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态文学中有两位约翰:一位是被称为“鸟约翰”的约翰•巴勒斯;另一位就是与之并称的“山约翰”的约翰•缪尔。这两位约翰最初是在1880年代中期短暂相逢过,当时他们作为自然主义者和作家正在进入各自的阵地。1896年,当巴勒斯的山间小屋刚刚落成时,缪尔应邀前来拜访,巴勒斯马上被缪尔的“范围” 打动了――在这个词的智力和地形学的双重意义上。巴勒斯在其日记中记录道:“他是一位诗人,也差不多是一位先知:在他的目光里有点远古和遥远时代的一位。他无法在风景的一角坐下来,如梭罗能做到的那样;他必须有一块大陆作他的操场。”(约翰•巴勒斯:《布罗斯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大学毕业后,缪尔开始徒步旅行,有一次从威斯康辛走到佛罗里达,而且十八年内没有回过家!在加利福尼亚一天早晨,他出去散步,他的女房东问他是否回来吃饭,他回答说大概不回,结果七天后才回来。
尽管这两人都深深地关注自然,充满激情地描写自然,然而,在如此巨大不同的地理和生物地形学中培养和磨砺出的他们各自对地理位置的感觉,却时时显得不相容。巴勒斯发现哈得孙河谷的树林与农场对于他的生活与工作就是足够宽敞的了,缪尔心中却装着一种更大更壮丽的意象和地形。巴勒斯幽默地写到缪尔喜欢讲述他的狗“斯蒂肯”的故事,并把它编织进“冰川作用的整体理论”,巴勒斯称缪尔不能“像梭罗那样,坐在一片风景的一个角落里;他必须有一片大陆做他的游戏场”。但是巴勒斯对缪尔所熟悉和热爱的风景的反应,更多地揭示了他自己的区域主义倾向所导致的限制。
巴勒斯在西部做过几次旅行――1899年作为哈里曼探险队成员去了阿拉斯加,1903年与罗斯福一起去了黄石,1909年与缪尔去了加利福尼亚――在这些旅行期间,他不断地写到那些能令他想起他卡茨基尔家乡的事物。在我们期望看到山的壮丽与宏伟的地方,他描写的却是知更鸟和苹果树。他描写优胜美地的简短日记,依赖的不仅仅是来自农业化纽约州的描述性词汇,而且是基于将荒野驯服的需要,否则他似乎就不能欣赏它们:“它像一座巨大的房子,在里面你能找到一个角落当作窝巢,被古老的花岗岩众神俯视着。山谷谷底具有真正家园的、适于居住的面貌,它的果园、耕地、出色的树木、它清澈沉静的河流……瀑布的灵妙之美,纯净溪流的和蔼表情,几乎使任何地方都变得可以居住了”。(1909年5月1日的日记)
房子、窝巢、果园和耕地――这些离缪尔的优胜美地,离他所描述的风暴、雪暴、他在瀑布后的攀登太远了。荒凉、可怕、陌生的美无法长久地将巴勒斯控制在它的魔力之下。陌生地带往往会窒息而不是激发巴勒斯的想象。在这样的地方他无法长久保持他的认识论立场。他通常的倾向是关注风景如画的局部区域。在《远与近》(1904)中他写道:“太美太壮丽的风景可能会干扰人的日常观点。过一会它就厌倦了。你仅仅需要一种不时出现的情绪。因此,把房子建在风景中最有雄心的地点从来都不明智。相反,寻找一个更谦卑、更隐秘的角落,你能用你的家园与家庭的本能将之温暖和填满……在某些事情上,一半往往比全部更让人满意。”
对地理位置的不同感觉,田园与荒野、驯服与崇高之间的悬殊差异,能帮助我们区分“两约翰”的作品。缪尔的作品多是被他的政治敏感、文学激进主义所点燃的,它演化成了现代环保运动。巴勒斯的环保伦理不像缪尔那么集中,当然也更为区域化和个人化。
