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个朋友送我两张故宫午门广场的“三高”演唱会门票，告诉我是VIP，我很兴奋地带着母亲去了，自认为很有面子，但是我的位置其实离舞台很远很远，只能从大屏幕上看看。我抱怨说这是哪门子VIP，位置太差，朋友说那些更好的位置叫做VVIP。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叫VVIP（VeryVeryImportantPeople）。
每当我到首都机场，就感觉中国的VIP特别多，各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VIP休息室，高规格银行卡持有者也有专门的休憩场所，一些不便在公共场合露面的人士还有隐秘性极佳的贵宾通道，安检、登机都是独立体系。
VIP的弟弟VP（Vice President）在中国也很牛，它的原意所指甚为广泛，可以是副总统、集团副总裁，也可以只是个小小的中层干部。但是译为中文，就成了“全球副总裁”，不知“全球”二字从何而来。而多了这两个字，确实便于忽悠，可有效被误解为某大公司全球二把手或全球管理层成员。事实上，VP并非行政职务，只代表此人在公司里的级别，大型跨国公司常有好几百个VP，有些没有实权的VP，连秘书都要几人共用，或者本人干的就是高级秘书的活儿。所以我的一位好朋友——德意志银行某VP曾经自嘲：“我就是个‘微屁’，连‘屁’都不是。”
相比之下美国人不那么迷信VP，也没有那么多VIP。我有两次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邂逅基辛格，都是在旅客休息室里。穿西装配运动鞋的老头儿带着一名保镖坐在里面等候航班，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当他抵达首都机场，我敢打赌，中方工作人员一定会安排他走“要客通道”。
有人说辛亥革命革了我们头上的辫子，却至今未能革掉我们思想深处的辫子。中国人喜欢将人将事分出个三六九等，仿佛不这么做不足以求证人生的意义。所以中国人讲究“待遇”，外界给予的待遇高低与否，直接决定了个人的自我认知。VIP就是一种待遇，一种催生自我崇拜和自我欣赏的迷魂药。再清醒的人，在中国“潜文化”的熏陶下，也难免会在意这些细节。
美国也讲究待遇，但未必都是出于面子的考虑。
美国政府部级以上官员出勤常常是政府公务机随行。就连不那么具有战略意义的劳工部，部长赵小兰女士到央视接受我的专访，也要带上浩浩荡荡的车队，众保镖持微型冲锋枪严阵以待，排场比中国部长大得多。
更不用说美国总统。我也是最近才从我干儿子他爹韩磊那儿知道，声名赫赫的“空军一号”其实是两架一模一样的波音747，尾号SAM28000和SAM29000，每次同时或先后起飞，其中一架备用。奥巴马带家人度假，花掉纳税人500万美金。相关外交人员对我透露，2011年拜登出访中国，动用了120多架次政府专机运送物资，包括卫生纸、矿泉水，以及和他本人血型匹配的血浆。
夸张吗？非常夸张。但是一旦他们不再担任总统、副总统、部长，这些待遇就都没有了，他们又做回一名普通人。卸任后的总统可终生享受政府出资配备的几名保镖，当过战时总统的保镖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在任时为了国家的安全与“恐怖分子”结了梁子，其余，多数费用自理。
在中国，到达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所享受的“终生制”待遇，却是很大一笔隐性收入。假如卸任前后的待遇如此天壤之别，恐怕人们想当官的热情要大打折扣。
有意思的是，当下的某些时空，财富往往可以置换特权，特权又可以制造财富，炫耀财富和炫耀特权往往交织在一起，形影不离。我们只要看一个个热销的国际奢侈品牌商品背后，有多少利益交易；再看北京街头呼啸而过的那些特权车牌，其数量远远超过应有的规模，就知道这片水有多深。
2011年5月，我在微博中发布了故宫建福宫将被改造成“全球富豪私人会所”的消息，据说入会费100万元人民币。最初故宫新闻发言人否认此事，几天以后，故宫官方微博承认“下属公司私自发放过入会协议，但未给任何人办理入会手续”。又过了半年，故宫院长换人，新院长单霁翔上任，明确表示建福宫花园完全由故宫博物院管理，不会成为私人会所。建福宫风波到此也算告一段落，尽管一波三折，却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进步。
成熟文明的社会，都以炫耀财富和特权为耻。我们这个经济增速领跑全球的国家，制度与文化建设却尚未完全跟上前进的步伐，有时难免令人尴尬。由此我希望，在我们的城市中，少一些私人会所，多一些免费公园；少一些天价豪宅，多一些廉租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