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出生。青年学者、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媒大学戏剧戏曲学硕士研究生,师从于著名学者周华斌教授。已出版著作《寂寞城市》《大国小城》《蝴蝶飞出地平线》《文化的撒旦和上帝》等多部。曾获第四届、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
一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英国《独立报》发表了利兹大学东方学教授迪莉娅・戴文的一篇短文,《杨宪益:“文革”期间的名士翻译家》。
当然,“名士”是我望文生义翻译的,原文是“feel foul of authority”,直译过来就是“蔑视权贵”,我翻译的水平不高,姑且意译为“名士”,只是更可惜在于,国内的媒体竟统统将这个标题翻译成“陨落的中国翻译大家杨宪益”,看上去像是人家转载我们的悼词,原文的一点精髓,一点气韵,全都不见了。
更关键在于,“名士”恰恰是这位翻译大师的最大的风范,若是把这两个字回避掉,哪里能找到一丁点杨宪益先生的影子?
几个月来,我一直想为宪益老写点东西,作为纪念。只是每当提笔的时候,总觉得言不尽意,迟迟至今,终于明白,关于宪益老,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说清楚的。
二
幼年生于银行家之家,青年负笈留学牛津翻译《离骚》;中年翻译《鲁迅选集》《红楼梦》,名扬海内外,受毛泽东好评;年过半百,竟逢牢狱之灾;晚年整理国故,终成一代宗师。这便是杨宪益一生的速写,所有的新闻媒体,所有的人物专访,从他逝世那一刻开始,都将镜头与笔墨对准了这位才驾鹤不久的老人。
在这个大师相继谢世的时代,杨宪益的辞世,颇有点英雄末路的意味。与季羡林、任继愈的逝世不同,他在理论上并无太大建树,所以构不成学术界的“大丧”;他与王世襄的辞世也不同,后者乃是一代历史名宿、文物大家,在“文物热”的今天,王世襄的辞世对于古玩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而杨宪益的离去与贝时璋、钱学森等院士们的辞世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钱、贝两泰斗乃是中国现代科技的奠基人,仅凭这点,翻译家杨宪益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但有些人却注定不能被遗忘,因为越发在这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时代,越发要看重某些表面上不是那么重要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
一九一五年秋天,在这个充满激变的年份里,出生在天津豪门的杨宪益,似乎天生就携带着一种独特的名士气质。“白虎星”下凡,似乎正显示出一种“名士”的态度。
“白虎星”是克星,在杨宪益出生前,其母便梦见一只白虎跳进她的肚子,这在当时是非常不祥的预兆,一向乐观豁达的杨宪益从未把此放在眼里,虽然他幼年丧父、童年孤独,晚年丧妻,一生千辛万苦、饱经冷暖,但杨宪益仍坦诚积极面对。晚年他的英文回忆录《白虎星照命》还以此为命名,大有“无所谓”的名士态度。
名士是一种风范,杨宪益终身追寻这种风范,可谓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在他童年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如火如荼,造反的思想也贯穿到小杨宪益的脑海里。好几位私塾先生因为向他传授“克己复礼”的四书五经,竟被四五岁的杨宪益狠狠地“教训”了一通,最后竟被灰溜溜地赶出了杨家。这在当时是非常果敢的举动,尤其在“天地君亲师”余毒未灭的五四时期,才四五岁的杨宪益竟然有此等魄力,实属难得。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如果说杨宪益幼年此举纯粹是懵懂无知才无畏的话,那么其后的事实证明,幼年的杨宪益并非是公子哥怪脾气作怪。虽然他“撵走”多位私塾先生,但最后他终于被一位老师制服了。这位老师没有棍棒,也没有“仁义道德”,而是一位清贫不移志的诗人魏汝舟先生。
魏老先生虽为前清秀才,且是名噪一时的“同光体”诗人,但不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也不愿意与袁世凯等人同流合污,拒不出仕,终身困苦,靠为富家担任私塾先生为生。杨宪益赶走其他私塾先生后,这位魏老师勇敢地担任杨宪益“启蒙”的重责。除了讲授唐诗宋词二十四史之外,魏老师还通过中西方历史故事,向杨宪益传授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家存亡之际的做人道理。刚刚启蒙的杨宪益猛然醒悟,在当时的中国,只有“西学”才是救国之路。
几年之后,杨宪益坚持要求去中学接受“新学”教育,而魏先生也有了自己的选择,在杨宪益获得当时天津最好的教会中学――新学书院的录取资格后,六十多岁的魏老先生不顾杨家的苦苦挽留,在一个夜晚,给杨宪益留下一本自己的诗集与一封信,然后悄悄地离开杨家。魏老先生知道,他所知道的知识是有限的,杨宪益只有接受中学、大学,甚至留洋海外的系统教育,才有获得真知的机会。
“他是一个永远严肃并有尊严的人”。晚年的杨宪益如是回忆自己这位启蒙老师,他自己确实也是按照魏老先生的坚强人格去完善自我的,“魏老师影响了我一生的人生观,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Gentleman。”
三
魏老先生的名士态度,确实影响了杨宪益的一生。
青年的杨宪益,勇敢刚毅,是一位“罢课领袖”。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正在读初三的杨宪益勇敢地组织同学们走上街头。校方派遣一位教师代表来劝阻“风头正劲”的杨宪益。杨宪益的脾气岂是可以“劝阻”的,一下子就和这位教师代表起了冲突。没想到这位教师代表也是一个“名士”,二话不说桌子一拍就警告杨宪益,如果坚持罢课,学校将处分有关人员直至开除学籍。
“开除就开除!”
