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经好友介绍，我认识了中共隐蔽战线的老战士沈安娜。90岁高龄的沈老在与我聊天时，经常提到一个名字：鲁自诚。她称鲁自诚为“鲁大哥”，说他“是个伟大的人”。鲁自诚还是她丈夫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也可以说是她的“革命引路人”。
沈安娜的丈夫华明之与鲁自诚的夫人华韵三是亲兄妹，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两对夫妻都在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但是，由于当年做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并有严格的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双方的保密意识很强，即使在全国解放以后，彼此见面也不谈地下工作时的事，所以大家对鲁自诚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情况知之甚少。鲁自诚于1969年去世，把很多秘密也带走了，只留下很少的文字材料。20世纪80年代，在编纂南方局党史资料的过程中，时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的童小鹏，对征集鲁自诚的革命事迹资料非常重视，特意和夫人紫菲邀请沈安娜作陪，在家中宴请华韵三，着重了解鲁自诚在中共南方局的革命经历。华韵三受鲁自诚“单线领导”，负责他交办的具体工作。但按照工作纪律，鲁自诚对妻子也守口如瓶，因此华韵三对丈夫从事的许多秘密工作知之不多。
华韵三已于1987年去世。经沈安娜介绍，我认识了鲁自诚的子女，从他们提供的材料和其他知情人介绍的情况，我才逐步将鲁自诚的革命历程理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
两次入党三次被捕
鲁自诚，字鸣三，祖籍浙江绍兴，后迁居湖南常德，1893年5月18日出生，其父是城市贫民，为清末白莲教徒，因反对满清政府的黑暗统治，被清政府杀害。其母是家庭妇女，富有正义感，在丈夫去世后不久，也抑郁而死。接着，哥哥姐姐也相继夭亡。成为孤儿的鲁自诚13岁就进了工厂当学徒，四年后加入湖北新军，成为新军武昌第21混成协（旅）的一名战士，该混成协的协统（即旅长）为黎元洪，后任中华民国副总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鲁自诚所在的湖北新军武昌第21混成协（旅）参加了武昌起义，他在那时认识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董必武。
辛亥革命后，鲁自诚在湖北武昌民国公学和武昌高级师范附中半工半读，后又到北平工业学校工读。1919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寻求革命真理，他从上海远渡重洋，去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工读）四年。1924年回国后，在天津北洋铁工厂当绘图员。同年6月，由李立三、江竹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总工会从事工人运动。当时的天津由大军阀张作霖的部下、直隶保安司令李景林的部队控制，天津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4年12月，鲁自诚与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季达和天津市总工会的李思远、李希逸等人组织天津市工人总罢工。有一天，鲁自诚和上述几人在他的住处（党的“机关”所在地）开会，被密探发现，鲁自诚和李思远为掩护别人撤退，同前来搜捕的军阀侦缉队搏斗，李季达和李希逸乘机逃脱，鲁自诚和李思远寡不敌众，被侦缉队打伤逮捕。他们先被关在天津军警督查处大胡同监狱，以后又转到河北监狱。在狱中，鲁自诚化名张竟成，和李思远一直未承认真实身份，未暴露组织秘密。但是由于侦缉队在他的住处搜出了有关罢工的宣传品，认定他俩就是罢工的组织者，对他们进行轮番审讯，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实施多种酷刑。鲁自诚的前胸被打手用烧红的烙铁烫伤，留下一块手掌大的疤痕。尽管鲁自诚和李思远在严刑拷打面前没暴露身份，军阀还是将他们作为罢工的组织者判处死刑。
主持“审判”鲁自诚的是直隶督军褚玉璞。此人曾是张作霖手下的一个师长，到处杀人放火，民愤极大。当时和鲁自诚一起开会的天津市委书记李季达后来（1927年8月）就是被褚玉璞杀害的。李季达牺牲时年仅27岁。30年代，上海年轻京剧演员刘汉太到北京演戏，由于他扮相英俊潇洒，很受戏迷喜爱。褚玉璞的姨太太与刘汉太产生了爱慕之情，私相来往，后被褚玉璞发现，便下令逮捕并枪杀了刘汉太。他为了发泄余怒，还亲自用大刀在刘汉太的尸体上乱砍了一番。当时北京的报界因为害怕褚玉璞的权势，不敢刊登这一消息。而上海报纸因在租界内发行，不受军阀管辖，公开发表此讯，立即轰动全国。过了几年，作家秦瘦鸥以这个事件为素材，创作了在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小说《秋海棠》。
鲁自诚是在监狱里被褚玉璞宣判死刑的。他听完判决书，愤怒之极，双手举起沉重的手铐向褚玉璞用力砸去。他想，反正我也要死了，砸死一个赚一个。但被站在褚玉璞身后早有准备的保镖用力挡了回来，他立足未稳，手铐砸在自己的鼻子上，把鼻梁骨砸断了。接着被关入“死牢”，等待执行枪决。
