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驯悍记》是莎士比亚早期喜剧。基于文本细读,本文从历史语境入手,探讨该剧的喜剧元素,并结合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客观地解读莎士比亚的女性观,意在探究如何真实、准确、恰当地运用当代文论阐释文学经典。
关键词:《驯悍记》 喜剧 女性观
威廉・莎士比亚以敏锐的目光和娴熟的笔锋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驯悍记》中的凯瑟丽娜尤显特别。《驯悍记》相传创作于1592―1596年间,作者以滑稽的喜剧化的手法展示了一场近似闹剧的婚姻图景,剧作被普遍认为是一部喜剧。但学界也存有不同声音,方平先生就曾担忧过,虽然《驯悍记》以大团圆结局,但作为喜剧,人们难以看到“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现代的评论家无法把这么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当作喜剧来接受”。随着当代文论的不断发展,一些学者尝试着从不同角度重审《驯悍记》,大有颠覆喜剧一说之势。
本文将通过细读《驯悍记》,在其他评论的基础上,尝试着对该剧的悲喜剧定位进行论证,并就一些评论提出一己之见,意在探究当代文论背景下如何进行文学评论,如何兼顾历史真实性与当代文论的适用性,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释古典文学作品。
一 《驯悍记》及相关简评
《驯悍记》以16世纪英国为背景,以“剧中剧”形式展开情节。补锅匠斯赖酒醉昏睡酒店门口,打猎归来的贵族出于戏谑,在其酣睡中将其乔装为一贵族老爷,并专备戏剧供其观看,《驯悍记》是赖斯所看到的戏剧,也是整个戏剧的正剧。剧中,帕度亚的富翁巴普提斯塔有两位女儿,大女儿凯瑟丽娜性格泼辣,脾气乖戾,对求婚者恶语相向,对亲妹妹动辄打骂,毫无女性温柔之气,落得无人敢娶,世人称之为“悍妇”;小女儿比恩卡性情温柔,贤惠大方,善解人意,众多男子争相追求。鉴于风俗,富翁巴普提斯塔坚持先嫁大女,方可考虑小女婚事。为尽快求得比恩卡的青睐,众多求婚者结成同盟,齐心协力地为凯瑟丽娜寻求丈夫。
经一番忙碌,彼特鲁乔答应向凯瑟丽娜求婚。他虽自信非凡,有胆有识,却怎奈是一落魄哥们,家道渐微,故特讲究实惠,尤垂涎凯瑟丽娜“田地的一半”和“二万个克朗”的嫁妆。他对凯瑟丽娜的无情谩骂和嘲弄置之罔闻,经一番交锋,他唐突地宣布婚期,结果凯瑟丽娜只好闹剧般地嫁给了他。尽管彼特鲁乔看似大大咧咧公子哥一个,但他早已拟好的“驯妻”计划严密而实效,从求婚起,他便采取了一系列“以暴制暴”的方式,等婚后第三天再次返回凯瑟丽娜娘家时,她已被驯服,对丈夫言听计从:把两点钟说成是七点钟,指月亮为太阳,说男人是女人,对丈夫的话不敢表示出半点异议,从而赢得最温柔的“好妻子”的美称。
《驯悍记》看似是一场闹剧,却引发出众多思考,一些评论家对剧中莎氏的女性观颇有争议,尤其对凯瑟丽娜的长段“感言”表示不满:
“你的丈夫就是你的主人、你的生命、你的所有者、你的头脑、你的君王……只要我的丈夫吩咐我,我就可以向他下跪, 让他因此而心中快慰。”
这赤裸裸崇尚夫权的话语,给人留下了无限的评说空间。玛格丽特・韦伯斯特认为这些大男子主义的陈词滥调是颠覆性很强的反讽;科贝莉亚・卡恩论断戏剧在嘲讽大男子主义如何压制女性,而女性自有对付他们的手段;约翰・比恩则从凯瑟丽娜的突然转变中读出了爱的和谐;还有人认为凯瑟丽娜参与彼特鲁乔“粗野”的玩笑,是为了对抗周围的社会和那些企图嘲笑他们的人。这些评论可谓仁者见仁,但焦点集中在两点:1、对《驯悍记》的喜剧定位表示怀疑;2、对莎氏的女性观褒贬不一。
二 关于《驯悍记》的喜剧元素
围绕《驯悍记》是喜是悲这一命题,学界尚存争议。在中国,类似声音不时响起。有人认为该剧是女性的悲剧,也有人认为该剧“展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残酷的迫害”,“似喜实悲”。还有人认为,彼特鲁乔的情感获胜和凯瑟丽娜的华美转身促使其被定为喜剧;而面对父权压迫,受害女性未能完成颠覆既定女性形象的历史使命,因而是“震撼人心的悲剧”。笔者认为:是喜是悲理应归因于戏剧的主旨思想,不能局限于某一层面的考察,否则难免一叶障目。