缪尔的巨大贡献在于给人类对荒蛮自然的激情、荒野的意义提供了直率的文学表达,而这些在美国文化讨论中是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牵扯到环境,没有任何文学人物对美国政治与历史的现实起到过更大的影响。作为1892年山岭俱乐部的奠基人,缪尔在建立国家公园体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其他重要的环保立法也具有直接的影响。作为美国环境运动的奠基者,约翰•缪尔是最具有肯定力量的美国作家。在他的典型文章中,叙述者(缪尔本人)通过学习、冒险、困难或危险,朝向万物永恒联合的理解前进。自然的美是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签名,人类领略野性之美的能力表明他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这种“肯定”的哲学贯穿于缪尔的全部作品。下面我们将集中考察缪尔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像爱默生、梭罗一样,缪尔也习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在自然现场中的所见所感,他的日记是他写作的素材。他一生共记了六十本日记,他的日记非常随意。而他以日记形式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山间夏日》,完全以日期为线索。
缪尔非常反对人类纯粹实用性地对待自然,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是生态文学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在《山间夏日》6月7日的日记中,他批评了牧羊人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羊倌’称杜鹃花是‘羊的毒药’,奇怪造物主创造它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剪下来的羊毛盖住了可怜人的眼睛,除了羊毛,眼前的一切几乎全都变得暗淡无光,全都不被放在眼里了。” 在6月13日的日记中,缪尔描绘了他长时间坐在高高的叶子下面,享受这野生叶子搭成的凉亭,“仅仅一片叶子铺展在头上,世间的烦恼就被赶走了,随之而来的是自由、美好和安静”。无论怎样坚硬的心,都难免要被这些神圣的蕨类植物打动。然而,在这么可爱的时刻,他发现牧羊人经过一片最美的蕨类植物时,竟然没流露出比他的羊更多的感动。而当他问牧羊人“会把这些庄严的蕨类植物想象成什么”,他得到的回答就是,“啊,他们不过是大――大刹车闸。”意思就是能让羊群一下子停住,贪婪啃吃的食物。再如8月4日的日记:“似乎奇怪,去优胜美地的游客并不怎样被它非凡的庄严所打动,好像他们的眼睛都被蒙上了绷带,耳朵也被堵住了。我昨天见到的游客,大部分都在低头走路,好像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全然不觉,而此时,流水从四周所有的山脉聚集于此赶赴圣会,巍峨的岩石正在水的宏大的圣歌中颤抖,水创造出的音乐也许引来了天堂里的天使。然而,那些看起来有名望甚至是有头脑的人,正把虫子固定在弯曲的金属鱼钩上钓鲑鱼――他们把这称之为休闲。要是经常做礼拜的人一边在用来洗礼的圣水器里钓鱼,一边听牧师布道,从而打发那段无趣的时光,这种所谓的休闲也许不是太坏;但是在优胜美地神殿里,当上帝自己正在宣讲他的庄严的山水诗篇时,怎么可以安心于垂钓,在鱼为生命痛苦做出的挣扎中寻找乐趣呢?”
