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大江健三郎 地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演讲实录 我是一个已经步入老境的日本小说家，我从内心里感到欣慰，能够有机会面对北大附中的同学们发表讲话。今天这个讲话的稿子，预计在日本也将很快出版。像这样用同样的话语对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进行呼吁，并请你们倾听我的讲话，是我多年以来的宿愿。
战争结束后，母亲便从皮箱里取出《鲁迅选集》并送给了我。
在你们这个年龄时，我所阅读的中国小说家是鲁迅。当然，是借助翻译进行阅读的。在那之后直至20岁，好像还数度阅读过鲁迅的作品，尤其是被收录到《呐喊》和《彷徨》中的那些篇幅短小、却很尖锐、厚重的小说。因此，不久前我的中国朋友向我询问“您最初阅读鲁迅小说时大概几岁？”，这个问题我一直难以准确回答。
不过，若说起“在哪儿读的？读了哪些作品？”等问题的话，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是在日本列岛叫作四国的岛屿上，一片大森林里的峡谷中的村子里读的。沿河而建的那排房屋里有一间是我的家。在我家那不大的房屋前有一个院子，院里生长着一株枫树，我便在那棵树的大树枝上搭建了一座读书小屋，坐在狭小的地板上阅读小开本的文库版图书，是“岩波文库”系列丛书中的一册。让我觉得有趣并为之感动的，是《孔乙己》和《故乡》这两个短篇小说。然而，准确说来，是什么时候读的这书呢？
现在终于可以回答出这个问题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在出版了刚才说到的“岩波文库”的那家出版社工作。我请这个朋友复印了出版社作为资料保存下来的那本书的第一版版本。然后，我怀着亲近感着迷地阅读了《孔乙己》。刚开始阅读不久，就读到了“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这一行，于是，记忆便像泉水一般从此处涌流而出。这里所说的镇子，就是经常出现在鲁迅小说里的鲁镇。
我本人也回想起，最初读到这一节的时候，确实从内心底里这样想道：
“啊，我们村里成立了新制中学，这真是太好了。否则，也已经满了十二岁的自己就上不成学校，将去某个店铺里当小伙计！”
1947年，也就是我12岁的时候，阅读了《鲁迅选集》（佐藤春夫、增田涉译）中这两个短小的作品，是作为我进入新制中学的贺礼而从母亲手里得到这个小开本书的。母亲是一个没什么学问的人，可她的一个从孩童时代起就很要好的朋友却前往东京的学校里学习，母亲以此作为自己的骄傲。此人还是女大学生那阵子，对刚刚被介绍到日本来的中国文学比较关注，并对母亲说起这些情况。我出生那一年（1935年）的年底，母亲一直没能从产后的疲弱中恢复过来，那位朋友便将刚刚出版的岩波文库本赠送给她，母亲好像尤其喜欢其中的《故乡》。然而，两年之后，也就是1937年的7月，战争（抗日战争――编者注）开始了。那一年的12月，占领了南京的日本军队制造了大屠杀事件。这时，即便在日本农村的小村子里，也已经不再能说起有关中国文学的话题。于是，我母亲便将包括岩波文库本《鲁迅选集》在内的、她那为数不多、却被她所珍视的书籍藏进一个小皮箱里，直至度过整个战争时期。在此期间，我的父亲去世了，我升入中学的希望也越来越遥远了。实际上，也曾听说母亲打算让我去做雇工（住在雇主家里见习的少年雇工），并在某处寻找需要小伙计的店铺。
1945年，战争结束了，战败了的日本在联合国军的占领下制定了新宪法。就连我们小孩子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新宪法中有个不进行战争、不维持军备的第九条。教育制度也在民主主义原则下得到改革，村子里成立了新制中学，我作为第一届一年级新生升入这座中学。于是，母亲便从皮箱里取出《鲁迅选集》并送给了我。
我还曾被问道，当时你为什么喜欢《孔乙己》？最近重新阅读这部作品时，发现那位叙述者、也就是咸亨酒店被称之为“样子太傻”的小伙计，与自己有相同之处。当那位多少有些学问、却因此招致奚落的贫穷顾客孔乙己就学习问题和自己攀谈时，少年“毫不热心”；但当这位客人落难之时，少年随即也流露出了自己的同情。我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与这位少年有相似的地方。
不过，在持续和反复阅读的过程中，我深为喜爱的作品却变成了《故乡》。尤其是文章的结尾处，每当遇见新的译本，就会抄写在笔记本上，有时还会把那段中文原样抄到纸上，然后贴在租住房间的墙壁上。当时我离开了儿时的伙伴，离开了大森林中的家，同时寂寥地想象着将来：我也许不会再住回到这个峡谷里来了吧，随后便第一次来到东京开始了自己生活。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自己所在社会的进程停滞时，就必须离开其专业领域，作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感到担忧的非专业人士聚集起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职。
接下去我想说的是，与希望并在的另一个话语――未来。
我是一个无力而又年迈的小说家，只是我认为，小说家是知识分子。这是三年前因白血病而去世的、我多年来的朋友、美国的文学研究家爱德华・萨义德的观点。被称之为学者、新闻工作者、小说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的那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用自己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着工作。但是，当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社会的进程停滞时，就必须离开其专业领域，作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感到担忧的非专业人士聚集起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围绕日本社会进程，我也与那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一同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好。