1925年12月上旬，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三军攻打天津，褚玉璞感到形势紧迫，下令将鲁自诚和李思远等关在死牢里的囚犯拉出去执行死刑。在押赴刑场的途中，国民军第三军攻入天津，四周枪声大作，行刑队的人见势不妙，丢下十几个死刑犯人和大卡车，钻到旁边的店铺里抢了些东西就四处逃散了。鲁自诚和李思远在混乱中脱险走散，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见到李思远。
鲁自诚脱险后，马上在天津找党组织接关系。因他在狱中一年多，组织有很大变动，加上当时天津局势混乱，他找了一段时间未找到，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在狱中多次受刑，伤痕累累，身体虚弱，经常咳血，经济又十分困难，他只好投奔辛亥革命时的老友，寻求经济支持，一边养伤，一边继续找组织。他先到青岛找到江子禹借了钱，又到上海找当时任上海中西医院院长的唐尧钦疗伤。
1926年冬，鲁自诚得知北伐军到达武汉，就到武汉去接关系，通过中共创始人之一、“一大”代表李汉俊找到了组织，被派到湖北省总工会工作。在此工作期间，组织上通知他，不久可以恢复组织生活。正在这时，他带领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员冲进英租界，同各路工人一道收回了英租界。但是此举被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中共“六大”任总书记，后被捕叛变）指责为“冒险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向忠发指令把鲁自诚恢复组织关系的事暂时放下，说要等证明材料。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形势突变，党组织撤离武汉，鲁自诚被留下做隐蔽工作。1929年2月被派到上海负责宁沪杭铁路工会组织领导工作。1930 年12月至1932年5月，鲁自诚在北平北大和北师大、中大等大学以教授的公开身份讲授社会学，同时秘密宣传革命理论，开展学运工作。他的课讲得好，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力。据鲁自诚与华韵三的次子鲁克成回忆，1986年，鲁自诚的老战友廖沫沙对担任大学教授的鲁克成说：“你要向你父亲学习，他在北京当大学教授时，讲课非常好，许多进步青年慕名前来听课，教室和窗台上都是人。”鲁自诚当时的学生中有段君毅、李续纲等多人，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
革命道路。
1931年2月，鲁自诚经中共北平市委审查，由刘健生、王效贤（即阮啸仙）介绍，重新入党。1932年5月，鲁自诚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任上海总工会组委、党团书记，上海沪东区委书记等职。同年秋的一天，鲁自诚同一个党员和两个工人外出组织罢工，路过当时的百老汇路时，遇到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的警车捕人，鲁自诚闪身躲入弄堂，被英国巡捕视为嫌疑分子，追上将其逮捕，关在提篮桥监狱西牢。后来得知，巡捕房是搜捕“绑票犯”，他是被误捕的。他当时化名王子明，因不能暴露住处（即机关所在地），又无身份证明，只说是从宁波来上海找工作，无住址。两个月后，党组织了解到他被关押在巡捕房，敌人未找到他的任何可疑之处，便通过宋庆龄领导的慈善机构共济会，将他保释出狱。
当时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活动猖獗，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史济美执行特务头子徐恩曾“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多次破坏了上海中央机关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卢福坦被捕叛变，斗争形势非常严峻。
鲁自诚出狱后，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不为白色恐怖所惧，继续满腔热情地为党工作。
1932年，鲁自诚接受战友、中共党员张曙时的委托，帮助照看他在上海南洋高级商业中学读书的儿子张勉，认识了与张勉同宿舍的同学舒曰信和华明之。鲁自诚在与他们的闲谈中发现，舒曰信和华明之思想进步，有一股救国救民的热情，就主动对他们进行培养和引导。1933年7月，鲁自诚介绍舒曰信入党。1934年7月，又和舒曰信一起介绍华明之入党。 并先后把他们移交给中央特科的王学文，为逆境中的中央特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时，鲁自诚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他的干部履历表中有这样的记载：1934.6--1934.12,从事白区中央的情报工作。
据国家信息产业部离休干部姚子健回忆，他于1934年5月由鲁自诚介绍入党。那时他在南京国民党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工作，获得的军用地图等情报是交给鲁自诚的。1934年12月鲁自诚去了北平，自1935年初开始，他获得的情报则由沈伊娜（沈安娜的姐姐）和她的丈夫舒曰信交给王学文。现已92岁高龄的姚子健回忆起往事，动情地说：“解放后，鲁老在病中为我出具证明，证明我是1934年由他介绍入党的。这位老革命使我永生难忘。”
20世纪80年代，沈安娜曾问过王学文，当年鲁自诚的领导是谁，王学文说，鲁自诚归中央系统领导。