要想破除人类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通病,首先就要认识到万物依存的道理,正如缪尔所言,“当我们试图把任何一个事物单独摘出来,我们发现它与周围的事物密不可分。”在7月20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这广大的荒野要保持健康需要承受怎样的痛苦――大量的雪、雨、露,阳光与无形的水蒸汽的洪流,云,风,各种各样的气候;植物依附于植物,动物依附于动物,彼此相互影响,诸如此类,多少事情出人意料!而大自然的技艺多么高妙!美对美的覆盖有多么深厚!大地覆盖着石头,石头覆盖着苔藓、地衣和在低处栖息的花草,这些花草与更高大些的植物,叶子覆盖叶子,同时被变化无穷的色彩和形状覆盖,冷杉宽大的手掌覆盖在这些植物之上,天空的‘圆屋顶’像钟铃花覆盖在万物之上,星在星之上。”人类也不过是万物交织而成的生态整体网络中的一员,他绝不处于进化的最高梯级。
人类中心主义的优越心理,导致了人对其他物种的不平等对待。而实际上,人类与其他物种比较起来,在许多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并不比它们更聪明。正如《圣经》中所言,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依然不愁食物,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嬉戏娱乐,而只有人类整天劳作辛苦,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工作,仅有的娱乐也不过是为了缓解一些工作上的紧张,以便更好地工作。人本主义一直相信“人是万物灵长”的信条,因为人有智慧,可事实上,如果不仅仅以人类智慧为惟一判断标准来认定“智慧”,我们就会在自然界许多物种身上发现智慧,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人类。承认自然中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就是承认其他物种的存在有着不以人类利益为转移的、自身具足的目的。
[ 2 ] [ 3 ] [ 4 ] 缪尔写道:“7月10日/今天早晨,一只道格拉斯松鼠在头顶上大喊大叫,像森林里尖刻、严厉的暴君,而此时,小鸟也从森林里出来了,它们站在草地边阳光充足的树枝上晒太阳,洗着日光浴和露水浴――这是多么可爱的一幕!这些林中带羽毛的精灵们,轻松自信的样子又是多么迷人!鸟儿们似乎对享受到美味而营养丰富的早餐信心十足,那么,如此丰盛的早餐从哪里获得呢?如果我们想学着它们的样子,健康地生活在纯粹的荒野之中,打算摆一桌子它们那样的由蓓芽、种子、虫子等等调配的盛宴,你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多么无能为力!我猜想,小鸟当中没有哪一个害过头痛或者任何其他的疾病。至于桀骜不驯的道格拉斯松鼠,你从来不用为它们的早餐发愁,或者也不用担心可能有的饥饿、病痛或死亡;它们似乎有点像天上的星星,超越了生命的无常与改变。”
中国曾有古语说,天予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予天。人不但不能为“天”(自然)增加什么,反而因为欲望的无限膨胀成了最让自然母亲伤心的不孝子,甚至是最大的敌人。与其他动物比较起来,人类制造垃圾的惊人能力,对环境的污染,都大大超过其他物种。大自然“把百合的美艳分送给天使和人类,熊和松鼠,狼和羊,鸟和蜜蜂,但是,至此我看见只有人和他驯养的动物们破坏这些花园。堂告诉我,在炎热的天气里,动作笨拙、行动迟缓的熊喜欢在百合丛中打滚,蹄子尖尖的鹿在散步或觅食的时候,也会一次又一次穿过花园,然而我发现,没有一棵百合受到熊和鹿的践踏。恰恰相反,鹿似乎像园丁一样侍弄着它们,把土压实或者在地上挖坑,而这刚好是百合所需要的。无论怎样,没有一片叶子或花瓣被它们弄乱”(7月9日)。人不但是制造污染的专家,本身也是最容易弄脏的动物,而其他动物在保持自身洁净方面却有着人所不能的诸多巧妙。缪尔写道:“7月7日/似乎只有人类是惟一容易被食物弄脏的动物,因而制造出大量需要洗涤的用品、像防护罩似的围兜和餐巾纸。相比之下,生活在大地里的鼹鼠们,靠吃黏糊糊的蠕虫为生,却像海豹或鱼一样干净,它们洁净的生命是一种永久性的洗涤。而且我们发现,在这些含树脂的森林里生活的松鼠,它们用某种神秘的方式保持自身的纯净;你看不见它们身上有一根毛发是黏糊糊的,即使它们接触过有油脂的松果,而且显然是无所顾忌地到处爬来爬去。鸟类也非常干净,尽管它们似乎总是煞有介事地洗澡,清洁身上的羽毛。”
