通过投稿关系和他结识，并被他培养成作家、诗人的。但是，他这样严肃认真的编辑态度，却也在无形中得罪了一些已知名的作家，他被扣上“宗派主义”“小集团”的帽子，大概与这一点不无关系。
1941年，中国发生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我那时早已从地下党同志介绍我工作的岗位上逃离了下来，又一次受到命运的敲击，困居在西安，和一些小商贩混在一起，做些小买卖混生活，有时还得靠家庭接济。但主要是自己读些书。写点文章，也只能给自己看看。因为我不愿意把自己的文章拿给那些不三不四的报纸和刊物发表。我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严肃的事业，它不是单纯的吃饭手段和谋生方法，更不是猎取个人的荣华富贵的“敲门砖”。这时我已和胡风先生与外界的其他好朋友失掉联系，和文化知识界完全处于隔绝状态。一次，偶然从街头贴在墙上的报纸上得知，皖南事变发生后，胡风已离开重庆，远走香港，但在香港被日军攻陷后，“胡风殉难”了，云云。这则新闻对我真如五雷轰顶一般，我在悲愤中不禁想起在重庆时，他对中国抗战形势和国内政局的分析。但是过了不久，我从当地出版的一份官方文艺刊物《黄河》上，看到一条杂文式的报道说：“香港被日军攻陷后，左倾文人胡风已步他的同志袁殊的后尘，到南京的汪伪政府当了宣传部副部长了”云云。这个杂志是有名的女作家谢冰莹主编的。这个1926年参加过大革命军队工作，进过国民党军官学校，又一度加入“左联”的女作家，这时已完全成了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她在三十年代第二次去日本留学，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她和胡风都是1931年在东京建立的左联支部的成员。她编的这个杂志，政治色彩很鲜明，前后发表过不少攻击左派势力的文章。所以我看了这个报道后，非常气愤，同时期又在一份贴在街头的名为《中国人》的小报上，也看到了同样内容的报道。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文痞对胡风的恶意造谣中伤，而且从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说来，这又不只是对他个人的中伤问题。我完全相信和我已经成了朋友的胡风的政治道德品质。我把这个自称《中国人》的小报的作为，看成有如鲁迅所云的“有背中国人现在的为人道德”的卑劣行为。鲁迅先生说的“胡风鲠直，易于招怨”，那是指“自家人”之间，而这些造谣家却别有来头。其实，这家《中国人》小报，犹如三十年代的《社会新闻》，是专以反共为能事的。语云：认识来源于实践。我的这些愤怒结论，是生活实践教给我的。直至看到胡风登在桂林出版的一份文艺杂志（大约是熊佛西办的《文艺创作》或什么丛刊之类）上的文章《当死人复活的时候》（这是借用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个剧本的题名），对这些谣言世家的恶诼作了纵身一击的回敬时，我才感到满足和高兴，认为这是一个人应该有的生活权利。不久，我在报上看到他回到重庆，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消息，在喜悦中，我忙给他写了问候信，立即就收到他的回信。信上说，他回到重庆后，在一次集会上听到我的一个留日同学说，我流落在西安，处境很狼狈，他对我的生活非常关心。这当中，由于我不善于经商，一点借来的本钱被人骗光了。为此，我又第二次从军，到驻扎在陕西黄河沿岸的国民党一个工程兵团，当翻译糊口，替一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出身的团长翻译日本的工程兵书籍，如《工程兵教练法》、《烟幕使用法》之类。这时，我与早就结识的在西安上大学的任敏开始了夫妻生活。但干了不到两年，又被这个部队怀疑，认为我来历可疑，有什么非法活动，并已决定了处置的办法：就地活埋。因为当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命令驻守西北地区的党政军机关部队，凡是发现“异党分子“和“左倾分子”，可就近处决。团部一个姓王的小职员（文书）听到这个讯息，便跑来告诉了我。我与妻子就马上设法逃出了这个部队。1945年，我决意离开西北。我把这些年写的小说等文章，捡出其中比较满意的寄给了在重庆复旦大学执教的胡风，并告诉他我们要离开西北的讯息，其余的都扔到一个废井里去。这些小说后来由他分别发表在新创刊的《希望》上面，后来得知，有几篇在发排时被印刷工人遗失了，还有的被他介绍到《抗战文艺》上发表。1946年我到上海时，他把由他经手发表的我的小说作品编成一个小说集，题名《人生赋》，作为他所主编的《七月文丛》之一，1947年春天由上海的海燕书店出版。
