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原名弗吉尼亚・斯蒂芬，是英国现代著名的女小说家、评论家和散文作者。她的小说创作实践推动了现代小说的发展，她的理论进一步巩固了意识流小说的地位，她的影响在文学上经久不衰。但是，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在英国对伍尔夫的评价一直偏低。从70年代起，英国文学研究领域却突发了对她重新研究的兴趣，甚至对她的“发疯”、相貌、癖性、爱好、私生活，等等都有人进行专题研究。伍尔夫通过采用新颖、独特、智巧的创作技法，成功地让读者看到了人物意识深处的闪光。因此，她被尊为意识流小说大师，成为英国文学界的一位传奇人物。
二、隐喻与创作
在其作品中，伍尔夫特别注重修辞手段对塑造人物形象和表达主题的辅助作用，而且在修辞技巧上毫不逊色。隐喻机制就是伍尔夫实现其作品内涵的手段之一。在小说中，隐喻表现为作品的深刻寓意暗藏在艺术形象背后，通过相似、暗示、烘托、对比和联想等方法，用对外界事物的描写来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传达出作家微妙的情绪、神秘的感受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它诱导读者进入一个隐藏在艺术世界之后的哲理世界。
伍尔夫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量的隐喻运用。隐喻的特点是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resemblance)，在隐喻结构中，人们将两种看来毫无联系的事物相提并论，是因为人们在认知领域中对它们产生了相似的联想。人们正是利用这种联想来实现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这种联想是创造性的、隐喻式的，对词语语义范畴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隐喻的功能来看，如果将隐喻局限于语言角度来分析，往往论述其所起到的语言修辞效果、隐含表达、增加魅力、感情渲染、修饰文体、语用效果等功能；若将隐喻上升到认知角度来分析，就要论述其对形成概念、扩展思维、建构知识和理论等所起到的作用。人类有能力将一个概念域隐喻性地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域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认知方式是人们进行思维的基本能力，也是语义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以及依据。”正是隐喻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特点和功能，所以无论是书面中还是口头中隐喻语言无处不在。雅各布森指出：在诗歌里，相似性原则是诗歌的基础，隐喻模式得到凸现。如今，伍尔夫将诗歌的隐喻移植到小说中，使小说披上了诗的面纱，它将抽象单调的东西变得栩栩如生，将平淡无奇的事物写得有滋有味，充满了诗情画意。如上所述，隐喻也是意识流语体中最常见的表意形式，意识流作家经常采用隐喻以含蓄婉约的方式来暗示人物的心理矛盾与冲突。
三、隐喻思维在《飞蛾之死》中的运用
(一)飞蛾的命运
《飞蛾之死》是伍尔夫著名的散文佳作，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描述了一只飞蛾的垂死挣扎与作者悸动的心灵。小小飞蛾的死亡展示了生命的价值与真谛，纤小瘦弱的飞蛾毫不气馁地与强悍的死神搏斗，悬殊的对抗似乎太不公平，生命相对于死神来说虚弱、渺小，但又珍贵、顽强，弱小不能成为放弃生命的理由，飞蛾的奋力反抗就是在尽情享受属于它的那份生命。正是这种执著与顽强吸引了作者的视线，她似乎看到了向死而生的意义。“这种壮举使人深受触动。不管怎么样，人们总是又看到了生命，一颗纯洁的珠子。”
在其作品中，伍尔夫以其细腻独到的文笔和崭新的富有意味的写作形式向读者提供了一幅幅新鲜的生活画面，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使之发现隐藏在事实表面之下的思想和情感的波动。作者着意刻画事物给予人的印象，带给人们的感受和人们对此作出的反应。为实现这一创作意图，作者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将自然界中事物与人统一起来构成和谐的整体。