与粗犷严酷的荒野,而非巴勒斯的温馨田园的亲和,在缪尔的写作中有突出的体现。他的真正家园,是荒野,尤其是美国西部的山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在山区的勘探上,他认为“每一堂荒野的课程都是充满了爱的课程”。他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也并未感觉到孤单,“正相反,我完全不需要更多人的陪伴。因为整个荒野似乎是有生命的、为我所熟悉的、充满人情味的邻居。那些真正的石头似乎是健谈的、热情而亲切的,当我们想到我们共有同一个自然之父和自然之母时,这些石头就是我们的兄弟”(8月30日)。当夜色深沉,安静的宿营地里,虚弱、疲惫的人们都已入眠。缪尔会独对星空,遗憾于人们“在这宇宙永恒而美好的运行中睡去,却不能像星星一样永远凝视天地间的万物”(7月8日)。
缪尔和爱默生一样,将自然视为绝对精神的象征,上帝的意志从万物中流露出来。因此,他常常用宗教的语言来描述他所见到的壮美自然:“不用说,山岗和小树林皆是上帝最初的圣殿,当它们被越来越多地开采和砍伐,建造成现实的神殿和教堂,主自己就似乎离得越远、越模糊。石头的神殿据说也如此。在我们营地的小树林东边,远远地屹立着一座天然大教堂,它是由活着的岩石削凿出来的,外观上跟传统教堂几乎相似,有大约二千尺高,装饰着高贵的尖顶和小塔尖,它在如水的阳光下颤栗,仿佛树林神殿般富有生命力,被形象地命名为‘圣殿峰’。”(7月24日)“多少次我从小山顶上和山脊上远远地凝视它,多少次在短途漫游中透过林间空地仰望它,带着朝圣者渴望的神情,虔诚地发出惊呼和赞叹!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站在加州的教堂前,我终于被引领到这里,而它优雅地为一个贫穷孤独的朝拜者打开了每一扇门。当我们内心最愉悦的时候,每一个事物都变得虔诚起来,整个世界似乎是一座教堂,而这座山就是祭坛。”(9月7日)
他在大自然中发现的整体之美让他心惊,万物彼此相连,构成和谐整体,似乎没有任何的浪费或多余:“当我们用心观察大自然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没有一小块材料被浪费或用尽,所有的材料总是从一种用途到另一种用途被重复利用,而在这程中,美得到步步提升;于是,我们很快停止对所谓浪费的心疼和对死亡的哀悼,而宁愿面对宇宙万古不灭的财富表现出极大的欣喜与兴奋,虔诚地注视和等待我们身边那已经融化、枯萎、逝去的事物在眼前重现,并期待那重现的事物会比上一次更可爱、更美好。”(9月2日)
1869年6月至9月这段时间,对于缪尔作为思想者和作家的发展有着绝对关键的作用,这段跟随牧羊人漫游山间的经历后来被他写进了1911年的《山间夏日》。牧羊人最初的营地是于6月7日在默塞德北支流扎下来的,海拔有三千英尺。“那是一个独特的漏斗形山谷,形成于河弯处向里收敛的山坡”,营地周围的树木茂密,周围点缀着缪尔特别喜欢的蕨类植物和百合花。夜里羊群被围在布朗平原上,离营地半英里山坡上的一片草地。人们从河里取水。牧羊人“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摆放器皿和食物的架子,用蕨类植物、雪松的羽状叶子和各种野花铺床”。缪尔探索了周围地区,他在营地上游的溪流中发现了一块顶部平坦的漂石,他发现在这块石头上休息能诱发一种沉思状态。“它似乎是迄今为止最为罗曼蒂克的地方――一块生着苔藓的大石头,有平坦的顶部和光滑的侧面,坚实、稳固而又孤独地挺立着,像一个祭坛,前面的瀑布用最美丽的水花为它沐浴,让覆盖它的苔藓刚好保持足够的鲜润;瀑布下面,清澈的绿色水潭戴着泡沫花冠,半圈百合向它鞠躬致意,像一队爱慕者。……在这如此神圣的地方,你也许有望见到上帝。”(6月14日)