我认为，这是由日本政治家的责任所导致的。我在想，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对于日本和中国这两国年轻人之间的未来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以及建立在该基础之上的合作，当然还有因此而构建出的美好前景，无论怎么说都是非常必要的。我想说的是，我认为现在日本的政治家（直接说来，就是小泉首相）有关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错误的。我想就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谈谈自己的见解，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我年轻的时候从法国一位大诗人、评论家那里学来、并一直认为是正确的。
小泉首相有关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今年（2006年）8月15日，小泉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早在两年前，我就在报上表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是开拓日中关系新道路的第一步。长期以来，还有很多日本知识分子持有和我相同的观点。然而，尽管小泉首相的任期行将结束，作为最后一场演出，他还是参拜了靖国神社。于是，他作了这么一番发言：在海外诸国中（具体说来，就是中国和韩国吧），有些人说是“考虑一下历史吧”。国内那些批判者也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是“考虑一下目前国际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吧”。可是，小泉首相认为自己的指向是未来。较之于过去和现在，自己是以未来作为目标的，是以与那些国家在未来共同构建积极而良好的关系为指向的。这是小泉首相对自己参拜靖国神社这个现在时的行动所作的发言。
我们日本知识分子也在很认真地倾听着来自海外的批判。现在，不但政府那些领导人的声音，因特网上很多人的声音也直接传了过来。他们把日本在过去那个军国主义时代针对亚洲的侵略作为具体问题，批判日本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岂止不进行反省和谢罪，还采取了将侵略战争正当化的行动。
在那种时候，自己竭力忘却过去，在现实中又不负责任，在说到那些国家与日本的关系时，怎么可能构想出未来？日本周围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那个国家的民众，又怎么可能信任这位口称“那是自己的未来指向”的日本政治领导人呢？！
[ 2 ] [ 3 ] [ 4 ] 对于如此作为的小泉首相的未来指向，我们日本知识分子持有这样的批判态度：这种未来指向最大限度地否定了我们日本这个国家和年轻的日本人本应拥有的真正的未来。
“我们生活于现在，而生活于现在即是在迈向未来；我们现在生活着，呼吸着，摄取着营养并四处活动，这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从事的劳动；我们生活于现在，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创造未来；因为，这是为了自己，为了社会，为了国际社会，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接下去，我要说说19岁时在大学的教室里为之感动、并将这种感动贯穿自己生涯的、有关定义未来的那些话语。
这是在法国引领了20世纪前半叶的大诗人、评论家保尔・瓦莱里于1935年面对母校的中学生们进行讲演时说过的一段话。我曾将这段话语翻译过来并引用在了自己的小说《两百年的孩子》之中，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这段话语。瓦莱里是这么说的：
我们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创造未来。我们呼吸、摄取营养和四处活动，也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进行的劳动。虽说我们生活在现在，细究起来，也是生活在融于现在的未来之中。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
有关未来的这个定义做得确实非常出色。因此，我似乎没有必要另外加以说明。我只是想把该讲演中的这一段话语送给北京的年轻人，而且，回到日本后如果得到讲演的机会，也会把今天这段话原样传达给东京那些年轻人。
下面，我要讲述这一段话语在我身上唤起的几个思考，从而结束今天的讲话。
首先，我想请大家注意我所引用的瓦莱里这段话的结尾处。我再读一遍，就是“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这一处。
关于过去，唤起回忆也好，后悔也罢，若确实有意义的话，那又是怎样的意义呢？我想出了自己的答案。瓦莱里进行这场演讲那一年，他已64岁了。瓦莱里知道，已经步入老境的自己如果只是回顾流逝的过去，只是回忆年轻时曾有过这样或那样快乐的往事等等，是不可能产生积极意义的，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人生中产生足以生成新因素的力量。
那么，后悔又如何呢？自己在年轻时曾做过那般愚蠢的事情，曾对别人干下残酷无情的事情……现在回想起这一切便感到后悔了。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上了年岁后都会想起这样一些往事并为之而后悔。作为一个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此这般地后悔就能够产生出积极意义吗？对于生成某种新因素就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吗？只是一味沉沦于对过去所做坏事而引发的痛苦、遗憾以及羞愧的回忆之中，后悔自己如果没做下那坏事就好了……
