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天生口吃，却偏偏干着与千万人沟通的工作；后宫佳丽无数，他却终生喜爱大他19岁的万贵妃，甚至爱屋及乌，宠幸了许多因万贵妃的关系而带进来的宦官；他雪了于谦之冤，却又在他的时代里制造了更多的冤狱；他喜欢钱的同时，也喜欢艺术，还喜爱方术；他拥有天下却偏偏与民争利，霸占老百姓的田地，为自己及其家人设置皇庄；他一方面诏谕群臣奉公守法、修举职业以称其求贤图治之意，另一方面寄情于声色货利、奇技淫巧而不能自拔……
他在位23年时间，每天就像一只追逐自己尾巴的猫一样，过得很忙碌，却没什么意义。他的时代，年号成化，但一切未成也未化。民间评价他是一个入错行的男人，或许这样的评价更靠谱一些吧，因为对于做皇帝这份工作，他实在是乏善可陈，除了昭雪于谦之冤外。
天灾人祸
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明帝国没收了太监曹吉祥的田地，改为宫中庄田，由此一个叫“皇庄”的名词悄然出现。几乎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庄严无比的名词竟然与180年后明帝国的覆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644年，当李自成将他数以百万计的大顺军拉进北京城时，他或许应该感谢宪宗朱见深当年的私心萌动――没有这个男人当年改民田为皇田、官田的制度创新，李自成的身后不可能站着这么多失去土地，为他冲锋陷阵、赴汤蹈火的流民。
当然，不是没有明眼人。天顺八年年底，户科给事中齐庄上了一道奏疏，称：“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小民争利！”这是批评宪宗目光短浅，不够大气。但齐庄的目光也未必长远，他只看到眼前利害，没有看到设置皇庄的举动与帝国结局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宪宗没有被说服，他置之不理。由此一道闸门被打开了，不仅仅是皇亲国戚，众多的权贵之家也开始夺民地为庄田。成化三年（1467年），番僧扎实巴将静海地圈为常住田，嘉善公主圈进数百顷文安地占为己有，德王更将四千余顷寿张地纳为庄田。户科给事中邱弘觉得事态严重，连忙上疏说：“地逾百顷即是百家之恒产，民生衣食之本，岂可循一人之私而夺百家之恒家呢？”他的这个认识毫无疑问在深度上比齐庄进了一步，因为触及到了“民生衣食之本”而非仅仅“与小民争利”，宪宗似乎被触动，感觉这样下去会国将不国，便下诏称“自今以后请乞皆不许”。
只是宪宗的触动还是很表层的，他的底线也不在这里。下诏“不许”后不久，他又许了。民地变庄田的风气愈演愈烈，给事中李森也上疏制止，但这一回皇帝本人却置之不理了――这样的一道闸门，再也没有人可以关闭。史料记载，宪宗的皇庄，在成化一朝已经囊括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地。16世纪开始的时候，帝国的田地已有七分之一被纳为官田，而那时距离宪宗命令没收太监曹吉祥之地为宫中庄田才过去不到40年时间！土地兼并速度之快、之巨、之惨烈，可以说都是超常规的。
很多报应在成化朝都已体现出来。成化十六年时，河间府官庄云集，其中东光县的官庄每亩征粮达二斗之多，三倍于公田赋税数，百姓已然不堪重负。户科给事中齐庄等上疏警告：“今东光之民失其田地……民困如此，非死即徙，非徙即盗。”在他看来，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只在眼前。这是成化朝的一个危机。作为危机之佐证，成化一朝的流民暴动事件层出不穷，最严重的当属成化元年荆襄流民起义。明中期，因为土地兼并及赋役的原因，湖广荆襄地区成为流民的重要集聚地。成化元年三月，几十万荆襄流民聚集，分兵进攻襄、邓、汉中等地并且大获全胜，明廷一时大受震动。
