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的两天之内，4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负责人失踪，上千农户围堵合作社讨债。随后江苏省灌南县委宣传部门对外公布，江苏龙诚集团董事长王某已于10月24日投案自首，并供述了自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 .1亿元的犯罪事实。灌南，这个位处江苏连云港市最南端的小县城，被卷入了一场民间集资黑洞。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原本是农民以资金入股，相互周转以解决生产、生活资金短缺的一种金融模式，在灌南却化身为非法集资平台，走向高利贷。如此异化，也并非灌南一地，苏北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之疯狂，并非爆出一两个非法集资案那样轻描淡写。今年以来，在宿迁、徐州等地已接连爆出多个资金互助合作社崩盘事件，风险不可小觑。
与去年宿迁泗洪宝马乡、浙江温州借贷危机事件一样，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崩盘的背后，不仅是民间金融的浮躁与贪婪，也触及民间金融体制约束与监管机制缺失的难题。
“皮包”生意
在灌南县新安镇苏州北路上，“现代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几个绿漆大字刻在高高的门楼上，遥隔数个路口都能看到，只是办公地大门关闭，上挂一条此房出租的红色横幅，屋内纸张散落，满地灰尘。
毗邻的商户说，前段时间有成群的人围在门口，说老板是诈骗犯，早被公安抓了。做邻居两三年，他都不清楚他们是作何营生，也不知道老板是谁。一位王姓商户至今仍引以为奇：“就像信用社的一个网点，铁栏杆大门，豪华的沙发，玻璃柜台，还有坐在后面的业务员，但是一个月就几天有人，平时一天也没一个人进入。”
至于那几个气派的绿漆大字，当地人都说不全它的意思，有人叫资金社，有人喊信用社，混淆成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大部分人干脆叫它个人银行。
在灌南，有3家合作社有着类似的景象，分别是汤沟镇“兴农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张店镇“便民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和五队乡“咱们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张店镇便民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储户刘先生说，上月底合作社就关门了，到现在他也没搞清楚合作社到底是什么玩意。他在某事业单位工作，单位离镇政府斜对面的合作社只有数百米之遥，他今年4月刚刚存入13万元，半年不到就出事了。
原先，刘先生和合作社毫无瓜葛，一个在合作社有存款的好友说利息很高。于是刘先生提着钱，走进合作社的网点，说要存钱，不足5分钟就办妥了。“大厅接待的人很热情，说随存随取，利息很高，钱很安全，大胆存，柜台员收钱后，没有任何复杂的手续，不办卡，不办存折，只开一张抬头为灌南县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社员互助金存入凭证的单据。”
刘先生表示，从没有人对他讲起过合作社的运作，他甚至没有留意到大厅墙上挂有便民合作社章程，直到出事后，刘先生等才有机会见了两次合作社的负责人，并知道负责人不是张店镇本地人。
很多人并不明白资金互助合作社如何运作，实际上，2006年，国家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灌南县2012年初也出台了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相关监管办法，清晰地描述了行业规则，比如社员资金入股即为股东，股东大会产生理事会以经营合作社，产生监事会以监督理事会，资金借贷仅限于社员间互助，定期召开社员大会，确定分红比例等等。
这4家合作社显然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之物，如果将刘先生的分红换算为年利率则是14.4%，加上年息就是16.65%，而同期国内商业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多在3.5%上下。刘先生等几位储户都曾非常怀疑为何利率如此之高，然而还是在忐忑中放下心了。
眼皮底下的危机
在刘先生的凭证单据上，落款处一连串盖有5个印章，第一个是中共灌南县委农村工作部监制章，第二个是合作社公章，第三个是合作社法人代表的章，刘先生之所以迟到今年才愿意存款，就是对合作社一直不放心。“当时合作社开业，又挂气球又放炮，搞得非常热闹，县农工部的领导也到会剪彩了，实际上我也知道这是个人银行不是公家银行，不过因为有农工部在里面，有保障。”
刘先生看到好友10多万存在合作社两年都未有危险，他今年初才出手。雪球就是这么滚起来的，便民合作社的另一个储户李军（化名）表示：“一个亲戚在合作社里面工作，劝我存钱，我看有农工部，别人存了那么多也没事，就存了7万元。”
然而几位储户都说不清农工部和便民合作社到底是何关系，灌南县农工部副部长梁公祝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曾言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原则上是民办、民管、民受益、民担风险。然而，全县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都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由农工部批准成立。
谁审批就由谁来监管，事发后，农工部一直处于漩涡之中，农工部仅20多人，无一人有金融背景，下面有25家资金互助合作社，1万多农户，实际就是无力监管，放任监管。梁公祝在总结教训的同时，也向《南风窗》记者表示，灌南的资金互助合作社一直是农工部审批监管，之前上面一个领导来考察说要划归到银监系统，最后应该由谁来监管，农工部也说不清楚。