杨宪益脖子一拧,瞥了一眼这位老师若有所思的眼神,带着同学们冲出了教室。
但这位老师却一直器重杨宪益的才华,他被派来劝阻学生,是他的职责本分,但他却对杨宪益的才华与胆识很赞赏。不久后,这位老师自编自导的话剧《西施》招募演员。女一号为当时天津著名女星张美如,男一号却在全天津的教会学校中“海选”。这位老师一下子想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学生领袖,而正好杨宪益对于上台演话剧,也非常感兴趣。于是,两个名士相遇,都不计前嫌,三杯酒下肚,师徒竟成“演员”与“导演”的搭档。
只是,杨宪益虽然胆大激进,但在舞台上却扭扭捏捏,特别是面对一个漂亮的女一号,竟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这位老师悉心指导杨宪益舞台表演,教他领会剧本,渐渐地杨宪益吃透了戏剧精神的内核,在舞台上收放自如,令这位老师也称赞不已。
“一个革命者不能只会在街头喊话”――这位老师的教诲深入杨宪益的内心,他开始对这位年轻的老师刮目相看。数年后,杨宪益负笈留洋英国,与这位老师在伦敦的街头邂逅,此时的杨宪益已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而这位老师,也是一代戏剧大师萧伯纳的高足。
同在异乡为异客,名士不惧寂寞,只患无友。在一九三五年的泰晤士河畔,师徒成了莫逆之交,很快,两人建立了超越师生的终生感情。
这位老师,就是当代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
少年时代的魏汝舟老师与青年时代的黄佐临老师,为杨宪益的世界观定下了不可磨灭的基调。杨宪益的翻译之路,竟然也是从“名士”的赌气开始的。
在剑桥的课堂上,一位叫布伦顿的教授,成了杨宪益的指导教师,布伦顿老师是一名典型的英国绅士,开口莎士比亚,闭口德莱顿、蒲柏,这让有着很强民族自尊心的杨宪益很受不了。他从小受魏汝舟先生教育,中国是诗的国度,只有屈原、李白才是世界顶级的诗人,这些西洋诗人,如何能与中国的诗仙诗圣们相提并论?
课堂上,杨宪益质疑了老师,并提及屈原、李白的名字。可惜布伦顿教授耸耸肩膀,对于这些人并不知道。杨宪益急了,把手里的《离骚》给老师看。布伦顿不懂方块字,仍然不置可否。
“我要把离骚翻译成英文!”
