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一位为农民写作、呐喊的朴实正直的人民作家，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他以简洁质朴的风格、生动细腻的笔触、入木三分的刻画、爱憎分明的情感讴歌他所熟悉并挚爱的农民朋友，为人们留下了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他所塑造的一批个性鲜活、形象丰满的小人物，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使人至今难以忘记。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创作亦面临金钱利欲诱惑的时候，这种体现着作家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反映着中国最基本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农民的喜怒哀乐的“草根文学”，更具有倡导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在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研究方面，作为他的孙女，我想谨从哲学的角度作一些探索和思考。
一、“小人物”与历史主体
赵树理的作品写的是“小人物”，而且是优缺点并存、有血有肉的“小人物”，“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较少见。正因为如此，它给人以亲近感、真实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我认为，他对写作对象的选择和人物塑造的把握，确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农民，当代中国社会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劳动群体，是中国社会生产力中的劳动者，是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民群众的主体部分，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精神面貌、呼声与需求等，理应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赵树理以农民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对象，对他们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他的作品从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变革过程，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激发农民群众追求创造美好未来的热情，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体现了革命文艺要服务于工农大众的方向。
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他的独特视角和艺术亮点主要体现在情感与理性的交融。情感，是作者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一方面反映作者观察生活的立场和态度；另一方面决定作者对材料的加工与取舍。在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中，经常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结识了许多普通的农民朋友，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原型，他们的生活，是他文思与灵感的不竭源泉。有一件事使我感触颇深。一次，一位极为朴实的农民，到大学校园来找我，他自我介绍是李有才的儿子，偶然的机会得知赵树理的孙女在此工作，感到很高兴，希望能见面和联系。他说：“赵伯伯和我父亲是好朋友，现在两位老人都已去世，希望我们后人能延续这一友谊。”他为我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热情邀我有空一定去他的家乡看看。一部《李有才板话》，连结了两家三代的友情与怀念。一位作家和农民的深厚情感，由此可见一斑。
理性，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亦熠熠生辉。他的作品并不局限于对农民现状的直观描述，而是融入了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线和政策，通过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小说人物，批评落后，褒扬先进，讴歌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引导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对此，他曾这样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比如，写作《李有才板话》的原因是：“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李家庄的变迁》描写了农民打倒地主取得胜利的过程。《三里湾》、《登记》等无一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们以真、善、美内在的统一，发挥着革命文艺教育、引导和审美的作用。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主体――农民而写作，是赵树理生命中不变的追求和不移的志向。
二、摹写与创造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所有认识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这一反映过程是摹写与创造的统一，“摹写”体现了认识中的唯物主义，“创造”体现了认识中的辩证法。好的文学作品对人物的塑造，应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现实生活的浓缩与提炼，作品的震撼力往往来自于典型人物和事件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及特殊意义。在这里，如何“摹写”与“创造”，反映什么，怎样反映，取决于作者的主体素质和能动选择，同时体现着作家观察和思考生活的准则。
就“摹写”而言，赵树理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假话、空话、大话不说。在大跃进的浮夸风盛行之时，他写下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投寄《红旗》杂志，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并两次致信中央某位负责人，说明自己的写作动机。他说：“我自1951年，即以文艺写作者下乡体验生活名义参与农业合作化的事，以后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参与其事。在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以插手，到去年公社化后，更感到彻底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一点对国家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他的“我见”一文，后来落到了陈伯达的手中，立即成为批判的“活靶子”，其后的境遇可想而知。大跃进开始后，由于“跟不上政治的主流”(赵树理语)，他的创作亦陷入困境，在读了当时一些颇为火爆的作品后，他感叹“这些新人新书给我的启发是我已经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写作的资格了。”在他感到拿不准或想不通的时候，他是不愿意去写作的。求真、求实、求是形成了他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风格，使小说中的人物站立了起来，具有了质感和生命。
说到“创造”，赵树理有着自己筛选素材和加工制作的标准：“我们的生活中有种种东西，进展与挫折，成就与缺点，令人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作家要表现生活，首先要看这对革命事业、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下笔要讲究分寸……我们的作家要对向上的、向幸福方向发展的社会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咱的江山，咱的社稷’，遇上了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只许打积极改进的主意，不许乱踢摊子!”在艺术形式方面，他决不迎合那些落后、消极、不健康的趣味，而是坚持雅俗共赏，以清新活泼、乡土气息浓郁的特点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山药蛋派”。
对于文学创作与评论，我自知才疏学浅，不敢多言。但我认为，写实应是文学之本，离开“摹写”的作品难免给人以虚假之感、误导之嫌；“创造”应是文学之魂，“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可使其获得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给人以深刻启迪或有益思考。在现阶段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社会责任感的作者，都应坚守社会公德和良知的底线，不以追逐市场价值为惟一目标，而“真实生动、开卷有益”的作品，必定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欢迎。
三、做人与作文
对于赵树理及其作品的评价，人们说得很多，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周扬同志的话。他说：“文如其人。他文好人也好，文章有特色，人也有特色。他最熟悉农村，最了解农民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心理；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他公正无私，对人民忠心耿耿。这是最可贵的。”人们经常把作品比喻为作者的镜子，确有一定道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心胸狭窄、思想龌龊的人，能写出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作品来。观照赵树理的做人与作文，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始终把自己看作人民群众的普通一员，才会保持本色；时刻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方能拥有真情。成名前，他身为普通百姓，知晓劳动者的喜怒哀乐；进城后，他被誉为农民作家，心系父老乡亲的安康疾苦。他不仅主张作家应经常下乡，而且强调“长期性”，即要住一定久的时间。他说，久则亲，可以和群众的感情更融洽；久则全，认识在实践的基础上会愈久愈全面；久则通，对现实能作融会贯通的理解；久则约，会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本质与内在的联系。深刻体会这些话的含义，与其说是谈作文，莫若说是讲做人，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有可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来。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第二，结论来自调查之后，作品出于思考之后。赵树理的创作，虽然也有个别不得已的应时之作，但从整体上看，是严谨和负责的。比如50年代后期的浮夸风初起之时他并未看清，而是和大多数人一样，感到兴奋和鼓舞，也满怀信心地要去采访一些英雄人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然而，深入的调查却使他陷入现实与宣传巨大反差的困惑，他的笔头变得沉重起来。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他没有出现作品的“大跃进”，反而到处发表不合时宜的意见。他执著的信念与朴实的作风，使随波逐流者相形见绌，也赋予了作品人格之美。
第三，人民利益居于首位，个人各利、荣辱淡然处之。赵树理的作品，强调是写给农民看的，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这一宗旨。他笔下的人物生活化，语言口语化，充满机智和幽默，深得老百姓的喜爱。他从农民的购买力考虑，想方设法降低书价，使农民买得起，自己宁可少得稿费。为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甘愿碰钉子受冷遇，四处找人反映情况，呼吁呐喊，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他的作品和人品都被人们称道和怀念。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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