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茂大厦宴会厅，3650支蜡烛，25位女模特，精美的时装秀……在这样一种绮丽的氛 围中，张朝阳、潘石屹等近40位知名老板身穿特制的晚礼服，参加了名为“企业家品位与商 业影响力”的宴会。
《中国企业家》杂志以“寻找中断的贵族记忆”为题报道了这次聚会：烛光晚宴感召着每 一个人，虽然大厦外面是绵绵细雨，可谈论品位、追求品位是这些中国最活跃的商业人物的 真实心态。为强调主题，编者特意提醒人们：当上述场景“出现在上海这座亚洲最高大厦二 楼宴会厅的时候，你感觉到中国企业家们渴望由富到贵的那种萌动了吗?”
春雨迷离之中，一个重要的信息传递了出来，我们的企业家们已不满足于以“富”为荣了 ，巨额的财产，已不能带给他们想望的尊贵感，他们现在渴望提升“品位”，渴望“由富到 贵”了。
显然，这是一次精心筹划的聚会，也是一台资本、技术与媒体的合唱，几十名身价不菲的 老板，用他们统一的装束和集体演出，宣示了一种郁结已久的渴念，其象征意义是勿庸置疑 的。考虑到当下中国社会情状及可以想见的将来，我以为，假如张朝阳、潘石屹们果真提升 了“品位”，并且果真“由富到贵”了，那么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我们这个社会，都是 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也正因此，这次聚会便有了仔细辨认的必要。我们看到，无论是晚礼服，女模特，还是时 装秀，抑或现场一位“品头论足”的法国专家，都洋溢着一种异域气息，弹奏的是一种来自 西方的情调，很明显，晚宴的质地、氛围及光泽都是在刻意巴黎伦敦的富豪聚会。因此，晚 宴主持人、《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所说的“寻找中断100年的贵族记忆”，此“贵族” ，不应理解为百年前的满清贵族。也许，在牛文文言辞的内涵中，即使是百年前的满清贵族 和汉人富商，他们也不过是某种“品位”和“优雅生活”的载体或符号，他们肯定不会着长 衫马褂戴瓜皮小帽，而应是西装革履，他们的礼仪、“讲究”，也不应是中式的，而应是西 化的，这一点，与会的美通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维嘉一语道破：“今天我们谈的所有的品位， 包括餐桌上的礼仪、穿着等，都是西方的品位，有哪一点能从中国的文化积淀里找到根湖? 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西方的品位，是我们拷贝西方的品位。”
所以，含糊之辞可以省略，概念应该厘清，真实并据说还“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渴望与萌 动不必隐晦――在那个细雨绵绵的夜晚，在那个绚丽芬芒的宴会上，我们的企业家和富商们 寻找的不是对满清贵族的记忆，而是对西方上流人士聚会的某种想象，他们的衣着、谈吐、 行为举止，都是在模仿和复原想象中的西方贵族。
那么，什么是“贵族”?所谓“上流社会”?“品位”又是指什么?显然，如果这些问题一 一详谈，本文的篇幅就太长了，所以这里只谈“贵族”。而且，笔者假定张朝阳潘石屹们最 想学习和模仿的是西方贵族中的最优秀者，所以，本文只谈英国贵族。
为什么说英国贵族是西方国家贵族中的“最优秀者”呢?这是因为，英国贵族在长达七、 八百年的历史中表现出的品性、素质、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展示的政治素养和智慧、对社会进 步的有力推动以及其建立的多方面的功绩，都是法国、德车等国贵族无法比拟的。让我们先 来到1215年6月15日，那是一个星期一，早晨，一伙英国贵族约请国王约翰商议要事，经过 谈判，他们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在英国历史上，《大宪章》首次明胡了“国 民权利”：不经“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的审判，不得将任何人逮捕监禁、不得剥夺其财产、 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大宪章》作为“第一个伟大的议会文献”，拉开了英国 宪政改革的大幕，其中关于“国民权利”和“不可擅自征税”的条款，成为后世“人权”和 “无代表则无税”原则的基础，影响十分深远。英国贵族素以品位”坚韧”和“内敛”著称 ，贵族后裔年轻时在公学中要经过严格的寄宿式管理，每天自行整理内务、冷水畲洗、跑步 练操。除学习宗教、拉丁文、希腊文外，学校还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及礼仪，让他们具 备“绅士风度”。1688年，一些贵族带头发起“光荣革命”，在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的情 况下，扭转了英国的历史方向，确立了议会制和政党活动合法化。随着资本积累和制造技术 趋于成熟，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也最早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光荣革命”以最小的成 本和社会牺牲，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血流成河”的法国和俄国革命的社会转型之路，至今仍 让人钦慕不已。