综观全文，作家把飞蛾隐喻化，在其临死之前活动的方寸之地，上演了一场微乎其微的小生命对抗无法抗拒的大命运的悲剧。首先，作家选择飞蛾这样一种不起眼的动物作为主角以隐喻生命的渺小；不仅如此，文章的第一句话还对飞蛾的身份做了否定，“白昼出没的飞蛾，准确地说，不叫飞蛾；它们激发不起关于沉沉秋夜和青藤小花的欣快意念”，即便在同类中，它也没有自己的地位，连“飞蛾”这个名字都是不恰当的，它的存在也不能带来什么感观上的享受，因为它双翼狭小，色泽灰暗。文中多次用“他”字指代飞蛾，这不是单纯的拟人化，而是隐喻飞蛾具有人的感情和意识，用这只飞蛾隐喻作者自己，借以隐喻人类自身。微乎其微的小生命做着和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同样的事情，作家无形中拉大了生命两端对手力量的差距，这样的抗争精神更能让人对生命之美产生共鸣。
伍尔夫在反复地渲染飞蛾渺小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渺小的生命也有它的可贵之处。“在它赢弱的小身体里，仿佛塞进了一缕纤细然而洗炼的世间奇伟的活力。每当它飞越窗面，我总觉得有一丝生命之光亮起。飞蛾虽小，甚至微不足道，却也是生灵。”让人产生怜悯之情的正是这微弱的生命之光。“飞蛾不但引人唏嘘，还同样令人惊叹，使人感到似乎有谁取来一颗晶莹的生命之珠，以尽可能轻盈的手法饰以茸羽之后，使其翩跹起舞，左右飞旋，从而向我们显示生命的真谛。”作家先抑后扬，飞蛾的价值不是激发“沉沉秋夜和青藤小花的欣快意念”，而是显示生命的真谛。外部世界的欣欣向荣，其他物种旺盛的繁殖力，这些似乎都和飞蛾无关，它所做的就是在自己的空间里，做着自己的事情。“飞蛾能做到的事，它都做了。”作家自问：“生命若以另一种不同于飞蛾的形态诞生将可能变成什么，而这种想法自会使人以某种怜悯的心情去观察飞蛾的简单动作。”此时，飞蛾已被抽象化，隐喻所有的生命，与其说女作家在赞颂飞蛾的生命，不如说她所赞颂的是生命本身。辉煌也罢，简单也罢，都是生命――当读者沉浸在欣赏这个美丽生命的时候，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死亡――出现了。
飞蛾突然飞不起来了，只能在窗格底部扑腾翅膀，不能再横越玻璃窗。在第七次尝试飞起来失败之后，飞蛾最终仰面跌落在窗台上。“我”打消了用铅笔帮它翻身的想法，留下它独自与死神搏斗――旁观者已经知道即将摧毁飞蛾的是一股冷漠的、不针对任何具体事物的、可以摧毁整座城市和人类的、无法抗拒的、死亡的力量；这更从反面烘托了飞蛾对生命追求的执著。求生的本能促使飞蛾做了七次尝试。“七”在基督教国家里，有其特殊的含义――上帝用七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七”代表“终结”。“飞蛾第七次尝试的失败隐喻生命的终结――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屈服，而在于超越，飞蛾的生命因超越而更有其价值。这个不起眼的小生命虽然命数已定，但仍不放弃最后一搏。在它“筋疲力竭而小憩之后，细腿又抖动起来。这最后的抗争确属英勇超凡，而挣扎又是如此之狂暴，飞蛾竟然最终翻身成功了”，作家不禁感叹生命之珠的纯洁――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一只微乎其微的小蛾子竟然会反抗这样一股伟力，仅仅为了没人珍惜，也没人想保存的生命。而命运就是在毁灭这样一个纯洁的生命。
(二)生存空间
伍尔夫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家庭。父亲在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威，母亲则是家中的“天使”。男孩都被送到费用昂贵的学校读 书，女孩则在家接受廉价的家庭教师的教育，伍尔夫和她的姐姐就是这样。伍尔夫后来曾向她的一位好友抱怨道：“想想我是如何长大的，不能去学校，只能读父亲的书。从未有机会做那些在学校经常玩的游戏。”伍尔夫在她的一篇表现女性主义的随笔《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女人总是被剥夺自己的空间，永远注定要栖身在丈夫的房子里。此处，阻挠了飞蛾的玻璃框或许就象征了阻挠伍尔夫的一切力量。飞蛾在挣扎，想摆脱这一束缚，伍尔夫也同样如此。