其他为数众多的流民暴动事件虽然具体原因不一，但也或多或少与上述原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们包括成化元年四川山都掌少数民族起义，成化二年靖州苗民起义，成化三年广西黄公汉起义……这些农民起义事件仿佛是一个明证，证明了帝国中衰阶段控制力的减弱。在此之前，明帝国任何一位天子治下都没有出现这么频繁的暴动或者说骚动事件，成化一朝之所以如此，皇庄制度的推行以及由此带来的失地流民的增加是一个重要原因。
天灾往往与人祸相伴而行。随着流民暴动事件的此起彼伏，水旱灾害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成化六年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年头。这一年五月，京师、山东、河南大旱，夏麦无收，秋粮不能播种；此前一个月，南直隶数县发生水灾；此后一个月，顺天府、河间府、永平府发大水，受灾地区尤其是京城缺粮严重。九月，大学士彭时上奏请宪宗发仓储粮50万石救灾，半年后又追加30万石。尽管如此，京城里的百姓仍多被饿死。宪宗无奈，只得两次遣散数百名国子监生员回乡自救，同时驱逐在京游僧以减少京城供给负担。在京城以外的地方，顺天、河南、真定、保定四府情形尤为惨烈：有食树皮草根者，也有卖儿卖女者，甚至实在过不下去的人家四五天不生火烧饭，举家闭门活活饿死。一个王朝的生存危机就这样以如此触目惊心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大饥荒并没有在成化六年戛然而止。11年后，苏州吴江大饥。史料记载：“田皆芫秽，大饥，斗米百钱，人相食。”“人相食”三个字言简意赅，充分说明帝国的生存困境已经突破人伦底线，灾民只能以同类相食的方式来获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但在帝国的政治层面，相关机构又是如何应对这次生存危机的呢？史料记载，救灾的官员虽然在灾区赈粥，却设法从中层层贪污，百姓真正能到嘴的食物寥寥无几，“死者如故”。一场人伦灾难在天灾之后猛烈爆发，帝国腐败的政治操作在其中起了催化作用。
成化十八年，怀庆、宣武大水，倒塌房屋314254间，淹死人口达11857人。成化二十年，陕西、山西、河南大旱，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郑时在奏疏中举了这样一个事实：“饿死之人满路皆是，有人气还未绝，已被人割食。”而巡抚山西左佥都御史叶淇则指出：“饿死者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至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惨状真是令人不忍目睹。
当然，成化一朝的悲惨情状不都是由皇庄引发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水旱灾害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宪宗或许可以从这句话里聊以自慰，为自己开脱。但历史的机锋横扫一切，成化二十三年，他的时代就宣告结束了。其时，他才40岁，哭哭啼啼地追随其心仪的万贵妃而去。老天爷大约也乐观其成，痛快地放手任其西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这何尝不是对一个帝国的救赎呢？
阉割的帝国
该如何进一步描述成化朝呢？这实在是一个阉割的帝国，在帝国之内，自宫求进成为一时潮流。成化十一年十二
