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一个语言，就是进入一条生命的河流。”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这句话，没想到，却引出我们耶鲁孙康宜教授的一番感慨。她在一篇短文中说：此语让她想起美国作家彼得・赫斯乐(peter Hessler)于2001年出版的一本名著《河城》(River Town)。彼得・赫斯乐在该书中描写了他到四川长江边上教中国学生学习英文的种种经验，写他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不但接触新文化，而且重新观看自己使用的语言及其文化的特殊感受，就像看着城市身边的河流一样随着时序而富于各种色彩变化，写得有意思极了，书刚一出版就得到《纽约时报》和Time Literary Supplement等报的好评。她说：你给耶鲁学生教授汉语的经验，也值得这么好好写一写!闻知孙教授此言，我赶紧找来《河城》一书细览。一读之下，仿佛镜子似的，读出了一个自己在康乃迪克河畔(彼得・赫斯勒则在扬子江畔)以母语教学的孪生故事!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的一句很著名的话：“人不能同时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然而，用双语在域外教授母语的经验，却是人在同一个时空里，同时踏进两条不同的生命河流的特殊历练。本文的题旨――所谓“跨语境想像”，正是源出于此。
用语言去描述河流的意象，本身就是困难的。它或许是高空俯瞰下的沉沉一线，或许是飞流直下三千尺溅起的七彩虹霓，又或是高崖下沉滞移走泥沙俱下的一汪浑浊黄汤，或者狂澜叠卷泡沫四溅之间的一片无边迷茫……总之，用语言去言说河流很难，用此方语言去言说彼方语言――让河流与河流之间发生对话，就更是不易了。――这，就是“跨语境”问题的困惑和意趣所在。其实，今天沸沸扬扬的所谓“全球化”问题，还原到最基本的“技术层面”，首先就是一个“跨语境”问题――语言和语言、文化与文化、河流交汇河流之间，如何相互理解、疏解张力、发生对话的问题。如此一来，作为一个在美国大学教授汉语多年的教师，和一位以中文母语在域外坚持写作的写作人――从东方到西方，从域外汉语书写到汉语教学，这样一种双语境、多语境的语言和生存经验，既包含中西语言、文化环境之差异，也包含“书写”与“阅读”两种审美行为之对照，就变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歧义繁复，同时也就很难用各种简约化、本质化的概念，去“一言以蔽之”了。
生命被语言所捏塑的谐趣
美国大学最好的语言教学方法之一，是在强化性的语言集中训练期中，让学生签署“语言誓约”――发誓在集中学习该种语言的一段时期内，不能用母语(英语)而只能用所学语言作日常的生活交流。这一方法，最早是在被称为美国外语教学的“黄埔军校”的明德大学(Mid-dlebury College)九个语种的暑期学校语言强化班发明并推广的。每年夏天，因为妻子在那里任教的缘故，我总有机会在那里和生活在“语言誓约”中的、进入另一种非母语的语言角色里的美国孩子们打交道，见闻了许多与语言有关的有趣故事。因为学生和老师都必须全程使用中文，我们便常常会忘记了：日常交往中这个说着“你好!”“谢谢!”的“李明”和“王刚”，其实并不一定就是那个说英文时候的“大卫”和“汤姆”。除了语言程度的限制之外，附丽在语言中的文化历史、道德规则和行为习惯等等，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仿若空气和血液似的潜意识、潜规则，流荡在整个学习的氛围里，制约着、更易着这个学生的言谈举止乃至行为个性。以至两个月的强化训练下来，学生已经在一门全新的语言里生长出一个全新的自我而不自知了。有趣的事情就发生在暑期课程结束，“语言誓约”失效的那几天内。几乎每年夏末，我都会听见学生们这样抱怨：我和×××已经不是朋友了!做不成朋友了!“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完全不认识他(她)了!”原来，在离校前几天，没有了“语言誓约”的约制，这些美国孩子开始哇啦哇啦大说英文，纷纷回复了他们在英语母语里的身份原形，本来在中文言说里早已彼此熟悉的那个“自我”和“他者”，一眨眼之间，全都成了陌生人了!
――怎么这个说中文时候的谦谦君子“李明”，一说起英语来，就变成这么一个滑头讨厌的“汤姆”?
