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荒唐的年代里，什么样的荒唐事都能发生，即使在严肃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有关一个人生死荣辱的大事上，也常常会出现荒唐得比儿戏还儿戏的事，而且大家都做得一本正经。最近读书，就读到了三件这样的事，让我大开了眼界。
第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文艺界是重灾区，丛维熙在他的《走向混沌》一书中，曾经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57年的10月11日，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台上坐着中国文坛的泰斗，台下坐着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当时，北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因而邓友梅也上台发言批判，为了挣脱自己可能成为右派的强烈欲望，邓友梅在发言中不得不作出许多左派的姿态，仿佛真理在握铿锵有力，这一场批判虽然违心，却表演得相当出色，台下听众为此发出了阵阵热烈的掌声。然而就在此时，荒唐的事情发生了――正当说得红头涨脸的邓友梅离开麦克风迈步下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第二件事也发生在反右时。1958年10月，作为文学青年摇篮的“文学讲习所”的最后一任所长、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著名诗人公木，刚刚在《文艺报》发表了对刘绍棠的长篇批判文章《人奶怎么培养出了狼孩》，而且还奉命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的身份，和翻译家孙用等人一起，出访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向外国同行介绍中国的“双百”方针和反右派的成果。在公木想来，自己作为《八路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写过反右诗，写过反右文，还做过审查对象的专案组组长，给别人戴过右派的帽子，虽然对某些人批丁玲的不实事求是有过意见，但右派帽子总戴不到自己头上，谁知就在出国刚宣传过反右派的成果，回国一下飞机，头上也结结实实被扣上了一顶又黑又重的右派帽子。
第三件事发生在更加荒唐的“文革”时期。1963年，名不见经传的话剧演员金敬迈，在广州部队体验生活时，听到了欧阳海的英勇事迹，便认真采访了五六天，后来他利用自己28天的休假时间，偷偷摸摸尝试着写了一部长达3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欧阳海之歌》。此书出版后，就受到了普遍的好评，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握着金敬迈的手说：“金敬迈，大作家。”随后，由江青亲自打报告，经周恩来、林彪、毛主席亲自画圈，把金敬迈调到中央，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负责人。从此老迈在江青身边工作了123天，接下来就因为“反对江青”，被关进秦城监狱11年，最后经邓小平批示才平了反。一部小说，既给金敬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至高无上的荣耀，也给他带来了11年的牢狱之灾，而且荣耀和灾难，都是来自同一个“领导”。你说荒唐不荒唐?
其实，这样的荒唐事，在荒唐的年代竟然成为常态。六十岁左右年纪的人都知道，当年每逢五一、十一看报纸上的新闻，首先要看的是有哪些中央领导没有上天安门，这些人恐怕又出问题了。至于老百姓，今天当左派，刚给人家戴上几顶帽子，明天这帽子却被戴到了自己头上，这样的荒唐事，更是家常便饭。
公木在他的一首诗里曾说：“时间是一把有刺的扫帚，将毫不留情地扫荡，只要时间一下决心，什么痕迹也不会留存。”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今天离那荒唐的年代已经十分遥远，但荒唐事的影子却没有完全消失。譬如当年老迈因为“反对江青”就被关进秦城监狱11年，其实我想，在文革这样的大环境下，金敬迈决不会在中央文革里公然喊出“打倒江青”的口号，无非是对推行她的倒行逆施不感兴趣，或者有些不同的意见。如今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说“不”，虽然不会进监狱，但因此而穿小鞋之类消息，不是也经常见诸报端?至于今天说你行，你就行；明天说你不行，你就下岗，更是屡见不鲜。而且我想，即使荒唐的影子也完全消失了，但这荒唐的历史却仍然不能忘记。
(责编/孙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