“悍妇”进入文学,源远流长。“悍妇”形象向来被描述得泼辣无比,心狠手毒,从谋杀亲夫的克吕泰美斯特拉到残忍杀子的美狄亚,其“悍举”令人发指。而“悍妇”下场历遭惨烈报应,惩罚之举,轻则皮开肉绽、遍体鳞伤;重则处以酷刑,惨不忍睹。卜伽丘被认为是赞美女性、为女性说话的人文主义作家,却也在《十日谈》中推崇“好娘子,坏娘子,都需要一根木棍子”的思想,故事中的丈夫被奉之为金科玉律,对妻子动不动就棍棒交加,令其遍体鳞伤,哀求饶命;苏格兰民谣《一张马皮捆悍妇》中,那可怜的“悍妇”被丈夫剥光衣服一顿棍打,遍体鳞伤继而被捆绑在刚剥下来并洒上盐花的马皮里,再度遭受摧残;还有史载的“赶鸭子下水”,引起公愤的“悍妇”被绑上刑椅,连人带椅沉入河心,直至把“悍妇”整个儿吞没水中,如此反复,待岸边围观群众大饱眼福,深受教育,方才罢休;也有悍妇被双手反缚,装上大车,在敲锣打鼓声中游街示众,接受羞辱,故而《驯悍记》中葛莱米奥老汉便有“求婚?哼!还不如送她上囚”一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常令“悍妇”丑态百出,身心俱损。
审视《驯悍记》所处时代,封建买卖婚姻盛行,“爱”只是标价待沽的商品。青年男子择偶标准当是“天使”淑女,而凯瑟丽娜却是生性高傲之“妖女”,温柔先天不足,“悍劲”三生有余,外可怒斥求婚者,内可欺压亲妹妹,逢人恶语相向,遇事据理抗争,实在难以归顺时代主流,只落得“悍妇”恶名而待字闺中。她每日与焦虑和惶惑相伴,唯恐待妹妹出嫁,自个儿留守家中“光着脚跳舞”,“死了在地狱里也只能陪猴子玩”(皆为西方传说中老处女的可怕下场之说),但莎氏另辟新径,以闹剧方式,杜撰出彼特鲁乔这一“驯悍”专家,用嘴上功夫代替了棍棒和刑具,仅用言语调教,便使“悍妇”顺应潮流,成为夫唱妇和最温柔的好妻子。整个“驯悍”过程,滑稽笑语一片,血腥场面难觅,实是功德无量,此乃喜剧元素之一。
回想莎氏时代,文艺复兴浪潮犹在耳边。人文主义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是这场运动的核心思想。它提倡宽容,反对暴力,注重人性关怀,强调人格尊严,追求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批判宗教迷信、封建制度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反观《驯悍记》,莎氏对“驯悍”的处理,确实独到新颖,技高一筹,彼特鲁乔“驯悍”手段仅限以“爱护”为名,饿坏了不给吃,累极了不让睡,这,最多只算是“训妻”,唇枪舌剑,油腔滑调,君子动口不动手,看似无情却真情,连串奉承点点滴滴唤醒凯瑟丽娜柔软深处之温情,即使面对凯瑟丽娜辛辣的嘲讽甚至响亮的一记巴掌,彼特鲁乔始终保持“上等人”风度,以自愚的方式为自己也为凯瑟丽娜解脱,昔日“悍妇”得以尊敬,绅士风度一览无遗,此乃人性关怀和尊严呵护的最终胜利,暴力的、不文明合理的现象在理性的大旗下销声匿迹,自由平等与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在戏剧中得以宣扬,这是人文主义的伟大功绩,是人类从暴力走向文明的历史性跨越,此乃喜剧元素之二。
英国莎学专家考格希尔曾说:
“文申・德・波维的简单的公式(即喜剧是一种诗,使一个悲哀的开端得到幸福的结尾)正是莎士比亚的真正基础――烦恼变为快乐的故事。”
在《驯悍记》中,莎氏以强烈的夸张手法,滑稽的戏剧形式,诙谐的对话台词,为读者勾画出一幅人文主义胜利的喜剧图景,让读者在笑声和眼泪中得到美的享受,其基本格调是快乐的,其目的是向我们展现一个“悍妇”从满腹辛酸到最终赢得爱情的美丽故事,此乃喜剧元素之三。
正因如此,《驯悍记》把生活中常见的“既不严重也不紧迫”的危险引上了一个“快乐的结局”,所以它是一出正宗的喜剧,准确地说,是闹剧。
三 关于《驯悍记》中莎士比亚的女性观
从国外的玛格丽特、科贝莉亚、约翰等到国内的方平、田俊武、徐思园、卢秀敏等,都涉及同一个话题:莎氏的女性观。赞誉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但笔者认为离开创作的历史语境来谈莎氏的女性观,要么拔高了莎氏的思想境界,要么给莎氏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莎氏创作《驯悍记》时,正值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尽管整个英国正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并且伊丽莎白一世也是女性的杰出代表,但史实表明,当时女性地位仍然十分低下,嫁个好丈夫,做个好妻子仍是时代赋予女性的重要使命,唯“娇嗔嫩喘”式女性才是男子心目中理想的妻子人选。女性作为“第二性”或“他者”,处于从属地位,被排斥于男性中心话语之外。彼特鲁乔的“驯妻”行为尽管在现代人看来难以接受,但却是当时的寻常之事。男人可在外喝酒狂欢,追逐名利和女人,而女人却只能嫁鸡随鸡,夫唱妇随,容不得半点反抗,否则,就是“出格”,就是“妖女”,就会被主流所“棒杀”。