1934年12月，鲁自诚受上海中央局（这时的中央局书记是黄文杰，秘书长是张惟一）的派遣，到北平检查工作。当时正是党内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中央红军主力已开始长征，白区的党组织也损失严重。北平党的机关同样受到破坏，敌人常派特务潜伏在被控的机关驻地，装扮成地下党员守株待兔，一有人到那里去接头，马上逮捕。鲁自诚到达北平时，不知原来机关已被破坏，与联系人又不认识，因此他刚走进机关，便遭到特务逮捕。
鲁自诚已经有过两次被捕的经历，知道怎样应付敌人。他化名张翔，自称是东北的小学教师，因为家乡被日本人占领，学校被迫停课，到北平来找工作，打算先找个住处把家搬过来，因此误入这个院子。敌人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话，先把他关在北平警察局，审问两天没有结果，又把他转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关押，多次审讯和上刑，他都矢口否认自己是中共党员，始终未暴露真实身份，更未泄露组织机密。
在狱中，鲁自诚因为受刑身上多处负伤，得到同牢难友李澄之（解放后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等人的同情和支持，给予衣物等相助。由于敌人得不到任何口供，将他转到北平宪兵三团关押，接着再转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在南京，鲁自诚多次受审，他仍然坚持说是误入那个院子的。敌人没有证据无法定罪，就把他当作“政治嫌疑犯”送往苏州反省院关押。在反省院，鲁自诚和廖沫沙、张忍之（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建筑工程局局长）等人关在同一个牢房里。鲁自诚继续坚持自己是冤枉的，未写任何反省材料。
1936年1月，董必武了解到鲁自诚被捕后的情况， 通过中共地下党员潘康时（即潘怡如）找到国民党武汉战区副司令何成浚，要他出面保释鲁自诚。辛亥革命时期，鲁自诚即与潘康时相识，后来潘康时曾在何成浚的军队里当过参谋长，因此与何成浚关系很好。
潘康时对何成浚说：“我有一个辛亥革命时的老朋友叫张翔，被冤枉了，关在苏州反省院，你给想想办法。”
何成浚说：“苏州反省院长姓刘，是我的老部下。我跟他说一声。”
刘院长在电话里对何成浚说：“那个人没有口供，没法定案，不一定是共产党。”
何成浚说：“那更好，放出来吧！”
刘院长把鲁自诚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了何成浚保释他的情况，未履行任何手续，就把他放出来了。
鲁自诚出狱后，马上到上海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36年2月至7月，他担任了中共杭州市委代书记。之后一直受董必武之命，在上海、武汉“检查工作，建立组织”。
据原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生前回忆，1936年，鲁自诚曾给他补习过英语口语，还给他讲解革命理论。1936年底，党组织派刘志汉去苏联学习，是鲁自诚买通关系把他送上轮船的。刘志汉一直把鲁自诚看作是自己的革命引路人。新中国成立后，刘志汉和鲁自诚两家人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来往，有时沈安娜也陪同刘志汉去看望鲁自诚。
1936年7月，在上海的鲁自诚去看望他介绍入党的华明之。当时沈安娜正在婆婆家“坐月子”，虽然沈安娜早就从丈夫口中知道鲁自诚，但此时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华明之的妹妹华韵三（原名华曼倩）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向往革命，对革命者鲁自诚非常崇拜，被他在狱中饱受酷刑坚贞不屈的精神所感动，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
华曼倩的父母对鲁自诚也是满意的。华父认为，鲁先生相貌堂堂，举止文雅，学问很深，像个英国绅士。华母觉得，鲁先生对老人很有礼貌，把小姑娘托付给这样的男人，比较放心。
华家的两位老人思想进步，支持儿女参加革命活动，他们曾为女儿华曼倩的同学张毅及张毅的丈夫刘晓（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在二楼厢房衣柜里藏过秘密材料。有一次鲁自诚刚到华家，便有特务前来搜查，在两位老人的掩护下，鲁自诚不慌不忙地从二楼亭子间的窗户钻出去，爬上邻居的阳台，安全脱险。
1937年，经二老同意，鲁自诚和华曼倩结为夫妻。华曼倩从鲁自诚的字鸣三，改名为华韵三。
南方局秘密领导的中将教官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鲁自诚受党的指派，通过关系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副参谋长、皖南游击司令部（新四军的外围组织）司令员，被授予少将军衔和将军佩剑──“中正剑”。
过去有一种说法：受蒋介石器重者才授此剑。我在采访鲁自诚与华韵三的长子鲁克行时得知，其实不然。凡是国民党将军，每人都会得到这样一柄制式佩剑。剑柄的一面刻有“不成功则成仁──蒋中正”，另一面刻有将军本人的名字“赐××同志”。正式场合都要佩带此剑。
当时鲁自诚还秘密担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皖南特委的办公地点设在安徽省徽州市的一条古街上，如今已被徽州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鲁克行于1993年去黄山，在那条古街上看到了“原中共皖南特委旧址”的牌子。1937年12月，经董必武介绍，华韵三在汉口战时妇女工作团做组织工作，1938年2月，担任国民党第七战区皖南游击司令部秘书，并由新四军总部的黄晨、朱光介绍入党。此后，即由鲁自诚“单线领导”，作为助手完成许多鲁自诚交办的具体工作。