随着夏日的推移,缪尔越来越深地沉浸在周围丰富多彩的事物之中,他每天在多变的地形上散步数英里,他的万物统一的超验观念获得了生态学特定内容的支撑。他熟悉新的植物和鸟类,水乌鸫成了他的最爱,当他沉思自然万物活生生的关联性时,他的精神上升到一种狂喜状态。黄松唤起了一种典型的强烈反应:“如果是静止的雕塑,那么它们将是多么高贵的事物!如此充满活力,不停地耸动、颤抖,过盛的精力充满了生命体的每一个纤维和细胞――这高贵的生气勃勃的多枝阿福花――植物王国里的神祗,在看得见天堂的地方度过辉煌的百年,并将受到世世代代的景仰、爱戴和敬慕!”(6月15日)7月7日,当营地转移向更高的新牧场时,缪尔总结了他在北支峡谷的一个月对他的影响:“这第一个营地留给我的一切,我将永生难忘。它整个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不仅作为记忆的画面,而且同样地作为精神和肉体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7月7日)。风景放射出意识的光芒,宛如上帝的面孔。这些都被他纳入了对他个人富有意义的意象清单之中。
两周之后,7月20日,在迁移到优胜美地山脊上的新营地之后,缪尔更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意识又有了富有意义的发展。在素描“北圆屋顶”的时候,他俯视下面巨大深陷的峡谷,匆忙地记下了这样的问题,是否他的素描和文字会在日记和书信之外获得生命。突然地,在这些现世的、个人的焦虑中,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洞见:“这里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无聊空虚的时间,既不用担忧过去,也不用担忧未来。这些受祝福的山脉如此充满了上帝朴素的美,毫无疑问,在它们身上不存在卑鄙的个人愿望或个人经验的空间。”在荒蛮自然中经过六周的睡眠、进食、漫步之后,缪尔被改变了,他开始走向自然本身。很清楚,他现在感觉自己是更伟大的洪流的一部分,那里没有任何琐碎的个人希望或经验可以存在。
[ 1 ] [ 3 ] [ 4 ] 缪尔的这个观念代表了与西方意识的历史规范的一次重大背离。塑造缪尔的文明是建立在个人的、独立本体的基石上的,其强有力的表述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这种方式去接近存在,必然就预先设定了两个存在领域:“主体”(思)和“客体”(物质);“我”和“非我”;“人”和“自然”;“文明”和“野蛮”。一般而言,在西方世界,对这种思维模式的接受是普遍的和不自觉的。然而,它有着不幸的影响,它使个体远离了关联、交互依存、互相影响的观念:而万物的关联性的思想正是生态意识的基石。只要一个人对自我的基本观念是意识的孤岛,向外望着一个类似的非连续对象组成的世界,他至多只能在理论层面上理解生态学。
缪尔认为,内在的转变,需要的不仅仅是单纯地接受新的思想。本能、情感和一定的生理敏感也起着重要作用。7月20日这则日记的结尾很有深意:“饮这里香槟酒似的水是纯粹的乐趣,同样快乐的是呼吸这里有生命的空气,四肢的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愉快起来,而整个身体似乎感受到了美的存在――当身体袒露在美的面前,就像它接触到营火或阳光一样,美不只通过眼睛进入思想,而且同样地通过整个肉体,像辐射热一样。”
在这点上,我们遭遇到了约翰•缪而在西方文化中的本质意义。缪尔促成了从一种自我主义的、二元性立场向一种关联意识的生态观念转变,展示了对自然的完全信任。这就是他荒野激情的根,作为荒野代言人和作家的有效性的根源。摆脱了局限的自我感觉,他从自然身上获取了能量。1869年7月20日的日记核心重要性就在于它记录了缪尔超越了异化疏离传统,而提升到一种整体主义意识。他超越了文化哲学上的二元论思维,以及对静态的、界限清晰的实体的偏好,从而能更清晰地看见自然之中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关系。
