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各国的报道都把1946年8月16日称为东京审判的“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完全是因为“皇帝”出庭的缘故。 那天,大约在午前11点25分左右,威伯审判长召呼证人到庭,这时法庭执行官维恩米特引导着一位瘦而高的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整个法庭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这位新证人。只见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因为没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满头厚厚的头发,其中有一绺垂在宽阔的前额上。此人仪态沉静,举止从容。他正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由于溥仪出庭的消息事先就传开了,人们争着来看,所以这天的法庭便显得极为拥挤:前台为贵宾所保留的座位平常总是稀疏冷落的,今天却已大有人满之患,而坐在第一排的又几乎都是苏联人;记者席上则早已坐满了各种肤色的手持摄影机和记录簿的记者:特别是台阶上边的旁听席,简直是拥挤不堪。过去曾在伪满任官或曾“拜谒”过伪满皇帝的人都来看这场面。其中就有跟随溥仪多年的侍卫长工藤忠。他在后来回忆自己如何来到法庭以及当时的心情时曾这样写道:“从昭和6年(1931年)戏剧性的离开天津起,直到悲剧的战争完了止,在这15年前后的时间内,我一直是当着‘侍卫长’的职务,没有离开过‘皇帝’的身边。在我这个作为一个日本人而有着最为深厚的关系的人说来,真是无论如何,哪怕是只能看到一眼也好,也是想见一见他的。曾对此作了种种的努力,却白费了劲儿。没有法子,只得拿了一个某报社的临时记者的身份到了法庭。当然,同他说话是被严厉禁止的。”
就这样,溥仪在众目睽睽之下,由两名法庭宪兵护送走上证人台。普通证人只有一名宪兵护送,大约因为溥仪是皇帝吧,就增加了一名宪兵。当不失当年风度的溥仪刚刚站到证人台上,数十名早已瞄准了他的摄影记者便纷纷按动快门,发出一片爆豆般的响声。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溥仪开始用稍微有点嘎声的北京话,回答季楠检察长的亲自讯问。
现在,我们将根据可靠的历史文献、有关的报道以及溥仪自己的回忆,把这段历史的原貌再现出来。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溥仪在法庭上的表现、各界的反映。当然,应该特别注意研究溥仪当时的思想倾向。
根据季楠检察长的要求,溥仪开始陈述自己的经历,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篇章,自然构成一篇动人的故事。他以低沉的音调款款而谈:“我1906年出生于北京,名叫溥仪。依满洲习惯在名字之前另加爱新觉罗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
由于溥仪发言的时候总是作稍微低头之态,而他的目光则从近视镜的玳瑁镜框旁边窥视他自己随身带来的笔记。对此,曾有一位美国辩护律师提出异议,于是威伯审判长宣布:“不经法庭许可,即使写了备忘录也不许看!”溥仪立即申辩说:“因为年月日等等记不住,回答这些需要看看备忘录。”之后,他继续陈述经历:“父亲的名字叫载 沣,母亲叫瓜尔佳。”
“我继位之后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当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与此同时我便退了位。”溥仪这几句话真够“时髦”了,他把孙中山先生称为“伟大的人物”,用“腐败”一词形容满清政府,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特新闻。
溥仪继续说道:“为了继承皇位,我过继给同治和光绪,隆裕皇太后则成了我的母亲。她曾与孙中山先生会见,非常赞同建立民国,曾主张自动把统治权交给革命党。因此,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民国政府对于皇太后非常感谢,允许我保留皇帝称号,留居紫禁城内,每年供给四百万元生活费,宫内一切由内务府管理。1924年冯玉祥和张作霖二位将军相争,战后冯玉祥以武力命令我们和清朝王族即日迁出宫殿。我离开了紫禁城,但没离开北京,寄寓在亲父家里。当时报纸上传出对我行将不利或有危险的消息,我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便把我带到德国医院。”
“当时我才19岁,到什么地方隐蔽呢?庄士敦曾和英国公使马克莱和荷兰公使欧丁卡谈过,由于英国公使馆过于狭小,劝我到日本公使馆去,当时和我同伴的仅有庄士敦和郑孝胥两人。我留在日本公使馆不到半年,便取得段祺瑞临时政府的许可到了天津。从20岁到27岁,我在天津住了7年,后来,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就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以武力占领了东三省。”
接下去该讲溥仪如何离开天津进入东北这个关键问题了,是胁迫而往还是自愿前行?这显然也是他必将站在被告席回答的问题。他异常警惕地讲了下面这段话:“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藉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边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以才去的。在天津我和家属住在一起,到旅顺去,同行的人只有郑孝胥父子,家属等直到后来才到达旅顺。”
这样,溥仪完全把自己装扮成被绑架的受害者,这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溥仪后来回忆此事的时候,实事求是地承认道:“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的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事实,‘九•一八’事变后,我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这场长期勾结和豢养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活动的惯用手法之一。但是,我为了摆脱自己,把这一切都回避了。”
当溥仪谈到在旅顺与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交锋的时候,季楠检察长发出一系列的讯问要求溥仪回答,下面便是他们问答的情况。
季楠:“板垣上校对你说什么来着?”