月，礼部上奏说，该年度有自宫及弟、子、侄被宫者四五百人进宫当太监，以一条阳具的代价来换取锦绣前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十年后，都察院的官员抱怨宦官数量已突破一万人，已然成为帝国沉重的财政负担。
那么，做一名宦官的诱惑究竟在哪里，以致成化朝如此多的男儿趋之若鹜呢？一个叫汪直的太监为世人提供了完美的答案。这个出生于广西桂平西北大藤峡的瑶族人，因为祖先反对朝廷而被抄家，在命运触底之后他自愿阉为宦人。从一个侍奉万贵妃的小太监做起，逐步得到宪宗的宠信而领西厂，兼职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远超锦衣卫和东厂。这可以说是一个宦官的人间传奇了，也是其诱惑之所在。而西厂的诞生及其折腾史，则生动地表达了成化时期阉竖政治的生猛与麻辣，以及它对阁权的抑制和对明帝国官场文化的摧残。
成化十三年二月，宪宗下令御马监太监汪直提督锦衣卫校官百余人设立西厂。在此之前的明永乐时期，朱棣已设东厂。作为性质相同的特务组织，西厂的人数和权势都超越了东厂以及锦衣卫。当时，京师内外及各王府、边镇都满布西厂的人，西厂的特务人数，据说要比东厂多出一倍，就连东厂太监头子尚铭，也唯汪直马首是瞻。
[ 2 ] [ 3 ] 西厂成立伊始，刑部郎中武清、礼部郎中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等就被逮捕下狱了，这是汪直及其任用的锦衣卫百户韦瑛的杰作，他们在逮捕这些三品乃至从二品高官时甚至未经奏请。由此，内阁大学士商辂、刘诩与刘吉等人怒了，五月，他们联合上奏，弹劾汪直、韦瑛十二宗罪，称其罪恶行径已造成“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的严重后果。事实上在当时，西厂的权力半径的确无限大，他们甚至连民间争吵打架、偷鸡摸狗之类的小事都要管，并且一管就课以重刑，以为自身牟利。一个王朝得以维系的正常秩序就这样被破坏了，内阁大学士商辂等人的弹劾目的在公不在私。
但宪宗却认为这里头有私心藏焉。他派司礼监太监怀恩、覃昌、黄高到内阁去追查主使上奏本的人，试图抓出幕后黑手。幕后黑手没抓到，兵部尚书项忠和其他九卿却跳了出来，一起弹劾汪直。宪宗这才知道，汪直破坏的是公道人心以及官场秩序。如果汪直可以擅自逮捕三品以上京官并抄没其家产的话，那么帝国的权力平衡就被打破了，一种新的权力恐怖行为就得以确立，而这是百官们绝对不能答应的。万般无奈之下，宪宗宣布罢设西厂，汪直重回御马监，一个王朝的秩序危机貌似被解除了。
不过谁都没想到，仅仅一个月后，宪宗就宣布重设西厂。表面原因是南京监察御史戴缙上疏说天有灾异，要使“宿弊尽革”，需太监汪直“缉捕奸恶，惩治贪赃，允协公论”，才能“警服众人”。宪宗接到奏疏后马上顺势而为，于成化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下诏复设西厂。但深层原因还在于皇帝需要这样的权力恐怖行径，来再建一种新的权力平衡。这种权力平衡是在他操控之下，基于宦权和阁权博弈基础之上的。对于帝王治术来说，这的确是个上佳的选择。
重设西厂之后，兵部尚书项忠被拿下。这个曾经联合九卿上奏弹劾汪直的官员，试图以养病为由回归故里，却到底不被许可。从而他的儿子项经以及兴宁伯李震、彰武伯杨信等诸多人被汪直打击报复。项忠被革官为民，其他人等也一一获罪。大学士商辂见事不可为，而汪直紧接着又要将矛头对准他，便赶紧向皇帝打报告请求离职退休。所幸获准，他终于以一种黯然而不失体面的方式离开了成化权力场，从此不再过问政事。