在1946年到上海之前，我辗转到徐州后，又被当地的日汪警察局特高科以策反罪逮捕关押，那大约是1945年的5月底6月初的事，到“八・一五”战争结束，即日军投降后，我才被释放出狱。这时我在上海报纸上看到胡风回到上海的讯息，便又与他恢复了通讯投稿关系。我们夫妇跑到上海，大约是1946年5、6月间的事。到上海后，因为没有条件找房子，我们就暂借住在胡风家里，有近半年之久。这时中国正在激变之中，从这时起，我才正式下海卖文为生。同年底，被胡风介绍到一家名为《时事新报》的报纸编一个文艺周刊。这家报纸当时属于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财团，它的总经理胡鄂公是胡风的湖北同乡，原来是个共产党地下党员。从1947年1月起，我正式为该报编辑名为《青光》的文艺周刊，但编了两个月，共出了八期后，由于中国政治形势的日趋恶化，政治协商会议的破裂，国共两党之间军事力量的冲突开始激化和扩大，这个副刊也就被迫停刊了。
1947年夏天，中国发生了名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这时我应当时的地下报纸《学生新报》之约，为这个学生们办的报纸的“五四”纪念特刊撰写了一篇名叫《给战斗者》的短文，被这个特刊约请撰稿的还有郭沫若、马叙伦等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同时，我又应复旦大学学生们办的一个小报《文学窗》的邀请，写了一篇短文《暴徒万岁！》，因为当时的官方报纸，称上街游行的学生们为“暴徒”。经人告密，我们夫妇就与几个同住的学生，也是《学生新报》的人员，于9月间突然被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逮捕，被认为是“煽动”学潮。这是我的短短三十多年生活途程中的第三次政治官司。因为是以文字贾祸，捉我的那个特种机关，像以前捉我的那些官老爷一样，忙着追查我的所谓“背景”了。关了半年多后，似乎没审出什么，我也只好坐在里面听天由命。翌年的春天，来了一位上级派来的衣冠楚楚的官员（他的社会称呼是“特务”），由本机关的一个官员（他们是一票货色）陪同，说是来“看看”我。这位衣冠楚楚的官员，吸着高级的绿炮台香烟，拖着长长的腔调说：“你来的时间不少了，我们也不是只会吃干饭，你是什么人，你自己清楚，我们也清楚。”这仿佛是个过门，然后才做到题目上来了，原来他们非常关心我的“前途”，并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出路”：“这在你并不难，所谓一举足之劳，只要你领我们把胡风捉来，或者你不好意思，只把胡风住址告诉我们也行，那我们就是个朋友了，这样大家方便，要不，哈哈哈……”这两个官员彼此觑了一眼，一起仰着身子哈哈开了，笑得很可爱。我也紧紧跟上，放声地哈哈开了。我这么一哈哈，他们反倒不哈哈了，而是奇异地望着我。我哈哈了一阵子，才放下笑声说：“先生们，你们弄错对象了，我混在上海滩上，没得饭吃，胡乱写些小文章到处投稿，找口饭吃，我不认识什么文化界人，包括你们说的那个什么胡风，所以非常对不起，哈哈……”他们先是有些勃然之色，但随即抑制了自己，那位衣冠楚楚的官员跟着干笑了两声，咳了一声说：“我再说一句，这是我们一番好意，愿意不愿意，这就要看你自己了。你的命运现在还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我们给你时间，允许你继续考虑。你要自己珍惜自己。你不过三十出头吧？太可惜了！”随即我就被押了下去，继续坐在里面，听凭魔鬼的安排。不久，他们又改为要我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反共宣言》，作为释放我的条件，也被我拒绝了，于是又继续被关押下去，直到1948年初冬，才被朋友托人保释外出。我出狱后，才听先我出狱的妻子说起，胡风夫妇除过关心她、照顾她外，还积极为营救我四处奔走，因为胡风先生在日常闲谈中曾经听我说起，抗战中我在国民党那里工作时，曾认识一位国民党军人叫陈卓的，因此胡风给在南京的阿垅写了一封信，要他设法找这个陈卓保释我，但正如胡风一样，阿垅也不认识这个陈卓，因此也无从找起。但1955年发表的关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里，竟以胡风给阿垅的这封信为依据，断定这是“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的密切关系”的凭据。1980年的公安部复查报告中，才对这条所谓“罪证”作了事实上的澄清。
在国民党于1947年8月正式下达了所谓“戡乱令”，对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时，从抗战后期起就开始接受出版胡风主编的《七月新丛》，抗战胜利后又出版了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各册的海燕书店，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迫害，已迁到香港。它的老板俞鸿模这时有事回到上海，胡风对他谈到我被捕的情况，并希望他能找些关系保释我出狱。俞鸿模一口答应了，原来他认识一位叫骆美中的国民党信托局副局长，后来我才知道此人也是三十年代的留日学生，但我不认识他。他是俞鸿模的福建同乡，两个家庭之间还有商业关系。这样，由这个骆美中写了一封信给抓我的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季某人，由骆美中以留日同学关系保我出狱。俞鸿模是三十年代的日本留学生，和我同时期留学日本，是东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他还是当时东京留学生组织文艺团体《东流社》的成员之一，在东京他还出版过一本叫《炼》的小说集。他抗战时回国后，就从事进步的出版工作。1955年胡风案件发生时，他也曾被株连逮捕，自杀未遂；1966年的“文革”中，终于自杀身亡，现已平反昭雪。胡风曾在1983年写了一篇名为《“七月”作者与海燕书店》的文章纪念他；我在今年出版的《上海滩》杂志上发表的我的回忆录之一――《在国民党监狱中》，也曾谈到他为营救我托他的福建同乡保释我出狱的事。