当时国民党军队和新四军的辖区犬牙交错，双方的指挥部也相距很近，关系和睦时，双方首长经常会面，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就曾多次骑马到对方指挥部去开会、吃饭，鲁自诚夫妇还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一起爬过黄山。鲁自诚与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也很熟。1952年，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后，曾到鲁自诚家拜访，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那天陈毅乘坐的是一辆中央领导专用的吉姆牌轿车，民警发现小胡同里来了吉姆车，马上把那里戒严了。陈毅从鲁自诚家出来，才发现他的到来有些“兴师动众”，便说：“下回来，我得找个不显眼的汽车。”
1938年5月，鲁自诚根据中共长江局领导人董必武的指示，离开皖南来到武汉。因为此时国民党准备成立中央训练团，急需人才。董必武通过潘康时，让何成浚推荐鲁自诚到中央训练团工作。为此，董必武还亲自出面请何成浚吃饭，潘康时和鲁自诚作陪。何成浚早年是同盟会成员，也参加了辛亥革命，与董必武很熟，再加上他对鲁自诚的印象很好，便热情推荐鲁自诚到中央训练团当训导员（教官）。
就在这时，鲁自诚在武汉街头见到了来武汉找党的沈安娜。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之战开始后，根据中央特科王学文指示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从事情报工作的沈安娜和指导、协助她工作的丈夫华明之，与上海党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底，他们在报纸上得知，武汉已成为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共领导人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已到达武汉，并在那里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于是他们商量，到武汉去找党。因为没有路费，只好先由沈安娜去探听情况。1938年5月，沈安娜途经长沙到达武汉，住在一个朋友家里。由于从事秘密地下工作，她不能公开打听“八办”的地址。正在她走投无路之时，碰到了刚到武汉不久的鲁自诚。
鲁自诚将沈安娜带到他在武汉暂时居住的地方，沈安娜在那里见到了华明之的妹妹华韵三，这时才知道他们已经结为夫妻。华韵三当时正怀有身孕，即将分娩。战乱中亲人意外相见，自然非常高兴。
在鲁自诚的住处，沈安娜向他讲述了她和华明之“八一三”之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以及来武汉的目的。对于鲁自诚，她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鲁自诚郑重地说：“过去我虽不是你们的领导，但我知道，你和明之是做党的情报工作的。你们做的工作，不能随便对‘八办’一般接待人员讲。你到了‘八办’，一定要见像董必武那样的领导同志，才能汇报你们两人的情况，你可以要求入党，要求分配工作。”
鲁自诚的指点，对于沈安娜后来的革命道路至关重要。所以沈安娜说，鲁大哥是她的“革命引路人”。沈安娜很快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有鲁自诚向董必武做了政治证明，她顺利接上了关系。此前不久，蒋介石把他的亲信、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调到武汉，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长，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当速记员时与朱家骅很熟。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和董必武亲自找沈安娜谈话，决定派遣她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沈安娜按照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指示，找到朱家骅，顺利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下属的机要处，任速记员，从此她在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主持的重要会议上做速记员。1942年秋，沈安娜、华明之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被国民党逮捕，他们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同时面临被捕的危险。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想起鲁自诚当年被捕后，在胸口被烙铁烫出一大块伤口，并被宣判死刑的情况下，仍然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决心要向鲁大哥学习，做一个像他那样的共产党人。他们坚守岗位，不肯搬家，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组织再次和他们取得联系。他们在国民党高层核心机关潜伏十一年之久，为党组织收集输送了大量的重要情报。