――她说中文的时候我爱上了她，她一跟我开口说英文，就把我吓跑啦!
――不行，我们是在说中文的时候交的朋友，如今在英文里，得重新再认识一回，再交一次不同的朋友!
――哈，你们中文老师像是魔术师，看你们都把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啦?
……如此等等。每年夏天，我都要经历这样一场“语言震撼”，体味这种语言转换中的“魔幻现实”。――人创造语言、使用语言，同时又被语言所“使用”、所创造，从维特根斯坦、索绪尔到海德格尔，现代西方哲学的各派宗师对此都有过很多论述。我却是在自己日常的双语经验中，领略到此中玄奥的。语言对生命情境、存在情境甚至人的个性、品格的捏塑与重塑，其中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就是我以往从没有这么清醒意识过、思考过的。说到“双语”，其实我在自己的汉语人生中，本身就是个“双语角色”。我早就发觉，在说“国语”――普通话，和说粤语――广东话时，自己是两个不同的“我”。前者(“国语之我”)，更“雅致”些也更“公共”些；后者(“粤语之我”)，更“世俗”些也更“私己”些。每回返粤探亲，我跟家人呱啦呱啦说着广东话，妻女每每就会用陌生奇异的目光打量着我，发现我好像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最有趣的是，因为在北方生活多年，在家中和妻女日常也使用北方语言，身上渐染“北人”习气作派而不自知，如今，我常常在进出广州的商店、饭馆时，还没张嘴，服务员就会主动卷起舌头跟我咕噜普通话，我开口说粤语，反会让他们吃一大惊。这说明，在我的广东乡里看来，鄙人早已被“北佬话”改造、捏塑得“不成样子”啦!
自然，进入一门语言越深――比如我在耶鲁多年教授的都是高年级中文课程，接触的都是学了四五年中文，已经可以读鲁迅、茅盾和莫言、王安忆的美国学生，这种语言的制约和捏塑作用就更加明显，简直到了“一语定终身”的地步了!这些年来我最得意的那几位“高足”，不但学了中文以后整个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以至人生走向，往往去了一趟中国回来，甚至连日常的言谈举止、眉眼表情都似乎“脱胎换骨”了，爱说“您请……”敢吃皮蛋了(英文叫“千年蛋”，被认为是最匪夷所思的中国食品)，哈，简直快要变成“鸡蛋一族”(白壳黄心)了!――以往讨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华裔美国人)有过“香蕉族”的说法(“Banana”，即黄皮白心)；没想到，随着中文热的遍及全球，我日常生活、工作的环境中，身边竟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鸡蛋族”!――事实上，这个“鸡蛋族”(“Eggs”)的说法，是最近围绕一本讨论亚洲文化的热门书“The Asian Mystique”(一译：亚洲 神秘面纱)的中心话题之一(至于“鸡蛋族”的“原创权”，则不得而知)。此书作者，前《亚洲商业周刊》的资深编辑帕斯索(Sheridan Prasso)女士，曾经在亚洲几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工作和生活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亚洲社会不同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情状都有很深的了解。她写此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打破西方男子对于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和神秘迷思，而进一步把他们带入今天亚洲的真实世界里。
不同语境中的“经典异变”
再把话题回到《河城》。
如同我总是用“李明”、“王刚”、“赵勇”一类中国名字称呼我的美国学生一样，彼得・赫斯勒在他的《河城》中，也是以“约翰”、“大卫”、“麦克”一类英文姓名，来呼唤他的来自四川城乡的学生们。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彼得・赫斯勒描述他身在四川，观看自己的学生用英语排练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的特殊感受。“To be，Or not to be?”同样的英语经典台词，可是坐在遥远的四川江城边上的小舞台下，听着这位中文绰号叫“老大”而英文名字叫“索弟”(Soddy)的中国学生铿锵道出，它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忽然发现我看见了另一个哈姆雷特，也读出了另一篇全新的《哈姆雷特》!”彼得・赫斯勒这样写道。