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七册，企望已久，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本册为元史专册，参加撰著的都是元史专家。他们通力合作，融汇众长，写出一部有份量的通史，在同类著作中，可说居于领先地位。
多年来，我们的通史大多是“通史不‘通’”，在纵、横两方面都不“通”，一部通史实际上成了历朝断代史的拼盘，各个部门史、民族史、国别史的拼盘，因而使历史的叙述缺乏整体感和历史感。
令人兴奋的是，本书的作者在这一点上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有了一些新的突破。
本书在每一节内容前面都有一段内容综述，提要勾玄，描画出这一节内容的大体轮廓。作者们特别注意前后节内容的照应、比较，强调与上下朝代的比较。这既可以给读者一个总体的印象，不至有支离破碎的感觉，而且给读者的印象也是具体深刻的。
本书的作者注意把这种研究方法运用到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之中。譬如在介绍元代户口问题时，作者不停留在只泛泛地介绍元代一朝的户口数字，而是首先把一二O七年(泰和七年)统计的金朝统治地区的户口数字和一二O三年(嘉定十六年)统计的南宋统治地区的户口数字引过来，接着摆出一二三三年窝阔台检括中州的户口数字和一二三六年统计的数字以及一二九一年统计的北方诸郡的户口数字这三个数据，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从而得出结论，元代北方的人口比金朝显著减少了。最后又提出忽必烈灭南宋时的户口数字及一二九一年统计的江淮及四州地区的户口数字与南宋时统计的数据相比较，得出结论，元代南方的人口接近南宋时的水平。这给读者的印象又是形象的，准确的。
元史研究中关于蒙古族的族源，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评价，十――十三世纪蒙古社会的性质，三次西征等问题都是长期争论，尚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的复杂问题。本书知难而进，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为解决这些棘手的难题，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
本书敢于破旧说的藩篱，一反写通史陈陈相因的陋习。比如在宋金元时代的文化概况一章中，作者是这样概括儒学、经学、理学的关系的：“孔丘创立儒家学派，删定六经。历代相沿，形成经学。但孔丘的原始儒学，主要内容是统治者为政的方术和修身处世之道，哲学思想是贫乏的。汉学拘泥于章句训诂，更不去探究哲理。经学从汉学转变到宋学，才逐渐哲学化，进而出现了理学”(第409页)。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问题，人们往往过分夸大孔子思想中的哲学成份。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儒学→经学→理学这样三个明显的阶段，这是都可以接受的。但准确指出它们的本质，指出三者的差别，应该说这还是第一次。尽管文字不多，它凝结了作者辛勤研究的汗水。
本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叙述蒙古族早期历史时，引用了相当数量的蒙古语名词，并分别注出了汉义。这不但把元史的学习提高一步，而且为翻译的规范化奠定了一些基础。
纵览全书，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书前编排的目录，基本上做到了逻辑严密，条分缕析，纲举目张，但个别节，略有重复之感。如：第六章的第四节的内容是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和人民起义，把这两个内容放在一起有些牵强。特别是又与第七节的皇位争夺和第八节的农民战争重复。由于作者太注重时间的顺序，于是便把前、后期这两种性质斗争分开叙述了。实际上，作为一部通史，完全可以做整体的统一处理。
另外如把成吉思汗解释成为“海洋般的大汗”，“”字注为zā音，这些都是诸说之一种，是否可以采取正文下面加注释的方法，多向读者介绍一些内容，以期更方便于读者呢？
(《中国通史》第七册，蔡美彪等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2.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