1938年底，鲁自诚和华韵三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鲁克行，随撤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到达重庆。此后，鲁自诚到重庆浮图关（复兴关）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工作，先后担任指导员、训育干事、设计委员等职，并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以此为掩护，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中央训练团是个专门训练国民党中高级官员的机构，鲁自诚在那里讲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不时借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当时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由蒋介石一人独揽。蒋介石十分尊崇希特勒，并向德国学习推行个人崇拜。按规定，在公众场合一提“蒋委员长”，军人都要立正，表示对蒋介石的敬意。鲁自诚在给中央训练团学员讲课时，一提“蒋委员长”，大家就马上全体起立，搞得教室里桌子椅子一阵乱响。鲁自诚想故意整整那帮国民党军官，以引起大家对这种形式的不满，他一会儿提一次“蒋委员长”，一会儿提一次“蒋委员长”，弄得学员们忙个不停，一会儿站起来、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坐下。大家明知是他故意所为，却不敢有任何怨言。
毛泽东给他送来奖品
1942年秋，中国工矿银行在重庆成立，鲁自诚又被中共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派去担任该银行的常务董事。中国工矿银行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主要股东有国民党C.C.派人物陈立夫、潘公展，政学系代表人物雷震，民主人士胡厥文，四川资本家陈敦甫，福建资本家黄天任等。总经理由无党派人士翟温桥担任，鲁自诚是驻行常务董事。据当时也在该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梁佐华回忆，鲁自诚是通过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雷震的关系进入银行的。
鲁自诚在中央训练团工作期间，他的妻子和孩子一直住在重庆南岸。在他进入中国工矿银行以后，才把家搬到了重庆市区，住在忠烈祠三号。那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光是客厅就有40多平米，院子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家里有一名男仆，一名女仆，出门还有一个固定的黄包车夫。鲁自诚的大儿子鲁克行还养了一百多只鸽子。俨然是个大资本家公馆的样子。鲁自诚在小女儿鲁克全出生时，曾在鲁公馆内大设宴席，以此方式密切与有关人士的联系，赴宴者也有不少地下党员。
鲁自诚根据南方局“勤交友”的指示，经常联络国民党军界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在家里聚会。鲁自诚和男士们“谈话”，开展统战工作，相机搜集情报；华韵三则忙于接待他们的女眷，在客厅里陪她们打麻将。人多时，楼上一桌，楼下一桌，好不热闹。
鲁自诚表面上是个大资本家，外面穿的西服很挺刮，里面的衬衣却破烂得难以再补，有时干脆穿个无襟无袖的假领子；脚上皮鞋很亮，里面的袜子脚跟上却露出个“大鸭蛋”。
鲁自诚从军人转为商人，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章乃器、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等著名民主人士，都是他家的常客。据梁佐华回忆，周恩来还到鲁公馆会见过民主人士。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探望工商界知名人士为名，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王若飞、童小鹏陪同，登门看望了鲁自诚，表扬他为党所做的工作，还奖励他一袋（大约5斤）延安小米和一大包紫红色的根据地生产的粗毛线。
毛泽东风趣地对鲁自诚说：“听说重庆没有小米，这延安的小米可是很好吃噢！这手织的毛线嘛，可能没有机织的好，但这可是一点不掺假的真羊毛啊！解放区也没什么好东西，这点土特产就算是中央给你的物质奖励吧！”
鲁自诚非常恳切地说：“谢谢中央，谢谢主席！”
延安的小米确实很好吃，当时7 岁的鲁克行一直记得那小米粥的味道非常香。那些毛线让华韵三给孩子们织了毛裤。因为那毛线是生毛的，毛很硬，穿在身上有点扎人。鲁克行还记得，毛裤一直穿到全国解放，母亲把旧毛裤拆开来洗时，很多线已经朽了。但是母亲还是认真地把好一点的毛线洗好晾干，收藏起来，并对孩子们说：“这是毛主席在重庆时奖给你爸爸的延安毛线，有纪念意义，一定要保存好。”
华韵三1987年去世以后，孩子们一直保存着那些毛线。1994年，那些毛线由鲁自诚和华韵三的大女儿鲁克定捐给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与毛线一同捐献的还有一个小皮箱，是中共南方局给鲁自诚送革命活动特别经费──金条用的。
