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敏先生是很善于思考许多问题的散文理论家。他总是紧紧抓住此种文体的本质特征及其全部的审美内涵，还时刻都回顾它往昔的历史和前瞻它未来的景象，因此他就能够高层建瓴般地观察与阐述当前许多有关散文创作的课题，从微观到宏观，从作品到理论，都写出了不少很具有启迪意义的篇章。
我是在将近二十年前，就认识到了聚敏先生这种敏锐与深沉的理论思维的能力。记得他当时谈论和批评散文创作中间，存在着一种显得很肤浅的“儿童化”的现象，这样就无法深刻地思索和描绘出时代的脉络。这一番警辟的话语，立即使我回忆起李卓吾那篇著名的《童心说》来，我原本是很服膺此种见解的，经过认真的比照之后，终于得出了也并不能够绝对化地强调这一点，而应该进行多元和辨证地考察的结论。这正是聚敏先生给予我的重大的教益。我已经在当时写成的《散文的使命》这篇论文中，详细地叙述了这样的感受。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大散文”的口号，以及“文体净化说”的见解，是在散文理论探讨中间相当具影响的两种看法。聚敏先生针对它们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评论，指出它们对于散文创作中充分发挥自由的个性来说，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为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散文情感论”。以充满真诚的情愫，表达自己对于社会人生和整个世界的感受与体验，这样去跟读者进行自由和平等的交流，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创作，而像他所指出的那种普遍存在着的“尚教谕”和“传达型”的文字，就绝对不可能是成功的散文作品。缺乏自己的个性和情感，却只是人云亦云，重复别人的话语，当然就完全丧失了散文艺术的因子。真像法国的一位大雕塑家戏谑的那样，“拙劣的艺术家永远戴上别人的眼镜”（《罗丹艺术论》）。
正因为始终都强调散文创作的情感和个性的问题，这样就使聚敏先生由表及里地抓住了它根本的关键。文学创作本来就应该是个性的充分发扬，和情感的集中表达，尤其是侧重于表现作者内心体验和主观色彩异常强烈的散文创作，自然就更应该保证艺术个性的得到酣畅淋漓的抒发。离开了个性的充分表达，哪里还能够写出感动读者心灵的散文来呢？聚敏先生有不少进行宏观阐述的论文，和更多从微观的视角，评点散文家及其作品的篇章，就都牢牢地掌握着和挥发了这样的审美特征。如果我们的许多散文作家也都能够涵养成这样的禀赋，那么写出的作品肯定就会更上层楼了。
对于有的散文作品缺乏个性的问题，聚敏先生归结为它们的作者，在自己的心灵与意识中间，缺乏一种广阔和深入的生命的体验，这真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本质。他还进一步地去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指出像这样普遍存在着的情况，又有其长久而又深沉的历史和传统的原因。他认为整部中国古代散文史演进的踪迹，就因为是处于专制王朝的严厉统治底下，又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在这样阴霾和僵化的氛围里面，个性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自然就变成了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像这样沿袭下来的精神传统，至今还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之间，如果不是自觉地运用现代意识支撑自己思想感情的话，下笔书写起来自然就会涌现出这样的问题了。
文学创作必须要蕴涵着情感，有这样的特征来检验一部中国的文学史，自然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从《尚书・舜典》所说的“诗言志”，和《毛诗小序》所说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大序》所说的“吟咏情性”，就都显示出要抒发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以便能够情理交融地生动展开。然而正因为在后来受到专制王朝统治和正统儒家思想严酷钳制的缘故，在表达出来的情理中间，往往就缺乏自由、生动与深邃的个性。聚敏先生举出《岳阳楼记》这篇著名的散文，认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然已经成了众人皆知的成语，却并未详尽地展开自己“退亦忧，进亦忧”的内心世界，因此就显得有些缺乏灵动和深入的个性了。对于《岳阳楼记》的思想与艺术的鉴赏来说，自然是完全可以因人而异，各抒己见，但是聚敏先生的看法却很值得引起思索，提醒大家应该从种种不同的视角去观察问题，以便得到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结论。
聚敏先生这种开阔而又深邃地观察和剖析所有问题的做法，就能够在掌握关键与本质的基础之上，获得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认识，从而有力地推动它向前迈进。像他这样努力地进行探索和开拓的工作，实在是应该引起散文界的朋友们充分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