但是，瓦莱里的思考却进入了另一个层次。瓦莱里认为，我们生活于现在，而生活于现在即是在迈向未来；我们现在生活着，呼吸着，摄取着营养并四处活动，这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从事的劳动；我们生活于现在，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创造未来；因为，这是为了自己，为了社会，为了国际社会，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瓦莱里告诉我们，在这种时候，对过去的回忆才会产生意义，将恢复我们曾经失去的真善美，使得未来比现在更为美好，更加丰厚；在这种时候，后悔也将产生意义，使得未来不会再度出现我们为之悔恨不尽的那些愚蠢的、恐怖的和非人性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就要开始创造美好的未来。
我认为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我从内心里想把这些话语赠送给北京的年轻人、甚至尚处于孩子年龄的你们。同时，我也想把这些话语赠送给东京那些年轻人、甚至尚处于孩子年龄的他们。
我是一个已然71岁的老年小说家，我深为未来的日本人的命运而忧虑。
现在，日本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日本人与中国人在精神领域非常重要的深处的关系，究竟出现了哪些恶变？那就是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不愿意重新认识侵略中国和对中国人民干下极为残暴之事的历史并毫无谢罪之意。岂止如此，他们的行为还显示出了与承认历史和进行谢罪完全相悖的思维。小泉首相在今年8月15日进行的参拜，就显示出了这种思维。其实，较之于小泉首相本人一意孤行的行为，我觉得更为可怕的，是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由日本几家大报所做的舆论调查报告显示，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挺好的声音竟占了将近50%。
小泉首相很快就要离开政权，作为其最后的演出，他于8月15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作为已经过去的事物，挺好！很多日本人也许是以过去时态发出了这种支持的声音。然而，我却无法忘却瓦莱里所说的那些话语――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创造未来，准备未来。我是一个已然71岁的老年小说家，我深为未来的日本人的命运而忧虑，尽管那时像我这样的老人已经不在人世。而且，我，还有我们，被一种巨大的悔恨所压倒，那就是没能在日本与中国、日本人与中国人之关系这个问题上达到目的并迎来巨大转机。
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
然而，你们是年轻的中国人，较之于过去，较之于当下的现在，你们在未来将要生活得更为长久。我回到东京后打算对其进行讲演的那些年轻的日本人，也是属于同一个未来的人们。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我憧憬着这一切，确信这个憧憬将得以实现。为了把这个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的年轻人以及东京的年轻人，便把这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然71岁的日本小说家，要把自己现在仍然坚信鲁迅那些话语的心情传达给你们。70年前去世的鲁迅显然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惟有北京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与东京的那些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之时，鲁迅的这些话语才能成为现实。请大家现在就来创造那个未来！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注：演讲全文有所删节）
现场互动
大江文学里的中国元素
问：记得您于2000年访问中国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外文所几位学者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为您饯行，席间您曾提起母亲对您的影响，说是“很小的时候，我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因子。没有鲁迅和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存在，就不会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您当时说到的来自中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鲁迅的影响。您最初阅读鲁迅作品是在什么时候？
大江：最初阅读鲁迅作品的时期，我下力气做了一番调查，委托岩波书店的朋友复印了他们作为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原版书，再联想到母亲临去世三年前对我说过的话语，我现在可以确切地认为，是在12岁那年。
问：您当时阅读了哪些作品？还记得阅读那些作品时的感受吗？