她的很多作品中都有对这一现象的批判，她在作品中对父权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大胆批判，她提倡以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创造一身新的文明，最终使人类摆脱男女二元对立，走向两性融合。她认为妇女只有走出家庭，取得经济独立，才能保存自我、实现自我，从而使自己获得全面解放。这无不体现出伍尔夫像那只小小的飞蛾一样，渴望冲破束缚，飞向外面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并更进一步地希望能够解放整个女性的命运，摆脱一切的阻隔。
另一方面，生存空间也指伍尔夫在实验她的新写作方式中所受到的来自外界的压力和突破自我取得创新的困难。众所周知，伍尔夫虽深受乔伊斯的影响，但她的意识流小说风格与乔伊斯有很大不同，有人甚至把伍尔夫称为“意识流小说的开山鼻祖”。伍尔夫的作品强调人物在生活中经历的延续性，从而展示外界环境如何影响人物。因此她用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写作短篇小说。她注重的是“韵律”，而非“叙述”。她曾说“尽管对我来说，韵律比叙述更自然，但它却与传统方法完全背道而驰”。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女子几乎连上学的权利都没有，又何以能够在男性统治的文学世界中进行创作，更不用说创新或者有所成就。当时的许多评论家对伍尔夫的写作方式不屑一顾，其中最出名的大概是阿诺德・贝内特，他和伍尔夫进行了长久的争辩。阿诺德在当时不仅是文学界的名人，也是政治界的名人。他对于伍尔夫的批评主要在于人物的塑造和情节发展上。阿诺德非常强调“真实”和人物的生命力。在他看来，如果人物无法令人信服，那么作品就不会成功。那又是什么决定了人物的真实性?如何判断某一角色比另一角色更真实?对此，阿诺德的回答是：人物形象要丰满，需要对冲突、挣扎、故事的开头及结尾有完整的描绘。由以上阿诺德的评论，可以发现伍尔夫的作品似乎与他的标准正好相反。伍尔夫强调人物感知的起落，及对幻想的亲昵表达。她决心“忘记传统”，抛弃传统小说钟爱的线性故事。面对阿诺德及众多知名作家的批评，伍尔夫就像那只小飞蛾一般，奋力挣扎，与他们辩论。除了来自外界的压力，还有创新本身的困难。虽然伍尔夫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但她每完成一部作品，每在写作方法上有所突破，她都常常会出现病兆，每当此时经常能够在她的脸上看到她内心的痛苦。面对这一切，同那只小飞蛾一样，伍尔夫并没有轻言放弃，而是继续她在文学道路上的突破创新，于是有了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如《达罗威夫人》、《到灯塔去》、《海浪》，等等。
(三)飞蛾与作者
细细品味《飞蛾之死》会发现整篇文章中虽然有“我”的出现，但“我”似乎只是位旁观者，虽试图去帮助飞蛾，但“领悟到失败和笨拙意味着死亡的到来，我又把铅笔放下了”。因此，文中的“我”并未对事件发展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仅仅是一位旁观者、叙述者而己，“我”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向读者进行客观的叙述。由此，似乎“我”的存在略显多余，或至少没有深刻的内涵。但若把飞蛾隐喻为作者自己，飞蛾的命运就是作者命运的影射，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何“我”如此关心这么一只小小的、再普通不过的飞蛾。因为“我”似乎就是在观察自己的境况、自己的命运。
四、总 结
综上所述，在伍尔夫的小说中，隐喻思维在诸多方面都得到应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另外，伍尔夫对小说的体裁、结构、技巧以及语言形式都做了大胆的革新，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短篇小说，使英国短篇小说艺术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同时也确立了她自己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