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大计还需开源和节流
近几年来，减税成为了中国经济领域的头等大事。在众多重要场合，高层反复释放了减税信号，要给实体企业减负，尤其要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负，让利于民，发挥民间的活力和主动性，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减税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减税过程中，配套的改革不可或缺。如果支出是刚性的，那么收入也应该是刚性的。如果两者出现过大的缺口，无疑将影响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国家治理的水平，而这些都是改革的不可承受之重。
要护航减税大计，方法之一是开源。以前，赤字在我国是个相对低频和敏感的字眼，但现在，它的出现正成为财税改革的一个信号。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到了积极的财政以及赤字问题。“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今年赤字率拟按2.8%安排，比2018年预算高0.2个百分点；财政赤字2.7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83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9300亿元。”报告还提到，“适度提高赤字率，综合考虑了财政收支、专项债券发行等因素，也考虑为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风险留出政策空间。”
中央政府主动承担更多赤字，而且赤字还有逐年提高的预期，这并非坏事。相反，这种操作释放了两个信号。
一是财税体系改革的预期。所谓的“赤字财政”只是一个中性词，适度的赤字是国家财税治理的正常操作，它体现了这个国家财税体系的韧性。而且，中国的赤字率远低于很多发达国家，处于全球极低水平。未来赤字率略微提高，刚好说明中国财税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另一个信号是中央减税的决心。减税必然带来财政收入的下降，因此通过政府负债，适度提高赤字來维持必要支出，不啻为一个应对收入下降的合理预案。
除了开源，另一个办法是节流。必须用改革，尽可能压缩那些缺乏效率的资金使用，但这又决不能以降低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影响国家的治理为代价。
预算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改革，便是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解法。预算到底是什么？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用约束政府花钱的手段，来约束政府的行为。
如何约束政府？方法有很多种，但成本最低，最富有建设性的办法只有一个—约束政府花钱，即建立科学完善的预算制度。政府每办一件事，都需要花钱，那么预算制度就是要让政府每花一分钱，都需要提前声明，即制定财政预算。制定了预算，也就意味着政府这一年要做的事都一清二楚。
年底，则是财政决算。政府每花掉的一分钱，都需要被审议。如果当初的声明（预算）和实际的花费（决算）对不上，那么政府就可能被问责。于是，这个过程就约束了政府花钱，也同时约束了政府的行为。
显然，政府的预算做得越详细越好，公开程度也越高越好，做到这两点即意味着政府行为被约束的有效性更高。因此，我国目前的预算制度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预算到底做得多详细，以及公开程度到底有多高来进行的。
2014年，新《预算法》出台，最大进步之一即是从“一本预算”变为“四本预算”。四本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在学界看来，政府收支被拆得更细，即意味着收支更透明。2014年的新《预算法》已有很大的进步，但改革依然有空间。
按照财政部的数据，2018年1-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3352亿元，同比增长6.2%。但同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0906亿元，同比增长8.7%。此外，2019年前2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9104亿元，同比增长7%。同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3314亿元，同比增长14.6%。
支出增速正在快于收入增速。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的大国，中国公共预算的支出刚性是毋庸置疑。而经济放缓又是一个事实，那么公共收入的增长可能很长时间都难以恢复到之前的强劲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预算制度的改革还是有一定的紧迫性的。
改革任重道远，但稳步推进，前景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