大江：有《孔乙己》、《药》、《狂人日记》、《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白光》、《鸭的戏剧》和《社戏》等作品。其中，《孔乙己》中那个知识分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孔乙己这个名字也是我最初记住的中国人名之一。要说印象最为深刻的作品，应该是《药》。在那之前，我叔叔曾从我父亲这里拿了一点儿本钱，在中国的东北做过小生意，把中国的小件商品贩到日本来，再把日本的小件商品贩到中国去。有一次他来到我们家，灌装了一些中国式香肠，长长的悬挂在房梁上，还为我们做了中国式馒头，饭后还剩下几个馒头就放在厨房里。听说我正在阅读鲁迅先生的《药》后，他就吓唬我说，作品里那个沾了血的馒头和厨房里那几个馒头一模一样。听了这话后，我的心猛然抽紧了，感到阵阵绞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内心的绞痛。
[ 1 ] [ 3 ] [ 4 ] 当时我很喜欢《孔乙己》，这是因为我认为咸亨酒店那个小伙计和我的个性有很多相似之处。《社戏》中的风俗和那几个少年也很让我着迷。当然，《白光》中的那个老读书人的命运也让我难以淡忘……
问：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通过日本学者的译介接触了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等的思想。无论从《野草》中的“过客”身上，还是在《呐喊》自序中那座“没有窗子的铁屋子”里，以及在“文化偏至论”的相关论述中，我们都可以读出以下一些关键词：绝望、希望、死灭、救赎、悲悯。如果由此延伸开去，还可以读出隐于文字背后的另一些关键词：人道主义、生存状态、荒诞等等。当然，法国的现代存在主义与这种人道主义传统也是相通的。我想了解的是，您在阅读并接受鲁迅影响的同时，是否把其中与现代存在主义相通的某些要素也一并吸收了过来，然后自然也是必然地选择了萨特和存在主义？
大江：我不知道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接触了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思想。你刚才说到我在阅读鲁迅作品的同时，把其中与现代存在主义相通的某些要素也一同吸收过来，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了萨特和存在主义。关于这种说法，我从不曾听人说起过，当然，我本人也从没做过这样的联想。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六年前我在《北京讲演2000》里就曾说起过，“在那段学习以萨特为中心的法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小说的大学生活里，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通过将鲁迅与萨特进行对比，我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于是，鲁迅成了我的一种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学者得以相对化并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将鲁迅视为批评标准的做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总之，你刚才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现在细想起来，鲁迅确实和克尔凯郭尔并肩站在黑暗的、深不见底的绝望之海上寻找着希望……至于你说到的欧洲人道主义，我觉得有必要注意到法语中humanisme和英语中humanism的细微差异。
问：说到希望这一话题，我想起了您于2005年10月出版的《别了，我的书！》。这是《被偷换的孩子》三部曲中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封面的红色腰带上，我注意到您用白色醒目标示出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这几个大字。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是您对鲁迅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当下所做的最新解读。当然，在您对这句话的解读中，希望的成分显然更多一些，更愿意在绝望中主动而积极地寻找希望。
大江：（大笑）是的，这句话确实源自于鲁迅先生有关希望与绝望的话语，不过，在解读的同时，我融进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非常喜欢《故乡》结尾处的那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希望，就是未来，就是新人，也就是孩子们。这次访问中国，我将在北大附中发表演讲，还要和孩子们一起座谈。此前我曾在世界各地做过无数演讲，可在北京面对孩子们将要做的这场演讲，会是这无数演讲中最重要的一场演讲。
问：从1955年到2005年，这期间经历了整整50年，跨越了您的整个创作生涯。从您在1955年习作中对鲁迅作品话语的引用，到2005年《别了，我的书！》封面上所标示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是否可以认为，您对鲁迅的阅读和吸收贯穿于您这50年间的创作生涯？另外，您目前还在阅读鲁迅吗？
大江：我对鲁迅的阅读从不曾间断，这种阅读确实贯穿了我的创作生涯。
与乌托邦同在的根据地
问：1960年您就第一次访问了中国。听说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代表团一行，您能详细说说当时的情景吗？
大江：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周恩来总理要出席晚宴，只是进入全聚德烤鸭店一个很大的房间时，才发现周总理站在门边和每个团员握手并表示欢迎。当然，我是代表团最年轻的团员，在这种场合，每次照例都站在队列的最后。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轮到我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竟用法语和我说话，可见他知道我是学习法国文学专业的。
