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也没有完全解决，而又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共运史上首个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６日，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和上海市建委党校联合举办“２００４’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学术年会”，围绕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这个主题，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而广泛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见解。
反思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是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前提
华东师大姜琦教授认为，外交是一个国家的实力较量，也是各国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较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全球化进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与世界互动中增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科学准确地判断国际形势，正确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加强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前提。要准确判断形势、吸取历史教训，离不开对重大事件的评价。譬如，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目前学术界就存在分歧。如果按有的学者所言，苏联解体是一场革命，是一个历史进步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吸取教训而是吸取经验了。显然，不能这样看待“苏联解体”。另外，在深层次地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有的人重新解读十月革命以及列宁的思想；有的人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斯大林似乎应对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错误负全部责任。在对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确有个研究的方法问题。学术研究应该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斯大林应该说是一位有巨大历史功绩、有非凡领导能力的人，又还是一位犯有严重错误、有致命性格缺陷的人。对斯大林可能还要争论一百年，但是在争论当中，我们总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清楚他的功绩和错误。在对历史人物评价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一个典范。在２０世纪，现代政党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政权和政治的主导力量。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是世界性的，尤其是对世界左翼政党，由此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但左翼力量并没有销声匿迹，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他们通过痛苦地反省，认识到仅仅停留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反对资本主义斗争已难以奏效，必须以左翼力量的国际联合来对抗资本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他们在组织上重新整合，举起旗帜，重新寻求可行的未来社会主义道路，力图改变被动防御的战略状态。２００４年５月在意大利罗马成立的欧洲左翼党就是在低谷中奋起的尝试。
华东师大周尚文教授认为，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的目标有二：一是取得国家政权，二是在取得政权后保持执政地位。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是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个案。苏共的执政模式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共产党执政模式，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党的执政意识比较淡薄，而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意识相当强，这就往往助长了把革命党的一套观念和方法运用于执政过程。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往往具有两重身份，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其实，“领导”和“执政”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执政是把国家的公共权力引进到党的体制里去，人民把国家的公共权力交给党来执掌，党运用权力为人民服务。苏共很少看到这一点，更多强调的是“领导”而非执政。二是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都体现为统治阶级政党的思想。苏共确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由于没有与时俱进，逐步陷入了僵化、半僵化状态，不能回答和解决时代前进提出的新问题，失去了生命力、战斗力，对社会失去了影响。三是党直接领导和管理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体制化。这种体制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４０年代的确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但体制的缺陷未能得到深刻改革，苏联的晚期陷入了深重的经济危机而不能自拔，极大地削弱了苏共的执政基础。四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国家的公共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各级党组织手中，权力又集中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手中，造成了少数领导人或一个人说了算，个人崇拜的现象长久不衰。事实证明，个人崇拜造成的盲目迷信扼杀了党内民主的气息和生机，使党不断官僚化并丧失民心，不断销蚀党的执政资源，不断损害党的执政形象。五是党管干部盛行委任制、终身制，选举制形同虚设，监督制名存实亡，逐步形成了严格的官员等级制和苏联特有的官僚特权阶层，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变成了苏联演变的社会基础，历史上曾经起过作用的党管干部的原则被严重扭曲成少数人谋利腐败的工具。六是党在意识形态的掌控中，往往以大批判、大清理、大整肃为手段，打压与领导人、比如与斯大林个人意志相违背的思想、观点，通过行政干预手段，过滤所谓“不纯”的意识形态，其结果造成了思想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窒息了思想理论的创新精神，意识形态纷争往往成为党内权力斗争的手段。上述六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埋下了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病根。拥有１９００万党员、执政７４年的世界第一个执掌政权的共产党在一夜之间丧失政权，其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借鉴。
切实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实现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根基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孙力教授认为，共产党要长期执政离不开法治的根基。民主政治是竞争性的政治、选择性的政治，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现代政党只有赢得和继续赢得大多数人民的选择，才能取得执政地位并维持长期执政。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很好地研究。东欧共产党执政失败的事实用理论的话语来说，就是没有很好的构建起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基。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执政党往往靠以宪政为中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来执掌政权，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以法制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是执政党执政的根基；共产党要长期执政下去，也不例外。现代国家的治理依赖于宪政为中心的法治，在本质上就是构建现代国家。法治是民意整合的结果，社会主义法治是人民利益和愿望的体现，是对公共权利的规范和约束。法治愈完善的现代国家，执政党同人民的距离越近，国家同社会的分离越少，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就越牢固，就越能长期执政。现代国家的法治根基与执政党长期执政紧密相连，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同现代国家的法治建设融合在一起。因此，提高依法执政能力，是共产党保持长期执政的重要环节。马克思曾说：“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同样也可以说法典也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圣经。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周碧晴教授认为，推进民主政治是提高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关键。在现时代，民主是社会政治游戏中最根本的规则。世界上无论哪个政治集团都不能违反这个规则，违反了就要垮台。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但尽管有千难万险，我们也应该慎中求稳，逐步推进。