溥仪:“大概谈了两个半钟头。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权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
季楠:“这是板垣的独自见解,还是遵照长官的命令?”
溥仪:“他是遵照本庄司令官的命令和我说的。”
季楠:“他说希望你担任什么工作呢?”
溥仪:“他说因为我是满洲人,请我当新国家的元首。还说日本对东三省没有领土野心,成立完全独立的政权。”
季楠:“你答应了吗?”
溥仪:“我拒绝了!”
季楠:“为什么拒绝呢?”
溥仪:“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满洲国’人享同等待遇。”
季楠:“在板垣请求之前,日本军队在满洲做什么来着?”
溥仪:“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同时在沈阳由日本人协助组织了地方治安维持会。土肥原便是组织地方维持会的主要人物。此后日本军队便对没有逃出去留在沈阳的中国官吏予以压迫。”
季楠:“板垣是在什么时候向你提出上述请求的?”
溥仪:“我到旅顺是1931年初冬。此后经过约半年功夫,他才请求我当新政权元首的。”
季楠:“拒绝了他的请求之后,你还和他会过面吗?”
溥仪:“后来会过一次面。”
季楠:“拒绝了板垣的请求时,他的态度如何?”
溥仪:“表现出非常不满意的样子。”
季楠:“你和板垣第一次会面后,又和你的顾问们商谈过吗?”
溥仪:“和郑孝胥、万绳�商谈过。板垣也与他俩见过,听说他对我的顾问讲:那个请求是关东军的既定方针,如果予以拒绝,关东军就采取断然措施!”
季楠:“顾问和板垣谈的话,是以后从顾问那里听到的吗?”
溥仪:“是的,我的顾问说:‘板垣威胁我们,如果不听他的话便有生命危险。’因此他们劝我答应板垣的要求。”
季楠:“板垣对顾问的态度怎样?”
溥仪:“顾问说,板垣是非常严厉与强迫的。”
季楠:“你听说主张推出‘满洲国’元首的是谁?”
溥仪:“听说是关东军司令宫本庄繁。”
季楠:“当时你的顾问都有谁?”
溥仪:“郑孝胥、万绳�、罗振玉和郑垂四个人。”
季楠:“这四个人中间有否在中国国民政府中担任官职的?”
溥仪:“没有。”
季楠:“你和顾问们商议,对于板垣的要求到底拒绝还是答应的?”
听检察长这样一问,溥仪竟理直气壮地摆出一副发表演讲的姿态,并环顾一下高高在上的十一位法官,把双手一摊,从容申述说:“当时,那么多民主国家都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我有什么能力单独抗拒他们?”
季楠:“你有否抵抗的意志呢?”
溥仪:“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我既已处在旅顺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可说!一旦拒绝日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
季楠:“拒绝出任满洲元首便有生命危险,这个话你是直接听到的吗?”
溥仪:“是的!板垣和我的顾问都对我说过,而且我已经感到了身边的危险。”
季楠:“你具有执掌庞大国家的政治经验吗?”