问：还记得周总理对你说了些什么吗？
大江：6月15日那一天，日本有500多万人示威游行，反对国会将于翌日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就在当天夜晚，包括东京大学学生在内的游行队伍包围国会，与机动警察发生了冲突，东京大学女生桦美智子被打死。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周总理用法语对我说：“对于你们大学的同学的死亡，我表示哀悼。”听了这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于是，周总理就让工作人员端来两杯茅台酒，说是要按中国习俗纪念故人。看着周总理一抬胳膊，姿势非常优美地将那杯酒喝了下去，我也学着他的模样，把那杯掺混着泪水的茅台酒一口喝了下去。在那之前，我从没有喝过白酒，不知道那酒会很辣，于是我的泪水流得就更多了。喝下这酒后，周总理嘱咐我不要哭，“要化悲痛为力量”。
问：又过了几天，毛主席在上海会见了代表团一行，是吗？
大江：当时，周恩来总理就坐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我则坐在桌子对面。
问：您和您的同学们在大学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吗？
大江：是的，在学校时，我确实读过《毛泽东选集》。
问：在您的作品《同时代的游戏》中，有“通过现世的革命和建设达到理想之境”这样一个意思。您在书中构建的根据地是否是以毛泽东最初创建的根据地为原型的？
大江：正如你指出的那样，我在这部文学作品中构建的根据地确实源自于毛泽东的根据地。而且，我也确实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接触过根据地，记得是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前半部分。
问：是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里吗？
大江：是的，应该是在此类文章里。围绕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在文章里做了很好的阐述。后来在大学里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后，我就想，我的故乡的农民也曾举行过几次暴动，最终却没能坚持下来，归根结底，就是没能像毛泽东那样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可是日本的暴动者为什么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呢？如果建立了根据地，情况又将如何？这是我一直思考着的问题，就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了。
“为了孩子们，为了未来……”
问：从2000年12月到2003年11月这三年间，您创作了《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两百年的孩子》共三部长篇小说，同时创作了《在自己的树下》和《致新人》这两部随笔集。从这五部不同体裁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这些书名或内容里都醒目地含有孩子、童子和新人的字样。您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大江：为了拯救孩子们，为了他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这次到中国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到北大附中去进行演讲。在我的一生中，我曾进行过很多演讲，但这次在北大附中的演讲，是这很多演讲中最重要的一场演讲。我今年七十一岁了，最多还可以有效工作五年，活上十年，已经谈不上什么未来了。可是孩子们必须走向未来，而且，他们在未来将会生活得更为长久。因此，他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就要开始创造美好的未来，而不是充满黑暗和恐怖的未来。
为了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憧憬，就像我在《别了，我的书！》结尾处已经表明的那样，我要把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征候”都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动机，也是我晚年的工作。尤其在目前这个严峻的时刻，我越发相信鲁迅先生这样一句话：“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1 ] [ 2 ] [ 4 ] 我要告诉北京的孩子和东京的孩子，只有当他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时，鲁迅的这些话语才能成为现实。其实，在去北大附中演讲的前一天晚上，夫人曾从东京打来长途电话，要我在讲演当天的早晨多吃一些早餐，以增强体力，嘱咐我“为了日本，为了孩子们，为了未来，一定要努力作好这场演讲！”我已经和北京的孩子们约定，回到日本后，我一定面对日本的孩子们作同样的演讲……
（特别鸣谢：光明讲坛；感谢许金龙先生全文翻译了大江先生的演讲）
相关背景：大江健三郎五次访华经过
第一次访华
1960年6月，包括大江在内的日本作家代表团一行先后访问了广州、北京、上海和苏州等地，与中国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流，并多次参加声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的集会。
