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对年轻膀胱癌患者焦虑抑郁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择80例膀胱癌年轻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另选择健康者作健康组，采用SAS、SDS、QOL评价焦虑和抑郁状态及术后生活质量。 结果 观察组、对照组均显著高于健康组（P ＜ 0.05），观察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健康教育前后观察组和对照组SAS、SDS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呈下降趋势，对照组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术后观察组各同时段身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总体生活质量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 年轻膀胱癌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明显，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实施患者和家属共同而有侧重的健康教育，可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 膀胱癌；健康教育；心理疗法；生活质量；焦虑；抑郁
[中图分类号] R473.7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2）29-0118-03
膀胱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是我国最常见的泌尿系恶性肿瘤之一，尤其好发于男性，位于男性最常见实体瘤前四位，膀胱癌多发于老年人群，65岁为发病高峰，但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年轻膀胱癌患者逐年增加[1]。目前对年轻膀胱癌患者心理和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较少，但随着医疗服务的进步，了解和改善年轻患者身心健康将有益于对膀胱癌的全面治疗。本研究对40岁以下膀胱癌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状态进行了解，并采用不同方式进行健康教育，为临床提高服务质量和治疗效果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8年2月～2012年3月我院收治住院的40岁以下膀胱癌患者80例，男63例，女17例，年龄22～40岁，平均（31.74±3.86）岁，经术前影像学、病理活检及术后病理学检验证实，移行细胞癌38例，移行细胞乳头状瘤32例，腺癌1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例；另选择40岁以下体检身体健康的成年人40例，男30例，女10例，作为健康组。各组的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健康教育
观察组和对照组均进行择期手术治疗，围手术期两组均接受健康教育，一般于术前3～4 d开始健康教育。对照组以常规口头宣教方式，术前介绍医院环境、注意事项、术前准备、术后处理；术后强调护理注意事项，出院时进行出院指导。观察组明确以患者和家属为健康教育目标，对患者和家属各自需要侧重了解的内容进行划分，使宣教过程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①通过焦虑和抑郁状态的评分，对焦虑或抑郁状态明显的患者以心理疏导为主，增加查房次数，主动询问患者心情，以闲聊的方式了解患者心理压力来源、所担心和恐惧的原因，对其表达的疑虑进行适当的解答，疏导患者不良情绪，树立治疗信心；加强与家属的沟通交流，了解家属对患者疾病和治疗的认识状态和情绪，适当疏导后要求家属配合医院治疗操作并鼓励家属给予患者更多的关爱，辅助促进患者心理状态的改善。②对疾病本身知识的宣教是术前健康教育重要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使患者和家属建立对疾病科学的认识。③术后护理和处理注意事项以家属为主要宣教对象，包括饮食结构、康复锻炼、合理用药、床上护理，教育患者适应床上活动和机体功能锻炼。坚持每次查房多询问、多解答、多关心的“三多”，关心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行动，让患者和家属体会到来自外界的关怀。④出院时建立医患联系卡，包括术后注意事项、复诊时间及联系电话。
1.3 评价方法
健康教育前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评价患者焦虑和抑郁状况[2]。术前1 d、术后2 d和7 d分别再进行一次评价。术后7 d、出院当天、出院2个月采用生活质量指数（quality of life，QOL）[3]对患者进行生活质量评价。健康组在受试当日也采用SAS、SDS、QOL进行评价。
1.4 评价标准[2，3]
SAS以50分为焦虑分界值，＜50分为正常，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69分为重度焦虑；SDS以53分为抑郁分界值，＜53分为正常，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2分为重度抑郁；QOL分为身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总体生活质量5个维度，共30题，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 11.0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和q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健康教育前观察组和对照组焦虑、抑郁状态比较