甚至，这位担任主角的来自川北农村的土里土气的大个子学生“老大”，平日在课堂上常常因为古怪的英文发音引起哄堂大笑；他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同学们对“老大”常常带着一种特别的尊重，更不理解为什么大家要推举他来表演这么吃重的“哈姆雷特”的角色。但通过整个排练、演出的过程，在汉语、英语――舞台、现实中自由进出的角色转换之中，彼得忽然从理解了这个学生全新的一面，同时理解了这个学生的故事背后的那些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从而，也对《哈姆雷特》这一西方经典，增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认识。
我则有一个不同版本的经典阅读故事。
我曾在短文《湿眼读杜诗》中提及：我独立指导过的一位英文名字叫“戴尔”(Dale)而中文名字叫“韦德强”的博士后学生。这位东亚音乐史的博士跟我读了一个学期的杜甫，每每在他沉浸其间，并屡屡因读杜诗读出盈眶泪水的时候，会让我忽然一震：我从戴尔的诵读中，读出了一个全新的杜甫来!“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那天，听完我对这首千古名律的起句的解释，我让他体味着意境和音韵，高声背诵全诗。他忽然激动地对我说：“这是贝多芬的起句方式!你看，这个‘花近高楼……万方多难’的起句，完全就像《命运交响曲》的开头乐章一样!”我们真的为此重听了一遍贝多芬的《命运》首节乐章，找到东方“诗圣”和这位西方“乐圣”之间，一种全新的精神联系。下一周回来，他用两种汉语(普通话和粤语)为我背诵这首《登楼》，“……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日，日暮聊为《梁甫吟》……”戴尔的声调变得忧伤起来。告诉我：杜甫诗歌里对国家和社会的忧虑，很吻合他自己在美国大选之年的心情――他觉得国家现在整个走错了方向，伊拉克战争打得让全国绝望，他最近一有空就去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助选做义工，选举的结果，却让他感到一种杜甫式的报国无门的失落与悲哀……――那是2004年的美国故事。耶鲁博士后戴尔的情感，却与公元712-770年的东方唐代川蜀剑南节度府工部员外郎杜子美的“家国情怀”一脉相通――杜诗中的“后主还祠日”以至“《梁甫吟》”，都忽然生出全新的意义了!下一回，放响着中国古曲，我和戴尔一起诵读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读到结篇的“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们――一个中国老师和一个美国学生，忽然泪眼相对了!我曾在上述短文中如此写过：“隔着千山千水千年千岁，杜甫在鞭打我们……”感于衷而恸于外，杜诗中这种“鞭打”的力度，就是我以往读《杜子美集》时，从未如此深刻地体味过的。――在双语和跨语境状态下，人性面貌、文化理解、观照视角造成的歧异经验，使得东、西方经典，都出现各种新读、新解的异变了!
“创造性误解”与“刮目相看”
除了语言环境造成经典的变异，其实，语码转换中的误读、观照情境的位移等等，都会造成观察、欣赏角度的位移、异变，而这，却恰恰是不好简单作什么主义、立场、心态之类的道德褒贬的。我曾在一篇关于音乐的回忆文字里，提到过“中国式的西洋古典”或“西洋式的中国古典”一类话题――在中国几代人中大名鼎鼎的“西洋古典”，比如英国伏尼契的《牛虻》和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在西方本土完全是陌路人，“一问三不知”；而被西方学界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雄山大岳”的唐代诗僧寒山，大概至少有多半“华夏中人”，不知他为“何方神圣”等等，种种“创造性误解”的旧话，这里不打算细叙。我再粗略举出几个大家熟悉的当代例子：我曾在北京观赏时那么不喜欢的电影《末代皇帝》和《河殇》(还有日后的《卧虎藏龙》和《英雄》)，换了一个地域环境――包括身边观众、场景的改变，从汉语发音变成英文发音等等，忽然不但就变得“可以接受”而且似乎“津津有味”，需要“刮目相看”了!――“东方主义”乎?或者“西方主义”乎?每逢在这种“跨语境想像”的惊奇之中领略到“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的谐趣，那种“一脚同时踏进两条河流”的鲜活感受，诸般可能性所提供的高旷视界，从此，个人的视觉趣味连同所谓“价值系统”，就更难再塞进那种种样样狭窄逼仄的“主义”巷道里了!
结笔于2006年11月24日
感恩节假间于美国康州衮雪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