有失意便有得意，这是世事的辩证法。商辂离去后，汪直的追随者王越被升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而汪直本人，更寻求权力的增值。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初三，在具体的打击目标都已经被动或自动消失之后，汪直向皇帝进言，称洪武、永乐间人臣没有敢乘轿的，正统时文官年老的才可乘轿，而自景泰以来两京五品以上者无不乘轿。他建议宪宗要严定文官三品年60岁以上者方可乘轿，武臣则一概不许，宪宗同意了他的建议。汪直的这个建议表面上看是溯本清源，在官员乘轿礼仪上严定规章制度，事实上却向百官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吃穿住行，你们的规矩将由我汪直来制定。汪直发出这个信号的目的就是要让宦权压倒一切，不断强化自王振以来的宦官文化。
后来发生的事实果然如此。汪直巡辽东边（去辽东视察边境战备情况），已经出巡辽东的右副都御史陈钺远远地跑到郊外去迎接，他拜伏在地，以迎接天子的规格来迎接汪直，并对其大肆行贿；汪直巡宣府、大同边（去宣府、大同视察边境战备情况），史料记载，“所至传供于百里外，都御史等偕下属伏道迎谒，汪直等过去后才敢起身。至馆，易服请见，唯唯诺诺。其左右大肆索贿，边储为之一空”。这个权力的震慑力看起来真是非同寻常，“汪直等过去后才敢起身”说明宦权的锋利无比；“边储为之一空”的说法则形象地说明权力占有转化为财富占有时的残酷与生猛。
汪直权倾一时，以至于成为一个权势符号在民间得到重视甚至被利用。成化十四年七月，江西人杨福因为相貌酷似汪直，就假冒汪直本人，从芜湖到苏州、常州，再由杭州抵绍兴、宁波，一路上以汪直的名头招摇撞骗，竟无往而不胜。他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原因基于两点：一是相貌酷似汪直；二是无人敢疑。特别是后一点，生动地证明了一个时代的“汪直恐惧症”。怀疑他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旦出错，这代价便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因此接待方明知有错也宁可不疑或者错上加错，杨福也就一路通行无阻了。史料记载，杨福所到之处，“有市及市舶宦官皆小心侍候，不敢违命，威福大张”。虽然到最后，杨福在福州被抓，但毕竟丑闻已经酿成，帝国的权力畸态不是惩罚一两个杨福就可以除去的。因为在当时，宦官们在地方横行无道已是常态，民间已经见怪不怪了。
成化十八年二月，太监郭文从南京经过沛县，知县马时中虽然勉力款待，但见过大场面的郭文并不满意。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郭文捆绑了马时中的儿子进行拷打，令其自杀身亡。更有甚者，郭文还脱下马时中的官服，对其极尽凌辱之能事。有沛县百姓不满郭文的所作所为，与之理论，郭文竟指使家奴击杀其中二人。随后，马时中被锦衣卫逮至京城，贬官至广西。这是宦权张扬的一个案例。宦权张扬之下，即便官员，也没有人身安全，更谈不上有什么人格尊严；至于寻常百姓，则更是命如草芥。成化朝尚膳监太监出行时，有退避稍缓者，太监们就下令将他们悬绑于墙上，鞭打至死。而面对如此暴行，法司竟不追问，置若罔闻。
一方面宦官们自汪直以下人人牛气冲天，另一方面宪宗皇帝冷眼旁观，甚至在各个层面上对外臣另眼相看，变相降低他们的待遇。成化二年三月初十，宪宗下令折减在京文武官员的折俸钞，一石俸米由原来折钞25贯减为10贯，以此大幅度降低官员们的工资。成化十六年，宪宗调整文武官吏俸粮折布的比率，规定粗布一匹可折米30石，从而创造了史上最强的俸粮折布比率，以此变相降低大批官员的工资，在经济待遇上直接打击他们。