人类意识的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在整体和结构中起作用;另一种是在实体和线性序列中起作用。显然,西方文明被导向了后者。西方经济、政治、行为规范以及意识的整个结构都是建立在实体所限制的概念上的。确实,从历史上看,至少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西方传统的一些最重要思想家就重视集中于实体的意识模式,而宣称结构模式是第二等的模式。亚里士多德坚持他所谓的“理性”是“人最高和最好的部分”。笛卡尔认为线性意识规定了人的存在本身,他将这种意识简单地归结为“思”。类似地,在他有影响的《人类理解论》中,约翰•洛克颂扬了二元意识。受限于实体的意识模式的问题在于,它能导致对存在的机械论解释,导致对世界缺乏创造性的感觉。
而另一种根本的意识模式,感知整体和结构的能力,对于所有的创造性活动和艺术、任何需要感知和理解万物关联性的情况,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崇拜实践与理性的文化中,“心”、“右脑”或“直觉”(这三者都是整体主义意识的简略表示)所接受的赞美是非常有限的。文化估价的优势砝码落向了生活的自我主义、人类中心和物质主义一边。
尽管有总体文化意识形态的强制力量,缪尔从未完全被打败过,从未被驯服。荒野的火花显然存活着、抵抗着。于是,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去了内华达山脉,离开了人工的环境,被基本上是非自我主义的自然所环绕,他的智慧开花了。他意识中非历史的、整体主义的、直觉的和伦理的一边就位了。有趣的是,这种意识开放的最初的实在结果,是一本日记的写作。传统上,写作和语言是与“左脑”、与意识的线性模式相联的。当然,缪尔经常抱怨词语,它们排列在书里,无法复制出山峦的全部荣耀。“我发现文学事业非常令人厌烦,”他在1873年曾这样说过,而且有证据显示,这种困难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对书的看法很差,认为它们仅仅是一堆石头,堆起来向未来的旅行者显示其他人的思想在哪里,卡德摩斯和其他的文字发明者得到的尊重超过了应得的一千倍。多少文字都无法让一个灵魂了解这些山峦。尽管对文字如此怀疑,缪尔最好的作品依然表达了两种主要的意识模式的综合。尽管受限于英语的线性形式,他的句子依然能够传达出自然非线性的丰富。
缪尔最成功的一些意象似乎是从简单的感觉中涌现的,它们仅仅被“报告”出来。它们强调运动中的自然万物,没有进行第二级的形容词或状语的修饰。这些意象使分类前的感知时刻戏剧化了,具有激发经验本身而不是描述和判断的效果。经验所发生的情境因此具有了持续发现和展开的感觉。读者与缪尔同在,分享未加修饰的感觉。在后期,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和公众人物,缪尔的生活离他的野性自然经验有一定距离了,他努力消除他写成的作品中的形容词。这种修正过程可以理解为他试图重新捕捉在源头存在的感觉。毫不意外,日记往往能记录相对来说未加渲染的时刻。一种朴素而直接的叙述能与伦理内容产生共鸣,对精确的追求使得作家尊重眼前的一切。1869年7月中旬,缪尔描述了一次赶羊过河的经历,后来写入了《山间夏日》:
“牧羊人和狗快活而费力地把羊群赶过优胜美地河,这是迄今为止它们不得不横渡的第二条没有桥的大河;第一条是靠近凉亭洞的默塞德北支流。人和狗大喊大叫地驱赶着这些胆小怕水的动物,一些羊在河岸上紧紧地挤成一团,但是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敢于下水。这些羊堵住了去路,堂和牧羊人急忙穿过惊恐不已的羊群,把挤在前面的羊赶开,但是这只能引起后面的羊群朝相反的方向退却,它们四处散开,去浏览河岸上的树,有的分散在布满岩石的冰川通道上。”(7月14日)