健康教育前观察组、对照组和健康组SAS、SDS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对照组均显著高于健康组，观察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健康教育前后观察组和对照组焦虑、抑郁状态改变
健康教育前后观察组和对照组SAS、SDS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呈下降趋势，对照组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术前2 d观察组SAS评分显著降低，对照组SAS评分显著升高，术后2 d对照组SAS、SDS评分较术前升高显著（P ＜ 0.05），观察组SAS、SDS评分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7 d观察组SAS、SD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见表2。
2.3 观察组和对照组术后生活质量比较
术后观察组和对照组各同时段身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总体生活质量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均呈上升的趋势，但观察组术后各时段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3。 3 讨论
健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患者在了解疾病本质的基础上，自觉地改善生活行为习惯，配合各种治疗手段，从而起到与治疗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恶性肿瘤是对人体危害最大的一种疾病，由于患者以往对疾病预后的不乐观，极易产生恐惧、焦虑、抑郁以至于情绪低落消沉、悲观[4]。与患者相伴的家属也会由于亲人罹患疾病而悲伤、痛苦及焦虑。因此，对恶性肿瘤的健康教育应从关注患者及家属个体心理状态入手，通过有效手段在消除不良情绪的基础上使之接受疾病治疗、康复相关的健康知识，也更易提高治疗依从性、改善生活质量。膀胱癌多发于老年患者，而年轻患者由于正值壮年而患病，对疾病的不了解，更多地考虑到对自己工作、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影响，心理状态也会有一定的特点。本研究采用SAS、SDS对患者焦虑和抑郁状态进行动态评估，在入院后健康教育前膀胱癌年轻患者焦虑和抑郁状态明显，SAS、SDS评分均显著高于所选健康对照人群。
采用不同的健康教育方式对两组患者进行教育，一般在术前3～4 d进行，对照组采用的是常规临床健康教育模式，口头宣教相关内容，由于未对宣教内容和方式进行规范，因而无法顾及每例患者个体感受和特殊情况，无法保证每位患者及家属获得相应的健康知识[2]。而观察组则明确教育主体为患者和家属，并对相关知识点根据临床情况，有对象侧重进行宣教，并且在开展教育之前以心理状态评估为指导，以心理疏导为先导，尽量通过有效沟通，消除患者和家属的心理压力，缓解不良情绪，同时建立良好互信的护患关系。在临床沟通中发现，年轻患者心理负担主要来自于对自身患病的一种不接纳，认为自己应该是年轻、身体强壮的阶段，正是人生开始进入高峰的阶段，却罹患这种恶性疾病，无法获得心理认同，出现对疾病的严重排斥，对生活的悲观消极情绪。因此，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对生活的信心是心理疏导和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同时，亲人的关心和辅导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因此将对家属心理关怀也列为心理疏导的重点，并通过做通家属心理工作而进一步协助和辅助完成对患者的心理疏导[5]。结果显示，在术前2 d，观察组SAS、SDS评分均显著低于健康教育前和同期对照组，呈下降的趋势，而对照组出现了上升，分析为手术临近的一种负性情绪叠加。术后观察组继续加强对患者和家属的相关知识强化，利用查房时间给予“三多”护理，结果显示，术后观察组患者情绪稳定，焦虑和抑郁情绪明显减轻，而对照组则呈现上升趋势，在术后7 d才有所下降，但依然高于观察组。说明观察组采取的健康教育方式获得更好的稳定心理状态的效果。心理状态的剧烈波动会刺激下丘脑-垂体-靶器官的神经内分泌系统调节，对体内炎性因子和免疫功能产生影响，不利于手术治疗和恢复[6]。
通过对患者生活质量的评估，结果表明观察组生活质量处于逐渐上升的状态，且在术后2 d就显著高于对照组，出院后2个月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恢复明显，说明在有效健康教育后，患者和家属都更容易接受相关护理和康复知识，并且心态更为积极，依从性也由此增加，能更好地配合治疗和康复，也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质量。因此，在临床中通过经验积累对健康教育内容给予相应的侧重，关注患者和家属的心理状态，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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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静平. 护理路径对膀胱癌患者化疗时焦虑情绪及睡眠质量的影响[J]. 护理实践与研究，2011，8（20）：23-24.
[5] 汪广秀，陈俏红，冯湛华，等.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对膀胱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9，25（33）：59-61.
[6] 钟勤，黄颖健，柳宏林，等. 膀胱癌患者焦虑、抑郁状态护理研究现状[J]. 护理实践与研究，2010，7（16）：102-104.
（收稿日期：2012-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