有如此背景,再加上该剧为莎氏的早期创作,故而可以推断,莎氏纵有为女性抱不平的想法,充其量也只能是自发的,离“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尚存极大差距,他绝不可能像女权主义者那样摇旗呐喊,否则难切实际,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在默认男性对女性的征服,莎氏不可能那么洒脱得鹤立鸡群。当然也不能简单地把《驯悍记》看作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侮辱、戏弄和迫害,如前所述,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戏剧家,莎氏宣扬和崇尚人文主义,就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彼特鲁乔的“驯悍”方式较之以前的极端手段已有很大进步,他保证了凯瑟丽娜的尊严,摒弃了棍棒鞭打这一暴行,足可看出人文主义人性光辉的胜利,如果把《驯悍记》说成是对女性的一种极大不尊重,回到历史,情理上难以说得过去。
客观地说,莎氏的女性观是随着其创作的日益成熟不断发展起来的,与《驯悍记》中的凯瑟丽娜相比,莎氏中晚期戏剧中的鲍西娅、朱丽叶、罗瑟琳、波希娅等女性形象,日渐立体丰满,其女性观日渐成熟完善。莎氏讴歌爱情的基点源自于人文主义,而绝非当代女性主义,他的女性观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女性问题上所投注的自发的热情却不容忽视,当然,也绝对不能一味地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需要过高地要求莎氏的女性观,否则就难显公允。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驯悍记》的喜剧元素探究,还是对莎氏的女性观的探讨,我们理应置问题于历史语境中去考察,一旦脱离莎氏创作的历史语境来谈论其作品,不管所使用的理论是如何具有阐释力,总难免牵强附会,难以客观反映事实,唯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理解和诠释古典文学作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把握这些传世瑰宝的精髓。
注:本文系2009年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系列论文,项目代码:09C902。
参考文献:
[1] [英]莎士比亚,朱生豪译:《驯悍记》,《莎士比亚全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John C.Bean,“Comic Structure and the Humanizing of Kate in The Taming of the Shrew”[A],The Woman’s Part [C].Eds. Carolyn Lenz,et al.Illinois: Illinois UP,1980.P78. P70.
[3] 方平:《历史上的“驯悍文学”和舞台上的〈驯悍记〉》,《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4] 田俊武、徐思园:《“驯悍”的狂欢和女性的悲剧》,《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5] 邱佳岭:《似喜实悲 辛酸难告》,《保定师范专科学报》,2003年第1期。
[6] 卢秀敏:《又一个哑巴新娘》,《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7] [意]卜伽丘,方平、王科一译:《十日谈》,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8] [英]考格希尔:《莎士比亚喜剧的基础》,杨周翰选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简介:彭俊广,男,1968―,湖南洞口人,湖南师大外国语学院200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美文化,工作单位:邵阳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