在缪尔的写作中,意象和运动远比静态的风景要典型和紧迫。这种意识似乎是内在于他对自然生动鲜活性质的敏感。他并不简单地将自然看成一个静态对象的集合。这一点,在7月15日的日记里对优胜美地河的描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我惊叹于它安闲、优雅、自信的姿态,好像它勇敢地心甘情愿地待在这个狭窄的河道里,哼着它那山歌的最后乐段,奔赴命运之旅――有几杆远或者更多的一段路,它是从光滑闪亮的花岗岩上掠过的,接着拖曳雪白的浮沫向下行走半英里来到另一个世界,迷失于默塞德河流域,那里的气候、植被、山间居民,全都不同寻常。河水从一处最险要的山峡现身,以宽宽的带状急流向下滑行,平稳地、倾斜地进入水塘,似乎为了休养生息,在尝试更大的冒险之前,让激动不安的灰色水流在那儿平静下来,然后慢慢地滑过水塘的盆沿,经由另一个平滑的斜坡,加速抵达巨大的悬崖边,怀着庄严、宿命的决心,自由地腾空一跃。”
确实,在缪尔的写作中很难找到静止的意象。他的思想显然是不受约束的,它参与着野性自然的运动和生机。作为读者,我们对缪尔与其周遭事物的动态关联的反应,就和对他独特主题的反应一样,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能力被更新了。重新获得感觉和经验可能是当代生态写作的主要魅力之一。
缪尔对自然万物彼此相关的关注也来源于他的整体主义意识。常规的思想将“自然资源”看做堆积起来的众多惰性物质,等待被人类所用而活跃起来和赋予意义,缪尔与之不同,他在万物之中看见了生动、神圣的关联。关联体现了生命法则,使统一成为可能。于是,他的意象几乎总是用交互作用、多层次的关联与反应的术语来表现的。在《加利福尼亚的群山》中他写到道格拉斯松鼠,“每阵风都被它的声音所烦恼,几乎每根树干和树枝都感觉到它尖利脚爪的刺痛”。他同样描绘过水乌鸫:“我经常观察它在飞溅的水花中歌唱,它的歌声完全被水的咆哮淹没了,但是从它的姿势和嘴的动作,我知道它肯定在唱歌。”
缪尔面对自然时的兴高采烈是显而易见的,就和他对运动的感觉一样,这种兴致也是有传染性的。他写作时就像一个恋爱中的人一样,对印象极其敏感,而读者对他头脑与心灵生动性的反应也是如此。在《山间夏日》中他记录了1869那个兴奋的夏天:“似乎上帝自己也总是在这儿竭尽全力地工作,像一位热情的工匠。”(6月20日)他实际上也是在写自己入迷的工作状态。他的散文经常充满了这种恍惚狂喜的感叹:“有谁不愿意成为一位登山家呢?攀登到此,整个世界的奖赏似乎都无关紧要了。”(7月26日)
[ 1 ] [ 2 ] [ 4 ] 在此,我们面对的是缪尔所使用的“感情误置”。就像他对意象、运动、关联、热情声调的重视一样,缪尔的自然元素的典范来源于他基本的知觉立场。感情误置是他思考世界、对世界做出反应的方式的结果。这个术语是英国批评家约翰•罗斯金在他的《现代画家》第三卷中用来描述人的感情或精神状态对非人之物的作用的,如树叶、樱草、波浪、风等等。也就是说,艺术家在强烈情感的作用下,会对一切外界事物的印象产生一种虚妄的感受,使现实事物的本来面貌发生变形。在诗和其他艺术作品中,有一些会引起欣赏者快感、然而却是不完全真实的东西,这就是“感情误置”引起的。在罗斯金看来,这样的感情分配是不合逻辑的,因此是一种误置,尽管它可能具有一定的诗意力量。他认为一流作家――荷马、莎士比亚和但丁――不会放纵于感情误置。然而,对约翰•缪尔来说,世界并不是整齐地分为人类和非人类范畴的。和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华兹华斯和美国作家爱默生、惠特曼一样,他看见了一种激流般的统一超越了一切,他不相信人性是某种特殊或隔绝的创造。缪尔的人类进化观念是,智人是“从其他存在形式流淌下来的,并吸收了这些形式的若干部分”。因此,关联是地面实况;在生命普遍关联的伟大戏剧中,隐喻是基本的、永恒的和显而易见的。所以,他径直地使用感情误置,而且实际上从未间断。试举一例,他写到,当我们在高山旅行时,冰斗湖和冰川风景刚刚从冰里涌现出来,显得粗糙而严酷,我们可以以此来验证我们的判断。
“无论季节和时候多么完美,你都能始终真切感觉到这些年轻湖泊不完美的地方。我们小心翼翼地接近,在它们水晶般的岸边偷偷地转悠,心里总是惴惴不安,好像随时会听到禁止我们前进的声音。但是乌鸫甜美的歌声和雏菊可爱的笑脸逐渐使我们放下心来,让我们见到在最寒冷、最孤独的地方,也有温暖的人性存在。”(《加利福尼亚的群山》)