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很多企业被变卖、转让。其中雷震等人创办的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想脱手。中共南方局领导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国民党官僚资本家的企业为地下工作做掩护，就派时任中共南方局秘书长的童小鹏，拎着一个装着“小黄鱼”（指5两重的小金条）的小皮箱，给鲁自诚送来──相当于1000万法币的经费，买下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由鲁自诚出任总经理。华韵三任总公司襄理。为了更好地发挥该公司的掩护作用，特别聘请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雷震担任董事长。这个公司后来为党做了大量的情报、统战、掩护电台、护送人员、向解放区转运通讯和医药器材，以及筹集经费等工作。其间，先后由王若飞、童小鹏和吴玉章等人联系领导。
与特务机关巧周旋
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总部设在重庆市林森路（今解放东路）16号。实际上，这里是党的秘密“机关”：二楼有几间客房，主要接待一些路过重庆的南方局领导下的秘密党员，对外一律讲是“客户”。这些“客户”有男有女，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鲁自诚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们“叔叔”、“伯伯”、“阿姨”。这些人大都是从延安来或要到延安去的。从延安来的人一般停留时间很短，三五天就走了。而要到延安去的人则停留时间比较长，因为要经延安方面审查批准方可成行。审查的重点是，这个人是不是叛变了？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鲁自诚的长子鲁克行和次子鲁克成还记得，有一个伯伯，在公司住了三四个月。他们问父亲：这个伯伯为什么住那么久？父亲回答：他的生意没做好，就走不了。
答：他的生意没做好，就走不了。
四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有一部秘密电台，是中共南方局与延安联系用的。该电台与鲁自诚和华韵三不发生横的工作关系，而是受童小鹏和张友渔等直接领导。童小鹏在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中也写到当时派人到鲁自诚的工矿公司设立电台一事。该台有两个报务员：钱松甫和张汉卿。还有一个译电员叫江洪，是钱松甫的爱人，三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对外的身份是公司职员，实际上是负责这个秘密电台的工作。
总公司下设公开对外营业的电工部，经营电器和无线电，修理收音机，一是掩护，二是创收。钱松甫和张汉卿白天对外营业，晚上维护电台，南方局有专人来送报取报。
工矿建设总公司下面还有一个机械厂，位于重庆当时的城乡结合部──菜园坝。厂里有四五十台车床，几十个工人，后来因为社会动荡，通货膨胀，产品滞销，最后只剩下十来个职工，大都是“自己人”，这里也成了共产党的物资转运站。
当时国民党政权十分腐败，人人都在捞钱，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出来。解放区缺少电台，党组织就通过工矿建设总公司买了很多无线电发报机。那批发报机是从美国进口的军用品，全是草绿色木箱包装。一天夜里，一批草绿色木箱拉到机械厂，在仓库里换上白木箱，以布匹、服装、肥皂等民用普通货物的名义转运到解放区去。工人们连夜在工厂的后院挖个深坑，把那些草绿色箱子埋了。除了发报机，他们还转运过药品、化工原料等解放区需要的物资。
后来，公司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大批的美国无线电收音机涌进中国，价格很便宜，普及率很高，仅重庆市就有几万台。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每天播报解放战争的战况：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什么地方，抓了多少国民党军队的俘虏，活捉了国民党的什么将军，解放区人民如何欢欣鼓舞，等等，国民党很害怕这种宣传，因此进行无线电管制，把所有无线电的短波掐掉。他们授权若干个无线电修理部，任命若干个无线电修理工来干这件事。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下属的无线电部，通过给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人塞钱，也取得了这个权利。修理部的地上摆了一大片收音机，每个掐了短波的收音机后盖上，都要贴一个统一制作的标志，国民党官员挨个儿检查。因为检查人员只检查收音机有没有贴条儿，不检查是否真的掐了短波，钱松甫和张汉卿就只贴条儿，并不真的掐短波。后来国民党方面得知工矿建设总公司的无线电修理部掐得不干净，还怀疑是不是有秘密电台，就派了一个叫李乐亭的上尉军官来检查、监视。
李乐亭名义上是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派来检查收音机的，但目的并非如此。他经常找人聊天儿，打听公司的事，这里看看，那里瞧瞧。鲁自诚觉得来者不善，就主动和他套近乎，请他吃饭。当时在重庆请人吃饭，不一定去外面饭馆，也可以从饭店“叫饭”──在饭馆点几个菜，饭店的小伙计提个大木盒子送到家里来。
李乐亭是南方人，喜欢吃上海人开的“陆阳春”餐馆的砂锅鱼头和炒蟮糊。他每次来，鲁自诚就叫十岁的长子鲁克行去“陆阳春”餐馆点菜，除了砂锅鱼头和炒鳝糊，另外再点两个别的菜。次子鲁克成也经常跟着哥哥去帮忙。
吃饭的时候，鲁自诚就和李乐亭摆“龙门阵”，大讲工矿建设总公司的“背景”，公司董事长是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雷震，陈立夫和陈果夫都有股份在这里等等。一来二去彼此就熟了。后来李乐亭老婆难产，鲁自诚让妻子华韵三到他家里去帮助照顾，他特别感谢，见了鲁自诚，就鲁大哥长、鲁大哥短地交上了朋友。有一次吃饭，喝了点酒，他主动对鲁自诚说：“鲁大哥啊，告诉你吧，我是来调查你的。上头怀疑你是共产党。有人反映，你有电台。”