19世纪中叶，贵族主导的英国政府和议会迫于工人阶级的压力，同时也是为 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政治上作出退让和妥协，许多工人和社会下层人士获得了普选权，英 国渐渐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一部英国贵族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群体之所以“贵”，不在其显赫的社会地位或巨额财 富，更不在其“炫耀财富”的生活方式，而在其品行端正，操守优良；更在其对社会进步的 推动，为其他群体提供了保护和帮助，以及对国家荣誉的捍卫；还要看其是否为民族前途与 正义事业付出了代价，是否做出了应有的牺牲。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些素质、功业和条件，这 个群体才“贵”得起来，才有资格被人们称为“贵族”。
以聚会在金茂大厦宴会厅的老板们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和富人，今天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社 会资源，谁都不会否认，这些企业家每日每时都在为社会创造着物质财富，每年还上缴国家 大量税款，并且为众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已经为社会做出了可观的贡献。正是这些 贡献，成为他们自豪且渴望“由富到贵”的资本。可为什么人们觉察不出他们的尊贵呢?
显然，这是因为企业家和富人群体的品性、素质、道德水准及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与他们 人备的能量和掌握的社会资源还不对称，与人们心目中的“贵族”标准还差得太远。总体而 言，作为一个阶层，中国企业家和富人群体还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其品性参差不齐，不 少人文化上欠修养，道德上还没有通过社会和人民的检验，许多人财富的来源和积累过程缺 乏合法性。虽然他们中间不少人常有捐助“希望小学”和其他公益事业的善举，但这个群体 的多数人还没有学会更好地支配财富。我们经常看到的“黄金宴”、“888万元豪车”之类 报道，显示着这个阶层还处在“炫耀财富”的虚荣之中。
为中国长治久安计，我们今天还真的需要一支“贵族”了，或者说，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需 要一个有贵族素质和可能担当这个角色的还是企业家群体。如上所述，中国企业家已经具备 了相当的实力和影响力，只是受制于整体素质和品性，他们还没有表现出与自身实力相称的 社会作为。所以，修养和锤炼素质，端正自己的品格，是富人们眼下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他们需要的不是举办晚宴来“提升品位”，而是需要有更深厚的人文学识，更加敏锐的道德 良知；此外，对拥有巨额财产的一种负疚感，对社会弱势群体更多的同情心，也是必不可少 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需要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胸怀，并渐渐懂得应通过何种更有效的途 径及方法，维护自身的财产和利益。例如，作为社会上纳税最多的人群，他们应当更加关注 国家税收事情，他们可以提出税收立法方面的建议，可以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质量提出疑问。建基于市场经济之上的现代政府财政，只能是公共财政制度，这种制度只有 在社会主要集团和阶层可以协商和互相监督的情况下，才能建立起来。中国企业家和富人即 使仅为自身利益考虑，也应要求政府税收程序更加公正和透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 服务的数量及质量，应与其所征税款数额成正比，而非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建“政绩工程”甚 至“豆腐渣工程”。当中国企业家群体有朝一日果真端正了品性，对自身社会责任有了更多 的自觉，当他们终于知道应采用更有效的行为方式和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他们终 于意识到属下员工和社会弱势群体与自己同样有合理的利益诉求，因此不再拖欠员工工资和 鄙势这些人群而是设法团结，当他们终于不再只赚取短期利润，而是懂得照顾和争取社会整 体利益的时候――让我们怀着真诚和善意，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我们能够看到，企业家 们在争取社会长远利益的斗争中，宁愿牺牲自己和家族的利益也在所不惜。那样，谢天谢地 ，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也有自己的贵族了，我们也终于可以向着企业家和富人们，送 上尊敬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