在政治待遇上皇帝也厚此薄彼，对太监汪直、尚铭、钱能等委以重任的同时，还推行传奉官制度。所谓传奉官，是指不经吏部推选，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它的出台在制度层面上削弱了阁权，因为明初官制规定，授官必经由内阁或吏部，现在皇帝直接插手官员推选制度，为其满足某个妃嫔或宦官的私人愿望而安插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员进入帝国官员队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皇权粗暴，是对阁权的践踏，也是对宦权的一种变相庇护。因为很多传奉官都是太监出身，这也是成化朝自宫求进者络绎不绝的原因所在。成化十九年，御史张稷在一份奏疏中质疑说，自有传奉官后，“文臣有不识一丁者，武臣有未挟一矢者；有父子并坐一堂者，有兄弟分踞各署者，更其者有军匠逃匿，易姓进身；官吏犯法，隐罪有宠，一日而数十人得官，一署而数百人寄俸，自古以来，有如此之政令否”？只是张稷的质疑无人可以回答得了，因为一切都是既成事实。
宪宗在位23年，只在成化七年召见过一次阁臣，这是他执政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这个结结巴巴的男人似乎不喜欢跟外臣直接沟通，他处理政事的方式是由“太监择而奏闻”，随后再作出批示。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是跟太监在一起，就是跟万贵妃在一起，要不就跟僧侣在一起。这个皇帝的生命里，缺少阳刚之气。不妨这么说，成化朝那些诡异与荒诞气质的形成，宪宗是始作俑者。
诡异风景
成化十五年，监察御史陈鼎透露：自成化二年至十二年，朝廷共度僧道达14.5万余人，而私造度牒者尚未知其数。陈鼎认为这些人“游食在下，奸盗诈伪，无所不为，不早为处置，大则聚集山林谋为不轨，小则兴造妖言煽惑人心，为患极大”。他又在上疏中指出“今苏州等屡获强盗，多系僧人”，因此请求有关部门严加查处。
[ 1 ] [ 3 ] 事实上僧道泛滥问题不是成化朝才有的，从英宗到代宗，僧道泛滥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向佛、向道，僧道才云集北京；另一方面，僧道泛滥总又与宦官的特殊权力纠结在一起。从王振开始，大大小小的太监们总是招佛向道，在满足其病态心理需求的同时，也让宦官的权力走向诡异与畸态。
宪宗在这个问题上也概莫能外，甚至变本加厉。他宠幸番僧，广封国师。这些被封的国师地位极高，服食器用等规格参照王制，出入时达官贵人都要避让他们。他们的几千个徒弟也加封号为“真人”、“高士”，僧道泛滥一时呈现汹涌之势。
但宪宗的问题不仅于此，他在向佛、向道的同时还亲近方士。方士李孜省在成化十五年四月被皇帝授予太常寺丞。太常寺丞一职掌管祭祀，关系到一个王朝的礼仪格局与帝国的气质走向。李孜省学的是五雷法，精通的是符�术，他同时交好宦官梁芳、钱义，是一个媚时、媚上、媚势的小人。御史杨守随指出：“太常职司祭祀，应慎重选人，怎可用赃秽罪人？”给事中李俊也认为太常寺丞所用非人，请求皇帝罢免李孜省的职位。宪宗迫于舆论压力，只得罢去，却又同时任命李孜省为上林苑副监，还送他两枚印章，一枚印章刻“忠贞和直”四个字，另一枚印章刻“妙悟通微”四个字，还许他可以密封奏请。密封奏请是一种政治待遇，表明了皇帝和李孜省的特殊关系。李孜省由此飞黄腾达。
当然对宪宗来说，李孜省受宠只是个案。在他手下以传奉官名义升迁的方士僧道总共达数千人。他们和李孜省一道，构成了帝国官场的奇异风景，令人侧目，也令人骇然。
帝国官场的诡异风景不止于李孜省，在成化朝受宠的人还有和尚继晓。这个江夏（今湖北武昌）僧人懂秘术，并以秘术打进帝国官场。在宦官梁芳的引荐下，继晓摇身一变为“通玄翊教广善国师”，并成为宪宗的宠儿。宪宗帮助他建大永昌寺，强迁居民数百家，费国库银数十万；宪宗甚至旌表他出身娼妓之家的母亲朱氏为贞烈之女。人间的基本原则与伦理判断至此黑白颠倒，帝国官场的诡异风景泛化为一场道德灾难，这个王朝的病已是不可救药了。