鲁自诚笑道：“我这是有啊！我这搞无线电，还能没有电波？”
李乐亭说：“也是，这里有无线电，还不乱七八糟的？我来了才搞清楚啊，不是那么回事！你放心吧，没事儿了！”
李乐亭办事有一个原则，除了吃饭喝酒，决不收礼。当时法币贬值很厉害，鲁自诚以他老婆生孩子等由头，几次想送给他一点黄金，都被他拒绝了。后来鲁自诚想出一个主意：让他帮助买枪，多付给他钱。当时的重庆，枪支可以公开买卖，有钱就能买到枪，很多资本家的抽屉里都放着防身用的手枪。当时的行情，2至3两黄金就可以买一支枪，鲁自诚却要付给他10两黄金。李乐亭感到金额过高，就把他自己身上佩戴的那支手枪也留下了。他的枪是加拿大生产的“哥尔德”，很漂亮，还有50发子弹，鲁自诚很喜欢，就留在了自己身边。
这支枪在重庆解放的前一天――1949年11月29日，还真派上了用场，打了一发子弹，吓跑了一大群企图抢劫公司财产的国民党逃兵。
那天晚上，听说解放军的部队已经逼近重庆，听得见远处的枪声和爆炸声。鲁自诚对大家说：“今天晚上不能睡觉。逃兵可能会抢东西。”
国民党军队仓皇溃逃。部分逃兵在逃跑时见了店铺就抢，果然抢到工矿总公司来了。公司的大院有一个铁栅栏大门，国民党逃兵进不来，就用力摇，眼看要被他们摇开了，鲁自诚不动声色，拿出手枪对着铁门放了一枪，那些逃兵一看里面的人有枪，就“轰”地一声跑散了。
披国民党的皮做共产党的事
鲁自诚在担任工矿建设总公司总经理的同时，仍然兼任工矿银行的常务董事。
抗战胜利后，工矿银行总行迁往上海，改为总管理处，另设上海分行。1946年2月，上海分行开业，地点设在今延安东路9号。鲁自诚是驻行常务董事，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但是还要照顾重庆工矿建设总公司的业务，因此经常在上海和重庆之间奔波。
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分行的业务量占第一位，各派人物都想占领这个阵地，争夺上海分行经理一职。鲁自诚给总经理翟温桥出主意，让他以总经理身份兼任上海分行经理，梁佐华为第一副经理，实际负责。翟温桥依其言，自任经理，任命梁佐华为第一副经理。别人以为梁是翟的亲信，不知是鲁自诚的巧妙安排。梁佐华当上副经理后，有了专用汽车，银行本票、支票都由他单人签字有效。中共地下组织得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继续以工矿银行为活动地点，掩护地下工作。
鲁自诚对梁佐华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我们没有条件开设银行，只有利用‘陈立夫的银行’为我们服务。我们‘披国民党的皮，为共产党工作’。我们到了上海，换了个环境，别人不认识我们，更好掩护。要把这个据点，作为我们在上海的秘密联络处。”
鲁自诚指定梁佐华收转信件和接待来客。梁佐华利用这个据点，与中共地下组织接头、联络。并利用银行给他的专用汽车传送文件，运送微型器材，接送转赴解放区的同志，为他们安排旅馆，购买去香港的船票。
有一次，鲁自诚通知梁佐华，“公家”（指党）要买东西送出去（运解放区），临时需款，不能向银行借（因银行借款要定期归还），要他负责筹集。梁佐华向好朋友吴绍陵借了五千个银元（解放后归还了），自己又拿出法币两亿五千万交给鲁自诚。
梁佐华说：“这是我多年的积蓄，捐献给党，不要还的。烈士们生命都牺牲了，我捐点钱，不算什么。”鲁自诚还是给他开了一张两亿五千万元的收据。梁说，“钱不用还，收据我可以留作纪念。”解放后，鲁自诚向梁佐华提到这件事时说：“那笔钱折合人民币三万元。”
鲁自诚在上海不常住在家里，有时住银行宿舍，有时住青年会，有时住梁佐华家。有时为了接待什么人，也住过上海东方饭店（今工人文化宫处）。有一次，他在东方饭店接待一个外地来的同志。这个同志没有地下工作经验，沉不住气，说是有人盯梢，显得有些慌张。谈话中，有人敲门，这个同志以为是跟踪抓人的特务来了，他宁可牺牲自己，不愿连累鲁自诚，准备跳楼自尽，被鲁自诚一把抓住了。结果敲门的是茶房，来送开水的。事后鲁自诚对梁佐华讲起此事，嘱咐他遇事一定要沉着，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鲁自诚在上海领导的工作，有两个秘密联络处，除工矿银行外，还有中美实业公司董事长李明扬的办公室，地点在南京东路四川路口的嘉陵大楼。李明扬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战时期当过国民党长江挺进军总司令，同新四军有良好的合作，电影《东进序曲》记载了这段历史。李明扬和鲁自诚是老朋友，关系很好。李明扬反对蒋介石，一有机会就发泄对蒋介石的不满。有一次，鲁自诚的大女儿鲁克定过生日，鲁自诚请李明扬吃饭，聊起蒋介石当选“大总统”的事，李明扬说：“他是什么大总统？”指着年仅四岁的鲁克定说，“大总统在这儿喽！”意思是嘲笑蒋介石，那选举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从此“大总统”成了鲁克定的外号。新中国成立后，李明扬（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到鲁自诚家串门儿，见了鲁克定，和她开玩笑：“‘大总统’！我来了！”
中美实业公司是李明扬和美国将军陈纳德合伙创办的。陈纳德在抗战时期是著名的飞虎队队长，两人关系颇好，抗战胜利后，他们便合伙创办了这家公司。经鲁自诚介绍，梁佐华与李明扬成为好朋友。李明扬拉梁佐华去中美公司帮忙，梁佐华成了中美公司的“监察人”（审查会计报表）。以此工作关系，梁佐华来往于该公司，非常方便。