缪尔系统化的普遍关联视角,使得他的作品中遍布着象征和寓言。每件事物都可以被看做神圣意图的符号,自然繁茂统一的象征。事实上,他的写作是对上帝(美、总体)之道的一种阐释,是以生态学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术语对圣经的重写,他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民主宇宙,其中人类仅仅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他的应该如爱己一样被爱的“邻居”是“漂亮的草”,是“因新诞生的昆虫的人们(insect people)无数翅膀的拍打而刺痛的阳光明媚的空气”,“峡谷巨大、无雪的谷壁”,黄松“对称的塔尖”。正如他把昆虫称作“昆虫的人们”,在《山间夏日》中他把各种植物称作“植物的人们”(plant people),把动物称作“我的有毛的兄弟”(my hairy brothers)。在缪尔的思想中,任何事物都能使你睁开眼睛、鼓舞你的心灵。任何事物都在“伟大和谐”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自然界的有些元素和居民特别适合缪尔的象征想象。山间溪流的水乌鸫就引起了他的关注。这种鸟似乎完全与它的环境联姻了,它逗留在离水非常近的地方,在巢穴建在溪流中央的砾石上,甚至建在瀑布后面,它在溪流中涉水或潜水捕捉水昆虫为食,在所有季节,如果被惊飞起来,它甚至能准确无误地跟随草地上蜿蜒的溪流飞行。水乌鸫的歌声似乎也和水声相和,在夏季和冬季的干旱季节比较低沉,而在湍急的水流唱着它们最庄严的赞美诗的时候,它的歌声也喷涌而出。水乌鸫的故事是恰当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寓言,它的生活是与周围环境相和谐的。冬天、风暴、激流,甚至锯木场的嘈杂喧闹,都不能让它停止快乐的歌唱。它们的歌声几乎都是甜蜜温柔的,声音从它们丰满的胸脯里倾泻而出,就像水漫过池塘光滑的边缘,接着崩散成闪光泡沫一样的优美音符。
缪尔在荒野中的冒险总是重叠着神圣之旅的暗示,是寻找“圣杯”的旅行。在《加利福尼亚的群山》中的《内华达高地近景》一章中,他描绘了攀登里特峰遇到危险、既不能上也不能下的情景。“我的厄运似乎注定了。我一定会掉下去。”他写道――
“这个时候,自从我开始登山以来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害怕,整个意识仿佛陷入了一团迷雾之中,但这种混乱只持续了一小会儿,我生命的力量突然觉醒,并变得格外清晰,就好像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意识。另一个自我,过去的经验、本能或者守护天使――无论叫它什么――开始出现,控制了整个局面。这时,我颤抖的肌肉又变得结实有力起来,岩石上的每条缝隙都像透过显微镜一般精确,四肢本能地积极而又精确地运动。即使我有翅膀,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完美的解脱了。”
什么东西――“无论叫它什么”――带他穿过了“可怕的阴影”,进入阳光泛滥的山顶,给他展示了一个新的视野。使用“解脱”这个词恰恰使其中的宗教情绪明朗化了。
攀登里特峰中间的生理冒险可能超过了缪尔其他散文中所描述的事件,但是它在总体场景和象征性运动方面是典型的。作为作家,他的核心冲动是通过亲身经历传达大自然的美、永恒延续的品质、惊人的多样性和神圣性。当人们越来越多地见证到实用主义的副作用,缪尔的非物质主义和毫不动摇的对自然整体的尊重,其意义会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他的写作演示了人在世界中的精神愉悦才是最该为人所珍爱的人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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