或许在这里还应该对道德灾难做一个展开描述，因为它不仅仅是朱氏一个人的事，社会风气的奢靡、奸滑与颓废几乎已经渗透到各个层面。成化六年，京师大旱歉收，朝廷却奢靡不止。宪宗狂爱万贵妃，梁芳、陈喜则秘献房中术，更有奸人屠宗顺以奇珍异宝来获取高官厚禄。与此同时，在京的游僧数以万计，挥之不去。皇帝饲养在京城百兽房及清河寺的珍禽异兽每日所费不赀，户科给事中邱弘上疏请求放生以节约国用，宪宗置之不理。与此同时，军队腐败风气也开始四处泛滥，这一点连皇帝自己都不讳饰。成化三年二月初八，宪宗愤怒地说：“在京军士大都有名无实，视其名则案牍充盈，实则队伍空虚。开粮之际堵塞仓衢，受赏之日溢满禁涂，及至欲收集队伍赴边御敌，累至旬日不能集起数万。这都是因为总兵等官纵之归林，役之私用，其弊甚多……”就像宪宗皇帝所说的那样，看花名册满眼都是士兵，开粮受赏的时候真是人山人海，但实际上部队的将官大多将兵士挪为私用，以致真到打仗时连几万兵都凑不起来。军队之腐败糜烂，可谓触目惊心矣。
成化十九年前后，北京城的守卫部队大多去修卢沟堤岸、大慈恩寺以及京仓、通州仓去了。京师武备一时大为松懈和空虚。兵部尚书张鹏忧心忡忡地上疏说：“京师武备用来控制四夷，必须养成蓄锐于无事之时，方能折冲御侮于有事之日。近来工役频繁，无暇训练，一旦征发，恐不足用……”但张鹏的忧虑只看到了“面”没看到“里”。当时的军队腐败风气不仅仅在于武备松懈、无暇训练，还在于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以公谋私上。这一点定西侯蒋琬分析得可谓透彻，他上奏说：“营帅、宦官习以军士供私役，谓之‘应役’；市井游贩之徒，以窜名军籍，为避操练之苦，行贿于官，谓之‘买闲’。而提督守营诸官，又诡以空名支饷，中饱私囊，以致缺伍者以万计。”如此弊端，军队哪有战斗力可言？军队腐烂了，还怎能保家卫国？
事实也的确如此。明帝国从朱棣时的开疆拓土、志存高远，到宪宗朝的危机四伏、苟且偷安，其中的差距不可以千里计。朱棣五征漠北，虽然最终成就不大，但帝国的气势却是咄咄逼人的，反观宪宗一朝，周边番国都已蠢蠢欲动，仿佛看透了明帝国的虚荣与不堪，个个试图趁机捞上一笔。
成化元年开始，鞑靼连年对明帝国扰边，他们先后进入河套地区，骚扰抢掠延绥、平凉、灵州、固原以及大同宣府等地。成化七年，帝国大张旗鼓对鞑靼一战，仅杀敌170余人。出征将领朱永、王越认为鞑靼以数万兵出入边塞，而明军能战者不及一万，又分散防守，无法御敌，所以建议皇帝大举发兵搜套，如此才是长久之计。但兵部给出的意见是“马瘦饷缺”，搜套之议不能行。如此，鞑靼扰边问题绵延数十年时间无法解决，终成帝国边患。
北边鞑靼走强，南边安南（今越南）也不甘示弱。从成化四年开始，安南国王黎灏派兵相继入侵广西凭祥、广东琼州、雷州、珠母海（今北部湾）等地，一时气焰大涨。安南从昔日的进贡国一举转变为入侵国，这其中明帝国军队腐败、实力下降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鞑靼、安南之外，土鲁番竟也对明帝国存了觊觎之心。成化八年冬，土鲁番王阿力率兵袭击哈密，明帝国兵部上疏建言称：“哈密乃西城之咽喉，如弃而不救，恐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西）、罕东（今甘肃敦煌）等卫亦为之所胁，酿成边患。”但是讨还哈密的征程却极其漫长。宪宗先是派遣锦衣卫千户马俊前往土鲁番宣读谕旨，促其归哈密侵地，无果。因为对方藐视了明帝国的存在。成化十年冬帝国准备一战，依旧无功而还。直到成化十八年春，帝国派出万人的大部队夜袭哈密城，才最终收回。成化朝中衰之狼狈情状，可见一斑。
外戚干政和党争