同月1日，代表团一行在中国科学院广东分院出席中国对外友协广州分会和中国作协广州分会共同举办的欢迎集会，于翌日乘车北上。4日，代表团一行由广州抵达北京，受到各界盛大欢迎，大江应邀为《世界文学》杂志撰写特邀文章《新的希望之声》。5日，受中国作协主席兼《世界文学》主编茅盾接见，并出席中国对外文委和中国作协共同举办的欢迎大会。6日，受陈毅副总理接见。7日，参加北京文艺界举办的欢迎集会。8日，在政协礼堂参加由中国对外文委、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共同举办的欢迎大会。9日，参观历史博物馆，晚间出席由郭沫若副委员长举办的宴会。12日，参观十三陵中的定陵和长陵，并登上长城的八达岭。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日两国文学家在反美斗争中团结起来！”的评论文章。13日，参观石景山钢铁公司，并与该厂工人直接交流。14日，在北京大学与北京的各大学教授代表会谈。16日，大江与竹内实、开高健一同会见中国作协秘书长郭小川。此前一天，日本全国580万人示威游行，反对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学生游行队伍在国会大厦前遭警方镇压，东京大学女生桦美智子死亡，另有千余示威者受伤，182人被捕。翌日（16日）晚间，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招待代表团全体成员，用法语向从东京大学毕业不久的大江健三郎通报该消息并表示慰问，激励大江要“化悲痛为力量”。19日，由北京飞往上海。20日，参观上海博物馆。晚间，出席欢迎宴会。21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作亲切交谈。23日，参观马桥人民公社。25日，前往苏州游览。27日晚间回到北京，并于翌日参观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展。自该日起，在北京各处游览和参观。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由中国对外文委和中国作协共同举办的送别宴会。楚图南、茅盾、廖承志、李德全、阳翰笙、老舍、梅兰芳等作陪。3日，代表团一行由北京飞往广州。6日，由香港乘坐英国海外航空班机到达东京。
第二次访华
1984年11月，大江先生参加以井上靖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胡耀邦总书记的接见，参观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后感叹鲁迅是“具备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这是对鲁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精彩诠释。其后，随团相继访问了新疆、西安和上海等地。
第三次访华
2000年9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之邀，大江先生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访问中国。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位（第一位是泰戈尔），解放后第一位诺奖获得者访问我国。访问期间，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深受震撼。访问期间，大江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颁发的名誉研究员证书，并对李铁映院长表示，下次来北京，要亲自对社科院的年轻人发表演说并回答他们的问题。
回国后，大江还在电视台热烈赞赏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在北京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并偕同井上厦等著名作家，在国会议事堂召开大型记者招待会，谴责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要求尊重历史，面对历史，对中国等受侵略的国家进行战争赔偿，以此警醒日本下一代记住那段侵略历史，不要重犯历史错误。
第四次访华
2002年2月，访问中国作家莫言故乡，并顺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同月，日本NHK电视台播放其与中国作家莫言的对谈《文学应该给人光明》。
第五次访华
2006年9月上旬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再度访问中国，于9日对该院学者发表题为《北京讲演2006》的演讲。这是大江继六年前所作《北京讲演2000后》外，第二次在该研究机构发表讲演。同日，在西单图书大厦出席为其新著《别了，我的书！》以及《愁容童子》和随笔集《我在暧昧的日本》的中译本举行的签售仪式。这是大江第二次在该处做签售活动。
10日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面对中学生发表讲演《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该标题引自鲁迅《故乡》结尾处最后一句话。11日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举办的“大江文学专题讨论会”，以该所所长陈众议为首的诸多学者将从不同角度对大江文学展开讨论。莫言等中国作家也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论文。
12日至13日间，大江前往南京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与那次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进行座谈。14日，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在京日本人会的邀请，在长富宫进行题为《鲁迅・中国・我》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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