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一生曾与两个好友反目，这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美国作家赛珍珠。 林语堂和鲁迅因《语丝》而结识，并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五卅惨案后，林语堂写的文章也没有报纸敢发，军人打扮的人还常在他家门口溜达，美其名曰“保护”。于是林语堂接受了邀请，到厦大任教。随后，林语堂将鲁迅也邀请到厦大。
厦大靠理科起家，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林语堂创办的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遭到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刘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
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让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翘起来了。但是为了林语堂，鲁迅留了下来，他说：“只怕我一走，语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这样有着十年情谊的两个人，最后却分道扬镳，其中有何因由呢？
1927年，林语堂开始倡导“幽默”。而鲁迅看不起“幽默”，他依然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因为想法的不同，他们渐行渐远。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由郁达夫作“和事佬”为二人调解。此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林语堂爱说话，去之前廖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对鲁迅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欠作者工资。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
席间，林语堂说起此事，鲁迅很是忌讳，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嘁：“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语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离开，筵席不欢而散。从此，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为要去杭州“风雨茅庐”的郁达夫和王映霞饯行。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烟雾缭绕。林语堂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兴致勃勃地问鲁迅：“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林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原来林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林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林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
听鲁迅这么一说，林语堂气得发昏，一时无语。气氛紧张得可怕，闸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这是林语堂和鲁迅的第二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等自由。林语堂担任了宣传主任，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
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但因为这件事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人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林语堂，很生气。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有人好心提醒他催一催，林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吧嗒吧嗒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左翼联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后来又发生了周作人的自寿诗事件，于是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说林语堂的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没料到鲁迅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
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徐志摩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
鲁迅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未免太伤人了，便还回敬说一麻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摘自《细说民国大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