我在监狱中关了一年多，对外面讯息很隔膜。放出后，我见到了胡风，他给我看了香港出版的各期《大众文艺丛刊》，那上面连续登了邵荃麟、林默涵、胡绳、乔冠华等人批胡的“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文章。可以说，这个丛刊好像是专门为批判胡风而创办的。我这个人并不像胡风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书生，或“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我在抗战中，曾几次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打过滚，积累了一些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我劝胡风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前夕，对香港那些党员同志的批判要冷静对待，不可感情用事，否则容易被人扣大帽子，因为香港那些党内朋友的批评文章火药气很浓，不是个别人的作为。
但胡风还是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这篇长文，作为对香港批评的答复。他给我看过原稿，我对内容没什么意见，只是在涉及一些人事时，我劝他用语应该婉转些，要用商榷的态度讨论理论问题，所谓“就事论事”。文章写好后，原来决定由当时文协主办的刊物《中国作家》一期全文登载，并已发排了。这个刊物由叶圣陶任总编的开明书店印行，但因为遭到编委们反对，它没有刊出，这个杂志从此也就停刊了。胡风只好买下了排好的纸型，自己用“希望社”名义印出。随即他也就由党的安排转道香港，去了东北解放区。
从1950年秋天起，我就到大学工作，因为这时中国现代文学已作为一门专业的学科，进入大学课堂。我近几年就是带这个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外国的进修学者。
在这里我只是着重地谈我和胡风先生在1949年前的交往和友谊，因为这正是1955年胡风事件中我受到株连的历史来源。
这里我再总括性说几句：
正如我写的一篇纪念胡风先生的文章中所说的：“对于我们这些人说来，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休戚相关的。”我由1955年5月13日报纸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后的第三日被捕起，到1966年3月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一周以后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监督劳动”，在“劳动中改造”，在监狱里蹲了近十一年；由1966年4月初，回复旦大学印刷厂“监督劳动”，通过十年的“文革”，在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不断的批斗凌辱、殴打和歧视中过日子，直到1980年底，中共中央发布文件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我也被原判决我的上海法院宣布：“撤消原判，宣告无罪。”恢复了政治名誉与工作职务。其间又有十三年。前后总共近二十五年，我完成了自己的苦难历程。我和胡风先生通过这场灾难的考验和磨难，反而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理解和友情。我在自己1982年出版的《小说选》的《后记》里说：“对于胡风同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给予我在文学上和生活上的热情扶植和无私的帮助，我将永远感激！现在仍然以这篇《人的悲哀》作为这本小说集的首篇，在我是有很深刻的纪念意义的！”我在1989年6月，为上海《收获》文艺杂志写的一篇题名为《且说说我自己》的文章中又说：“去年初间，我对来访的上海中新社（即中国新闻通讯社）记者说：‘胡风为人诚恳、正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中国文学理论贡献甚大。’这些就是我通过多年来的生活实践对一个可以相依相托的友人的认识的告白。”
1990年10月在上海
（选自《暮年杂笔》/贾植芳 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