天顺八年（1464年）七月二十日，吴氏被立为皇后。八月二十二日皇帝以吴氏“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的罪名，将其废居别宫――皇后从立到废，只用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吴氏被废的背后，真正的操纵者是万氏，深受宪宗宠爱的万氏。天顺八年时宪宗17岁，万氏36岁。在成功操作吴皇后下台后，万贵妃宠冠后宫，连随后上台的王皇后也不敢与之交锋。这是万贵妃能力之所在，当然也是皇帝对其一往情深的体现。
不过皇帝的情史不是我们叙述的重点，在帝王的人生大格局里，情史背后的政经影响力或它们之间互为作用的因果关系才是重点。万贵妃宠冠后宫后，在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初四，宪宗下令升万安为后府带俸都督佥事，万祥为指挥同知，万家仆人徐达为指挥佥事，可世袭，甚至舍人丁安、万泰、王贤也被授百户。万贵妃家人皆得官，这是一个女人长袖善舞所导致的官场影响力，也是明帝国外戚干政的开始。
外戚干政，最恶劣的影响当属士大夫气节的丧失。这是一个王朝走向沉沦的标志，而内阁首辅万安的气节则尤成问题。这位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进士做人一点都不正统，他后来之所以当上内阁首辅主要有两“靠”。一靠巴结万贵妃。万安巴结万贵妃的经历可以说无耻之至，万安是眉州（今四川眉山县）人，万贵妃是诸城（今山东诸城县）人，两地距离遥远，万安与万贵妃也无亲缘关系，但万安却凭同一个姓，将自己化身为万贵妃的侄子辈。其摇尾乞怜之丑态，可见一斑。二靠向明宪宗进春药而得宠。万首辅在给宪宗的奏疏中大谈房中术，以之巴结。就是这样一个人，做内阁首辅的时间长达十年。万安做内阁首辅，最大的特点是行政不作为。他的行政不作为与宪宗的行政不作为相映成趣，充分表达了一个时代的无力与无能。宪宗执政23年，只在成化七年召见过一次阁臣。而万安是怎么做的呢？“皇上召见，无奇谋至计，只知呼万岁而已”。万安“万岁阁老”的称呼，由此而来。相比较而言，万历年间，神宗虽然也数十年不见臣子，但外臣们还是兢兢业业，有所作为，而万安只知呼“万岁”，其平庸无能，不言自明了。
外戚干政其实是成化朝朝政懈怠的原因之一，成化朝朝政出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党争开始出现。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尹�与万安过招，构成了尹�之子尹龙之狱，包括通判王范，经历张�，侍郎侣钟、秦�，大理寺丞刘在内等多名官员被贬、被罢。尹龙之狱的出现可以说搅乱了正常的官场秩序而开明代党争之先河，是帝国权力博弈的一大恶果。在传奉官制度广为奉行之后，历朝历代难以避免的党争又开始浮出水面，成化朝已然步入不可收拾的境地了。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宪宗去世，年仅40岁。死前一个月，陕西临潼、咸阳一带地震，史书上记载：“声如雷，房屋多坏，死者甚众。关中地区，声如雷，山多崩圯，庐舍多倒塌，压死一千九百余人。”但皇帝不以为意。帝国问题多多，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地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况且天灾人祸，不是他可以左右的，也不是他愿意打心眼里在意的。这一年，皇帝唯一在意的事情只有一件：万贵妃于正月初十暴病而亡。由此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寄托坍塌了，这直接导致他的人生随后戛然而止。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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