年少气盛的杨宪益,一赌气,真的决定翻译《离骚》,布伦顿也表示,愿意通过杨宪益的笔法,看看神秘美丽的东方诗国。开弓没有回头箭,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名士岂能说话出尔反尔?但是,《离骚》是出了名难懂的中国古诗,翻译成白话文都非常困难,翻译成英语,那真是难于上青天了。
处女译作选择《离骚》,杨宪益费了不少脑筋,但凭借他优秀的西学底子和古典文学造诣,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终于把《离骚》翻译成了英语。或许是因为同为名士,杨宪益的译作大气磅礴而又流畅,略带夸张和嘲弄的口气,不但把屈原的名士气派表露得淋漓尽致,更赋予了全新的文学内涵,连一向苛刻的布伦顿教授都拍案叫绝。
直至现在,这本书还屹立在欧洲各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作为杨宪益名士青春的纪念。
四
在英国,杨宪益除了获得了“洋教授”的头衔之外,还收获了自己终身的幸福――一位名叫格莱迪斯・玛格丽特・泰勒的女孩,走入了杨宪益炽热的内心。
这一走入,就是同甘共苦的五十年。
名士并非无感情,相反,名士最大的特点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把感情宣泄到极致。在爱情的滋润下,回国后的杨宪益以最大的激情投入到翻译工作当中。翻译是一门苦差事,尤其是中译英,这几乎是非英语为母语译者所不敢尝试的艰难工作,杨宪益做到了,并且,做的比西方汉学家们都好。
《阿Q正传》《儒林外史》《资治通鉴》《红楼梦》……各种大部头在杨宪益的笔下都被翻译成美丽隽永的英文,流传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家。东方文化头一次这样走出国门,不由得令西方学者惊羡,世界上最美的文字、文化与精神,都在中国这片辽阔神秘的土地上。
全国解放后,杨宪益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新政权的建设当中,他甚至放下手中热爱的翻译工作,将自己的时间用到了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
名士多爱国,屈原、嵇康、王国维,无一例外。真正的名士,并不是困顿书斋,也不是放浪形骸,而是以一种独有的热情与世界观,去面对时间的一切美好。
一九四九年之后,洋教授杨宪益成了新政权的普通劳动者之一。转变身份后的他代表“南京市民革”草拟了支持新中国建设的宣言和讲话,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宣传和解释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土地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文艺政策乃至宗教政策。在那些日子里,杨宪益简直成了新中国在南京的“新闻发言人”。虽然他当时不是共产党员,却早已把自己当成党员来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面前,他疏忽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甚至三儿子、小女儿杨炽出生时他都不在身边。那时他在一大堆头衔中间周旋,除了编译馆“接管工作组组长” 以外,他还是南京市民革筹委会负责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理事,甚至他还被任命为南京市政协的“副秘书长”,在忙得昏天黑地的年头里,杨宪益是充实的。
在南京的日子里,他与陈毅、柯庆施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成了酒桌上、书房里的朋友。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杨宪益,问他,“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
“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杨宪益不假思索地反问。
名士始终是名士,无论他工作多忙,多么爱国,一旦进入到他感兴趣的领域,他会迅速地暴露出他的性格,自信,果敢,甚至有些自我,但这一切都来自他的才情与底气,哪怕在当时几乎被神话的毛泽东面前,三十多岁的杨宪益,依然没有丝毫的掩饰。
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文革”中的杨宪益受尽了磨难。但他自信、蔑视权贵的名士态度,更是暴露得一览无遗。
他鄙夷四人帮、林彪等人的做派,他喜欢饮酒,借酒浇愁,于是,他成了监狱里“酒气最香”的囚犯。在偶然间听广播时,他听到在国家领导人排序中没有林彪,他判断,肯定是林彪下台了。
于是,深感兴奋的他将“红宝书”中第二页关于林彪的语录撕掉,扔掉。一周以后,狱卒检查时看到杨宪益的“红宝书”少了一页,什么话也没说。
杨宪益高兴地告诉狱友们,林彪垮台了。
消息还未正式公布,杨宪益却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敏感向受难的狱友们告知了自己的这一猜测。如果他猜测有误,这在当时必然是杀头的罪,但名士是不怕死的――且看骂曹的孔融、击鼓的祢衡、张狂的徐文长,还有弹琴的嵇康,有谁把杀头当一回事儿?
杨宪益不怕杀头,没过几天,事情果然是他估计的那样,林彪折戟沉沙,他自己也被放了出来。几年的牢狱生涯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人生的又一次感悟罢了。
五
杨宪益一生,有三个头衔,洋博士,真名士和革命者,在这三个头衔中,“真名士”最能反映杨宪益的性情。
“知识分子”是一个有点过时的语汇,但现在的我们似乎喜欢旧事重提。在西南联大、之江大学、燕京大学的吉光片羽中,在季羡林、胡适、梁实秋的背影里,我们常会凭借一些文字找到些许怀旧的安慰,但我们在严肃地面对“钱学森之问”时,又骤然失语――什么是大师?什么是名士?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如果一个小学生驱逐自己的老师,我们会给他严厉的处罚,但是,如果当时杨宪益受到了严厉苛刻的处分,是否会有一代名士的将来?
如果一个青年学子敢于和老师叫板,今天能否还有黄佐临这样的老师,以宽宏大量的胸怀去劝导一名学生?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师生关系能否发展成为半个世纪前那样的莫逆之交?
如果一个翻译家,他以一种极大地热情去面对他的翻译工作,去皓首穷经地面对传统经典,我们能否让他在“出版产业化”的滚滚洪流中获得一个养家糊口的机会?
如果一个敢于发牢骚、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不再被“处理”掉,或者不被某些机关、个人当作“怪人”而“打入另册”,我们是否离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更近一步?
似乎太多的如果,却没有一个答案,一个民族的前行,除了科技的发达、技术的革新之外,似乎更需要一些类似于脊梁、血脉与精神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期望驾鹤西行的一代名士,会成为一个让我们望尘莫及的绝代名士,仅此而已。
责任编辑/曲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