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正在党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回顾历史，６０多年前，我们党进行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至今仍有余音在历史的深处回响。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其目的也是为了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但当时当地，年轻的共产党面对严峻的形势，其中也免不了有一些偏差，比如其中的“抢救运动”。今天，在我们正进行着的这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这样的偏差可以避免，因为我们的党更成熟了。
回想起来，我觉得：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一些偏激的批评，伤害过一些同志，总的来说，积极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所以党的七大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叫审干，把人关起来交代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至于“抢救运动”，那就“抢救”得没有边了！
毛主席说，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力图派人打进我们内部来。１９４３年春天，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在复杂的斗争中，审查干部，清除内奸，确实非常必要，但后来严重地扩大化了，康生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年４月底，政治局批准成立反内奸专门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华中回到延安的刘少奇，副主任就是专管情报工作的康生，由他负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康生审干的办法，是按照苏联的“经验”。当时，共产国际有一名联络员住在枣园，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孙平，平时由康生同他联系。孙平介绍说，审干应该从下面往上追，最危险的敌人是埋藏在上层的人。
审干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有一次，在杨家岭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要他交代同国民党特务的关系。会前，李富春、邓发和我去问康生，究竟有什么证据？我们还提出，这个会不能开，不然开了会问不出东西来不好。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上，听都不听，说常委决定了，你们不要动摇。会上，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的有些人起来揭发他。揭发了些什么呢？我记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么敢这样招摇？”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从下午３点钟一直开到７点钟，轰了一个下午，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一旦柯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我回家经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说：“斗柯庆施嘛！”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我们３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生打招呼的。”
“抢救运动”是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５日开始的。这时，正逢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命令胡宗南进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频繁活动，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康生又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制造混乱。在此之前，他先制造了两件轰动延安的错案：一件是混淆矛盾性质的王实味“托派奸细案”；一件是张克勤假坦白的“红旗特务案”。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１９４２年春，普遍整风开始，在发扬民主、检查领导时，他写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言词尖锐，冷嘲热讽，具有片面性。５月底研究院对他进行批评，开始时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在会议中间，有人揭发王实味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过联系，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这时，康生插手了，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敌我矛盾问题，决定追查王实味与“托匪”的关系。其实，王实味过去和托派分子来往的问题，他自己在１９４１年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还要追查。
１９４２年年底，康生将王实味关押审查。１９４６年，康生主持的社会部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对王实味同志从思想批判发展成政治冤案，以致后来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这是十分惨痛的教训。
虽然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已于１９９２年２月由公安部认真复查，予以平反昭雪，但是，每想到这个教训，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对枪毙王实味，毛主席坚决不赞成。毛主席听说这件事时，我在场，他拍了桌子，指着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说：“林老，你还我的人。”因为当时是把人交给边区保安处的。当然，林老同这件事并没有关系。
继王实味案之后，康生又制造了张克勤“红旗特务案”。张是由甘肃省工委介绍通过西安办事处进入延安的地下党员，年仅１９岁，在陕北公学学习。在审干中，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要张承认是打进来的“红旗特务”，把他树成了“坦白典型”。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５日上午，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中直机关干部大会，延安所有机关都派人来听。康生在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接着，张克勤上台“坦白”，说甘肃省工委是国民党批示要他们出来组织的，实际上是国民党，是打着红旗的假党，所以叫“红旗党”。随后，从河南、河北等省来的人中也有人出来讲自己是“红旗党”。这一来，延安各机关、党校、女子大学等纷纷召开“抢救大会”，一时“坦白”成风。任弼时同志是非常正直的人，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意见。毛主席也觉察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几次作出指示，规定政策，不许搞逼供信，断然地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捉。８月５日，中央下文件通告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延安搞了２０天的“抢救运动”刹了车，但陕甘宁边区如绥德地委等，继续在逼人坦白。结果在这个运动中，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人员占干部总数的２６％，新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到５３％。后来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大会上向大家脱帽道歉。从延安撤退时，毛主席又特别关照我：“所有审干的档案都要带出延安，不能损失，以便将来能根据事实平反。”
（摘自《杨尚昆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