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女士为出版《萧乾全集》，近日向我征集萧乾的信件。整理重读这批信件，引发了我诸多的感触。深感萧乾不仅在文学、新闻、翻译等许多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他崇尚学术道德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缅怀与传承。本文随附萧乾关于翻译出版《尤利西斯》给我的几封信，从这些信当中，我看到想到了什么呢?
首先，我崇敬萧乾敢啃硬骨头，做真学问的精神。在“注水学问”、“学术造假”屡见不鲜之际，作为一位年已八十多，而且肾脏有病的老人，能有精力去啃翻译《尤利西斯》这样的硬骨头吗？起初确有不少人以为，萧乾不过是“挂挂名”罢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当我“磨菇”萧乾接下译《尤利西斯》的任务后，他就表示：“既签了约，我就要对读者负责，豁上老命也得把它干好。”随后四年多中，他和老伴文洁若天天清早五点就工作，除了译，校，还要书写大量函电向国内外查找资料，最后光卡片就做了七万多张，这才做到在书上加上六万多条注释。这种做真学问的刻苦精神，在他给我的信中都有反映。如1993．3．30信中称：“眼下第十一章已请人在抄，洁若在开译第十三章，我则在看第十二章，并通读已誊清之稿。”1994．2．21信中又称：“我们二人连年三十及初一都在忙此稿，洁若还打过几个通霄。”仅从这些片言只语，人们不难想象得出他们老两口为译《尤》是何等的辛劳！对比那些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搞花架子的学术不正之风，萧乾以”豁命译天书”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崇尚学术道德的好榜样。
其次，我赞赏萧乾不重钱财，重在奉献的人生态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人也想多挣钱，这本属正常，只是有的文人看财过重，以致出格敛财，有损品格。当然也有许多文人境界更高，不仅不取不当得之财，有时连当得的也乐于放弃。萧乾可以算是后一种。不信请看1993．3．30之信：“我们虽从国外托两个儿子买了些参考书，也付了一些抄稿费，但由于个别章已在刊物上发表，所有这些开销我们愿自己负担，不向出版社报销了。”其实约稿时我向他承诺过，买参考书的钱、邮费、复印费、抄稿费均可向出版社报销。可他竟以已收到刊物稿费为由(他享有著作权，刊物稿费当然是他应得的)，就主动放弃了。又如，在1993．4．30信中他宣布：“洁若及我决定将《尤利西斯》初版本稿酬捐给该刊(指上海《世纪》)。”以上这两件也许都算是小事，但它反映出对待人生态度的一种境界。要做一个讲道德的人，必然要在钱财上克己自律。但愿有更多的人，能从萧乾这些小事中得到某种启示。
最后，也是感触最深的，我敬佩萧乾对待金堤先生既尊重又宽容的学者风度。《尤利西斯》上部，萧文译本与金堤译本只相差几天同时上市；下部，萧文则比金堤的早一年版。在萧文上部译本中，附有《乔伊斯大事记》。起初的原稿中，写有“1987年金译《尤利西斯》三章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编稿时，我觉得只译三章。分量很少，再说，没必要在我出的书里替别人做广告，于是我把这一行删掉了。没料到我这一草率之举，竟引发了萧乾老两口的一场争执。洁若大姐同意我删掉，而萧乾则坚持不能删，强调金先译过三章，这是历史，必须承认。在1994．7． 14及1．24两封来信中，萧乾生气地用上了“表明我们无知”、“没有气度”、不能“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无视旁人劳动成果”等这些重话，最后声称：“我坚持”，否则就“取消《大事记》”。眼看萧乾如此认真，这般坚持，我被他感动了、于是我承担责任，并与文大姐取得共识，终于把”金堤译”那段删掉的文字又恢复了。从这件事我在想，金堤是沈从文的学生，算是萧乾的晚辈。都说“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但萧乾对晚辈尚且如此尊重，足见未必人人都是这样。
那么金堤又是什么态度呢？《尤利西斯》两个译本先后出版后，人们各有喜爱，出现不同的评价，这本来很正常。不料随后就刮起一股风，说什么“文洁若不懂英文，她是从日文本转译的”，“署萧乾台译，是用他的名气”，甚至还说“前八章金堤在台湾先出，萧乾很多地方是抄金的”等等。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风“是金堤吹出来的”。有一次，我同金堤一起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一次翻译研讨会，金在会上借反驳冯亦代(冯曾写文肯定萧文译本)含沙射影地批评萧文译本。更有趣的是，会上金一直有意对我不搭理，这些都显示出金对我们的敌意。当我把上述感受告诉萧乾时，他笑说：“别去听那些闲话，我说过，如果金堤来我家，我会拥抱他。”要去拥抱一个对自己不敬甚至有敌意的人，这是何等宽宏的风度。
不料事情又有发展。1996年金堤在天津组织了一个《尤利西斯》研讨会，有个洋教授在会上散发了一份材料，对萧乾夫妇及其译本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并把这个材料发表在香港《南华早报》上。接着，台湾朋友又传来了上述指责也在岛上流传的消息。因为洋教授未必懂中文，那些“炮弹”显然是金堤提供的。从萧乾1996．7．11给我的信中，看得出他对金借洋人之嘴来攻击甚为不满。我也很生气。因为竟诬蔑萧文“参考”(实意就是抄袭)金堤，简直胡扯！那些年，萧乾夫妇如何从国内国外又讨又买资料，如何通过在京及国外的洋人朋友向世界乔学专家讨教，如何向教会，天文台、医院等请教大量专业词语，如何向季羡林、金克木、杨宪益等一帮老朋友请教梵文、希腊文等一二十种外文等等，我不仅清楚有些还是我经手。怎么可以无视这些事实硬说“参考”你的，《尤利西斯》下部最难译，涉及那么多专业用词和那么多种外文，若不是凭着萧乾广泛社会关系的帮助，光靠萧乾一个人恐也难译出，这个条件金堤有吗?所以我对萧乾说：“我来出钱请几位教师，把金�译本中怎么变相‘参考’你们的都列出来，让大家来评评。”此时萧乾尽管对金堤的做法觉得过分了，但他依然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不但他自己“不准备应战”，而且“强烈建议译林不要去反驳”。后来我写出为萧文译本正名的文章。萧乾在1997．1．13”的复信中，再次告诫我：“《尤》事可以画个句号了。”“两个中译本问题，愚意以搁置为宜。”我听从了他的意见，从此不再提这件事了。
萧乾写过一篇《翻译无专利，同行非冤家》的文章，我非常赞同。本来，像《尤利西斯》这样的“天书”，有多种译本进行不同的诠释，这是翻译繁荣的好现象。我一直认为，萧文译本与金堤译本都是优秀的译本，各有特色，何妨各行其道，让读者多一种选择。上述看信有感而发的话，绝无非难金堤先生之意，只是回忆一段历史，借此对萧乾尊重历史、宽容待人的学者风度，表示一种怀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