工矿银行的股权分为官方和民营两大派。官方以陈立夫、潘公展（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为主要人物，民营方面以黄天任、陈敦甫为主要代表。C.C.派股权小，政治势力大。抗战胜利后，工矿银行的重心移至上海，形势改变，双方开始争夺股权。C.C.派想独占这家银行，黄天任不甘心，不肯放手。鲁自诚为了保住地下党活动据点，当然支持黄天任。双方都采取措施，暗中以比股票原额高出十几倍的价钱收买股票。人事方面，双方各增加一个副总经理，黄天任聘陈乃昌（中共地下党员），官方聘周某。两个副总经理分别是国共两党党员，合坐一张双人写字台。当然周某不知陈乃昌是中共党员。
党党员，合坐一张双人写字台。当然周某不知陈乃昌是中共党员。
黄天任宣布“决不投降”，曾以他个人名义登报呼吁，反对摧残民营事业。结果闹到潘公展家里，双方进行谈判。鲁自诚和黄天任事先商量好对策，决不屈从于对方压力。谈判时梁佐华以高级职员、职工代表身份列席旁听。谈了半天，在人事和股权上均谈不拢，谈判破裂。黄天任拂袖而去。
梁佐华向鲁自诚汇报谈判情况，鲁自诚高兴地说：“不让C.C.独吞，破裂好。我们胜利了！”
因此，银行人事方面，维持原状，地下党在工矿银行这个据点也保住了。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鲁自诚对梁佐华等地下党员说：“现在要利用一切关系，进行策反起义工作。”梁佐华等人利用工矿银行这个据点，以及他副经理的身份，做了很多统战工作。
全国解放前夕，鲁自诚对梁佐华说：“北平已经解放了，我们也快天亮了，要警惕黎明前的黑暗，这是最后的生死关头。全国解放后，希望我们能一起工作。”鲁自诚向梁佐华等人交代了上海的工作，返回重庆。回重庆后不久就发生了他用手枪吓退企图抢劫的国民党逃兵的事情。
拒绝向专案组提供假证
新中国成立后，鲁自诚曾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贸易处处长、西南工业部驻京办事处主任，还参与了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程──成渝铁路的建设。抗美援朝期间，曾主持将西南地区生产的军火调往朝鲜前线。后来他被调到北京，在董必武和彭真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中央政法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顾问、国务院参事等职。
董必武曾对很多人说过：鲁自诚同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做出一番业绩。
事实确实如此。有的单位的工作，别人很长时间打不开局面，他去了，很快就能发生较大的变化。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把他调到北京，让他改行做政法工作。这个领域他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但他很快就熟悉了这方面的业务。
董必武赞扬说：交给鲁自诚的任务，他都能很好地完成。一次，沈安娜去看望鲁自诚，正巧碰见董必武派人给鲁自诚送来一份法律方面的文件，请他过目修改。当时鲁自诚卧病在床，他和沈安娜打了个招呼，就半躺在床上认真地阅读修改起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鲁自诚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造反派总是没完没了地让他写检查，写证明材料，有时每天要接待两三拨儿前来外调的人。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一般情况下，他都能认真地给那些专案调查人员写证明材料，但是如果有“特殊”的要求，比如，非要证明某某人是假党员、自首分子，他是绝不会顺从的。
有一次，鲁自诚和来外调的人吵了起来，拍桌子，摔板凳，把全家人都惊动了。原来，外调人员要他证明某某是假党员。
鲁自诚说：“他的入党情况，××知道，我也知道。根据这个情况，他不是假党员。”
外调人员用各种威胁的话逼他“就范”，他仍然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过去，常人难以忍受的严刑拷打他都挺住了，几句威胁的话更吓不倒他。他气愤地对外调人员说：“不是假党员，就不是假党员！当年他为党的事业九死一生，今天说人家是假党员，岂有此理！”
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被作为“三家村”黑帮头目之一打倒了。但是关于他“是叛徒”的指控，迟迟不能定案。因为他1934年至1936年曾和鲁自诚被关押在苏州反省院的同一个监牢里，专案人员多次派人找鲁自诚证明廖沫沙是叛徒，鲁自诚每次都实事求是地回答：“廖沫沙在监狱里表现是好的。他没有叛变，但是也没有斗争。因为没有暴露身份，不能斗争啊！一出头就暴露了。”
后来把廖沫沙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戴上“叛徒”的帽子。
鲁自诚知道，在那个时候，“叛徒”是个很大的罪名，宁肯自己受迫害，也不能向专案人员屈服。他年轻时就坚持真理，在军阀和国民党的监狱里经受过种种酷刑。到了晚年，面对各种打击，他更是立场坚定，不屈不挠。但他毕竟年老多病，经不起折磨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动乱局面不能不使他忧心如焚，病情加重。1969年，鲁自诚在北京家中突发脑溢血离世，终年76岁。
鲁自诚走了，带着他的高风亮节走了，同时也把很多秘密带走了。笔者希望有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材料，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位隐蔽战线的功臣的传奇历史。
责任编辑 何 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