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作者:张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和北京召开了由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与会人数如此之多，空前绝后。更令人发生兴趣的，还在它本身蕴涵的丰富信息，以及埘之后历史的深远影响。本书作者集多年采访、材料收集和研究心得，第一次全而、深入、详细地披露了七千人大会的缘由、经过和曲折的全过程，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以及对各省委、县委负责人的情况，都有详细分析。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
给一篇严肃的学术书评起这么个奇怪的标题，并不是想刻意搞怪，而是力图向读者呈现我读过《变局》一书后的第一印象。这里所谓“戴著思想的枷锁翩翩起舞”的人，实际上分为两组:一组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主张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历史人物，另一组则是《变局》作者张素华以及参加该书斟酌、并提出许多中肯意见的领导和专家们。
首先必须承认，《变局》一书是作者积数年之功完成的一部研究性著作。该书以大量档案文献、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以及一些知情人的访谈资料为依据，观点和结论的确有许多不同凡响之处。该书封底的推介性文字称其“第一次全面、深入、细致地披露了七千人大会的缘由、经过和曲折的全过程，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以及对各省委、县委负责人的情况，都有详细的分析。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并非毫无来由的空洞赞誉。而该书在出版后的3个月里4次印刷（笔者手上的书是第4次印刷本，印数标明46000册），也足以反映该书受到各界欢迎的程度。
我们以前只是大概地知道，1962年“七千人大会”是“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的大会”。读过该书以后我们才发现，“批评与自我批评”氛围的形成，乃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央与地方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中央召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初始动机，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邓、周、陈等人试图通过行政高压手段解决粮食征购问题，确保工业生产和城市供应的需要。然而另一个客观情况是，经过前几年的“高估产”和“高征购”，广大农村已经处在严重的饥馑之中，全国饿死的农民数以千万计，所以各级地方政府根本无法完成中央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于是出现在会上地方政府的官员与中央相互指责、顶牛的尴尬局面;而且由于粮食紧张与“大跃进”失误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所以双方的争论焦点很快便由粮食征购指标的高低问题转向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和以往工作失误的责任问题。毛泽东比刘、邓、周、陈等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当他了解到地方干部的抵触情绪之后，果断指示将大会报告的指导思想由最初的“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改为“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而且提出以往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要由中央负责，第二要由省委负责，然后才是地委和县委负责的看法。这就大大淡化了中央向地方“问责”的意味。此后大会的基调很快由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顶牛”变成了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由此可见，当时中央领导人所面临的，其实是由粮食危机所引发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过是当时条件下化解危机的一种手段。
其次，我们以前只是一般地知道，这次大会是“努力面对现实，认真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大会”，“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读过该书以后我们才知道，所谓“面对现实，纠正错误”的实质性举措，仅限于经济工作方面的局部的、技术性的政策调整，而在至关重要的“大跃进”失误的责任问题上并没有真正达成共识。所谓“党内团结”最终是通过“错误不可能不犯”、“错误人人有份”这样一个虚假的共识实现的。各级地方干部一方面得到了向上级领导发牢骚、提意见的机会，另一方面摆脱了一贯的“替罪羊”的角色，自然是如释重负。
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气氛，是‘大跃进’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而“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恰恰首先来自毛泽东本身”。作者还指出:“那些害怕‘观潮派’、‘秋后算账’的人，考虑更多的恐怕是个人的面子;而那些只许讲‘大跃进’的成绩，不能讲‘大跃进’错误的，要么是脱离实际，要么是出于利益的考虑”。作者的这些看法，无论是在对问题症结的判断上，还是在对毛泽东的个性及其晚年思想状况的把握上，都是比较准确、比较深刻的。
由于本书汇集了大量的原始素材，而且这些原始素材具有不同的观察角度，所以笔者相信有心的读者在通读全书以后，不但可以对“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会议经过和后续影响获得系统全面的理性认知，而且还会在脑海里生成众多历史人物的生动影像，因此，就笔者的个人观感而言，作者的有些解说确实可以帮助缺乏背景知识的年轻读者理解当时的历史语境。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用“戴著思想的枷锁翩翩起舞”来形容我对书中众多历史人物和该书作者的直观感受，并非全是贬抑之意。从某种意义上讲，带著枷锁跳舞的人更加值得我们钦佩。因为他们本来可以但却没有选择“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