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说清了，说透了。但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上，不少人有种种顾虑。一是顾虑国民的参政素质不高。然而，新中国成立５５年了，马列主义教育也搞了５５年，没有理由认为国民素质不高。在国民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村可以试点进行乡镇干部甚至县级干部的直选，政治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城市居民、公务员也应当可以试点参加市长、区长等的直选。显然，担心国民素质不高是不合时宜的。二是顾虑搞民主，会加大政治风险系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无疑是有风险的，可它又是共产党必须带领人民非走不可的道路，而且，事实上也并非推进民主建设就必然引发政治动乱。因此，仍然需要不断探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合适途径。三是顾虑西方利用民主化这个通道来实现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一直是存在的，但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会走偏方向。这三个顾虑可以说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障碍，不化解和破除这些障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无法取得新的突破。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离不开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
着力于制度供给与实现是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华东师大陈锡喜教授认为，列宁晚年关于党与人民的关系、党与苏维埃的关系的思想，对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有很大的启示。首先要讲的一点是，要区分“领导党”与“执政党”、“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改善党的执政方式”等概念，把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转变到同时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思路上来。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党和人民的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鱼水关系”，党是“鱼”，人民是“水”；革命胜利后，作为领导党比较强调的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引导，后来发展为为民作主，代民行使权力，党和人民的关系逐步变为“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主体是党，客体是群众；到了“文革”时期，进一步异化为颠倒式的鱼水关系，共产党变成了“水”，人民倒成了“鱼”。出现这个转变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我们没有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来考虑怎样加强领导地位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对党和人民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了，但现在看来还没有到位。列宁晚年曾提到，党的领导层要取信于群众，而不是相反。他说，对于一个领导这么大的国家的大党来讲，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执政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因此从执政角度看，应该是“权为民所授”，人民是主体，共产党是客体。二是党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从领导的角度看，过去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党承担了领导整个国家、推进社会前进的无限责任。实践证明，这种作法弊多利少。如果从执政党的角度看，党的职能是有限的，执政党不可能覆盖全社会，承担的领导责任不是无限的。总之，执政和领导的覆盖面是不一样的，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晚年列宁就非常强调划分党及其中央同国家苏维埃的职责，要求提高苏维埃人员和机关的独立性，对党和国家的活动范围分别划定了边界。后来苏共的做法恰恰违背了列宁晚年的这一思想，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正确处理好以上两个关系，并加以制度化，无疑是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华东政法学院袁峰教授认为，判断一个执政党是否强有力，关键是看它能否建立起有效的制度。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就像一列装了很多东西的火车，火车上的这些东西一个都不能少装，但速度又要求非常快，要做到这一点，火车的轨道非常重要。对执政党而言，制度的供给如同火车的轨道，要同时满足火车速度和火车装载量两个要求。具体来说，其一，执政党提出的制度一定要有利于经济增长。比较苏联和中国的改革，两国都非常强调经济的发展。为了发展经济，搞活经济，戈尔巴乔夫作出了公开化、民主化等制度安排，但最后失败了，原因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化解苏联社会的经济危机；而中国作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制度安排则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共产党执政地位得以更加巩固。其二，执政党在制度安排方面最难把握的是既要注重回应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群体的需要，同时又不能简单地顺从这些需要，而且要对其进行规范。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人民提出了公平、正义、人权、民主、自由等要求，他都作出过回应；但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化、民主化方面没有形成好的制度规范。其三，执政党对制度的选择要一以贯之，不要一受到挫折就对原来的制度选择产生怀疑。苏联在改革过程中，经常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执政党在体制的选择上，必须尽量少犯这类错误。其四，执政党对制度的安排必须考虑现实的条件和可能性，尤其是不能把执政目标提得过高，否则很难实现，失信于民。但又不能把执政目标定得太低，否则就很难凝聚人心。这是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制度选择上的一个长期性难题。相对制度供给和安排，执政党有效地实现制度，其难度更大。
创新政党形象是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定位
上海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子奇认为，要确立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必须重视共产党的形象设计和创新。所谓政党形象就是政党的内部成员（党员）和外部公众对该政党的总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在执政过程中，政党形象是吸引公众眼球的主要目标，否则就不可能争取到大多数公众的认同，获取执政的资源。进入新世纪后，继提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之后，又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的问题；而把共产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其本质就是现代政党的形象问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新的话语体系和新的执政理念，就是对共产党政党形象的最重要的创新和设计，其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获得更多的执政资源，奠定强大的执政根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对共产党政党形象的细化。具体说来，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为四个方面：第一，党的领导机构要有危机应变力。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危机，执政党领导机构必须有化解、干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能力。据专家预测，中国未来十年处于高风险期，将给执政党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如果执政党的危机应变力不强，其执政地位会遇到更大的风险。第二，党的体制要有纠错力。执政党不可能不犯错误，但关键是犯了错误要靠政党体制自身予以纠正。在国际共运史上，东欧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犯了错误，往往依靠犯错误的领导人本身意识到之后改正，或者在党的领导人去世后依靠后任者来改正，而不能做到领导人在世或任职期间纠正错误，这个教训是应该吸取的。第三，各级组织要有亲和凝聚力。如果没有亲和凝聚力，执政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发挥政党影响。第四，党在意识形态的掌控中要有弹性力。过去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僵化、半僵化的意识形态，给执政党的执政形象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那些旨在压制不同意见的意识形态斗争，对执政党自身的伤害尤其是执政党重要的社会基础―――知识分子的伤害难以估量。上述四个方面的能力可以说是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定位，达不到这些目标，共产党的政党正面形象就很难树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相当重视对新世纪共产党政党形象的创新与设计，这是一个执政党成熟的标志，也是新世纪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现代性标志。对共产党政党形象的研究，必将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新的生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