溥仪:“我幼时便把政权让出去了,所以毫无政治经验。”
看过《我的前半生》一书的人,一定对《会见板垣》那节文字留有印象。据它记述,当时溥仪与板垣争论的中心,并不在于溥仪是否出任新政权元首,而在于是否允许溥仪登报。溥仪以“不得不正统系”为辞,向板垣要“大清复辟”,争皇帝来当。可是,当他回答季楠检察长讯问的时候,对此却只字不提。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溥仪在当年就具有这样的觉悟:敢于如实地承认自己是为了当皇帝而到东北来的。这时,季楠检察长用手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道:“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此时此刻当年跃马横枪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怎么样了呢?
有一篇报道这样描述了被告席上板垣的形象:“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谓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
以上就是溥仪首次出庭作证的情况。因为他揭发了日本战犯的种种内幕,赢得了举世注目;又因为他过分地推卸责任,从而遭到曾经同事的被告以及与之观点相同者的怨恨。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二十八名被告之一的重光葵在《巢鸭日记》上的记载吧:
八月十六日 星期五 晴
前满洲皇帝溥仪以证人的身份来出庭,这个处于不幸命运的人,在日本投降以后打算到日本来,曾和他的顾问吉冈中将等一起乘机飞到了沈阳,被苏联的飞机给带走,被收容在伯力,而今天从苏联方面来出庭。他穿着洋服,晒得很黑,看着像是很健康的样子。被使用为百分之百的宣传材料。他的证言是回答季楠主席的直接讯问,从他的诞生起,直到他承受了“满洲王位”为止。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于日本方面的胁迫做出来的,清清楚楚地作了这样的证言。真可怜,苏联把他作为俘虏而扼制着他的死命,并且还为了要躲避中国方面的刑罚才作了这样的苦心,大约是认为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到日本方面才是最安全的办法吧!他虽然曾身为“满洲皇帝”,但丝毫也看不出他就是在新京王宫里住过的人的气质和风度来。他对于所有的事情,都在无一不是由于日本方面的胁迫、哄骗这一点上耍着手腕。
现在来看看池田纯久中将的回忆吧,此人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直到日本投降前两星期才调回国内转任内阁企划局长官。东京法庭设立后他担任梅津大将的特别辩护人,因此亲历了溥仪出庭作证的场面。他回忆道:
西伯利亚扣留中的前满洲国皇帝溥仪氏,出头东京法庭作证,这一新闻不仅在法庭内,即在世界也是一件热闹的话题。服务满洲的期间,屡屡接近皇帝,深受知遇的我,对于他的温容和聪明固已熟知,对于他来日作证,重亲謦咳非常期待。日子到了,昭和21年(1946)8月16日,威伯裁判长招呼证人,皇帝以飒爽之姿,出现法庭,立在证人台上。面对法庭紧张的空气,他毅然的态度,仍不减当年一国元首的充分威严。我在那一瞬间几乎有“陛下行幸”的错觉,当以日本人原有的尊敬,同情的心情,默默地向他致敬,倾听他的陈述。被告中如前任关东军司令官南大将、梅津大将以及曾任关东军参谋长后任总理大臣的东条大将都是旧知,不期而遇,对皇帝的不幸境遇深深的同情,以目示意表示欢迎。他开始陈述,因为他是检察方面的证人之一,他陈述的内容不会对日本有利,这可以预想。不过听他的陈述,殊不能没有意外的“奇想天外”之感。尤其日本人对他所陈述的种种,诸如对日本如何憎恶、嫌忌、反感、骂倒,竟出自和日本“同心一体”者之口,真有些怀疑到自己的听觉或不健全。至于内容的夸张、欺瞒、捏造,所在皆是。我邻坐的某辩护人曾向我打听,说道:“这是不是一个假的溥仪?”
这些日本人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得出上面的印象完全不奇怪。他们也曾有种种的评论,那本来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不过他们也曾指出溥仪的欺瞒是因为害怕中国政府要求引渡,实际就是怕被处死,这确是贯穿溥仪这次出庭的一根神经。引渡之说在溥仪出庭之前已见报载,曾有这样一条短讯:“国际战犯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对合众社记者称,中国希望引渡溥仪,苏方并已一度允诺。然目前复予保留,这显然是作为讨价还价的依据。”
这种消息不能不给溥仪带来强烈的刺激。第一次出庭结束后,溥仪回到自己的住处,思前想后,这次出庭有什么教训呢?他总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说透,还应该多说,“自己还是太老实了”!
(选自《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记录》/王庆祥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