4家合作社今年危机开始显露。在便民合作社紧锁的大门上，至今仍贴着一张7月份的公示，要求每个社员存款额不低于5000元，存款期限不低于3个月，3个月内提款者无月度分红，自7月15日执行。刘先生表示，以前便民包括其他的合作社都号称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当时看到这个规定没什么感觉，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看来合作社那时就开始出大问题了”。
据灌南县公安局调查，这4家合作社都由盐城商人王明龙在背后策划成立，王明龙是江苏龙城集团董事长，该集团号称是集网络、物流、娱乐、电子商务、房地产、金融期货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集团公司。但据媒体报道，实际其业务主要是炒黄金、房地产开发及开KTV。
王明龙利用灌南当地4个农民的身份证及户口本注册并出资设立了这4家农合社，合作社虚拟假借款人，做假账，实际将钱暗地里以1元月息4分转入龙诚集团，实为非法吸储。
龙诚集团为何倒下，众说纷纭，有人说炒黄金亏了，有人说搞房地产崩了，灌南县农工部也表示搞不清楚，也不知道合作社的钱到底流向了哪里。龙诚集团倒下了，4家合作社贷款就无法兑付，导致挤兑风波。 一名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透露，事发后，县各大商业银行负责人以及县镇领导在镇政府开了内部紧急会议，在会上直接开除了农工部下属的镇农经站站长，事前该站长都不知情。“这个站长和便民合作社有扯不清的关系，合作社刚开始，他就存钱，很多同事在他的影响下，都存了钱，只有他的钱没出事，从合作社提前取出来了。”
事发不足一周，灌南县政府贴出补偿公告，并组织所在乡镇政府补偿存款。公告称，补偿分三期兑付，2014年10月之前全部退还所剩差额部分。首期拿出4300万，分级补偿，如5000元以下存款全额补偿；80万以上存款，先补偿本金的10%，余额在后两期补完。
就补偿资金来源，灌南县宣传部并未细说，只是说一部分来自王明龙和合作社资产清理，然而4家合作社除了租用4间门店，几乎没有任何资产，王明龙在盐城市已经被多名债权人起诉，全县都知道是政府财政出钱补偿。
风倒苏北
梁公祝称，除事发的4家资金互助合作社外，灌南其余21家合作社运作比较规范。但农民资金合作社中的黑洞，看来并不是个案。实际上，在苏北，去年以来从徐州到宿迁，都出现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非法集资窝案。
数月前，徐州睢宁邱集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苏阳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宿迁市沭阳县信联合作社等因非法融资被查封，涉案金额分别为170万、3000万和1200万。灌南事件还未收尾，盐城市金钰专业合作社同样因非法融资被立案调查，涉及资金2000万元。
本刊记者从徐州新沂市到连云港东海县、灌南县，所见数家运营中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比较规范者，在储户存款时，发放印有存入金额等信息的社员卡和社员证，存款者同时即算入股入社，但是不少也如同灌南4家一样打条完事，不过所有的合作社都在做类似于灌南县吸存放贷，赚取利差的买卖。
由于灌南县合作社事件，苏北某资金互助合作社理事长也刚刚挨过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挤兑风潮。他表示，经营钱的买卖就是在刀口上过日子，2008年开始县里风行资金互助合作社，官方正式公布审批成立的40多家，实际上存在100多家，在这两三年的高利贷热潮中，基本都灰飞湮灭了。
该理事长自认为自己能存活至今，就是不把别人的钱当自己的钱花。很多同行高吸高放，拿着集资款去投标修路，搞房地产，放给赌徒，都是暴利。“我合作社的存贷利率在同业中几乎最低，1元钱月存款利息约7厘，贷款利息约1.6厘，现在县城里月贷款利息2分绝迹了，三四分的少见，5分算正常，我们中间只赚1分钱，他们都是三四分的利润。”
和利息一起飞上去的还有房价和密密麻麻的洗浴中心。在灌南县，普通出租车司机月收入不足1000元，房价每平方米已升到2000元左右，从人民西路上的锦江之星酒店到灌南客运站，1000米距离，就有三四个装修豪华的洗浴中心。当地一位的哥开玩笑说：“我们开出租车的没有洗浴城的女孩子多。”
然而潦草的机制让太多人倒在富贵门前，记者了解到合作社也将存款用于合作社自己的商贸物流项目，合作社备付金和合作社资金流向基本就处在无监管状态。
放闸之忧
灌南4家合作社出事后，县人民西路的农村信用社大门电子屏上打出“珍惜一生血汗钱，拒绝非法集资！”的标语。徐州北路一家刚开业的村镇银行负责人，看到记者走入大厅，非常热情，一开口就是：“我们不是个人银行，是有牌照的国家银行，牌照都是从北京拿的。”
民间金融最稀缺的是牌照，最苦恼的是身份问题。新沂市一名资金互助合作社人士说，像典当行的牌照要北京审批，据说一个要花500万。他一直都很忧心合作社的名分，在去年下半年，该人士就感觉到高利贷太猛，政策可能要变天，他急于寻找护身符，结果某国有单位以一块空地换取了合作社40%的股权。
也是赚取利差为生，但该合作社贷款利率很低，乡镇网点所集资金限用于本镇项目，所投相当一部分是贷款额5万元以内的种、养殖业，在当地声誉颇好。灌南事件后，有了身份，该人士还是很担心国家会一刀切，取消资金互助合作社，他一直在关注温州民间借贷登记公司等改革，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打上应有的旗号，安心做事。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是一种农村金融创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并没有专门论及资金互助合作社，反而是银监会握有名为农村资金互助社，实际也就是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审批权。然而审批速度很慢，到2011年，全国获批农村资金互助社仅161家。
盐城市2006年开始自批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试点，数年来形成一套制度，灌南县、沭阳县、新沂市等地纷纷取经效仿，也因此苏北资金互助合作社如此声势浩大。然而，一个共识就是资金互助合作社远远偏离了政府所制定的监管办法，尤其是利率，如灌南县规定吸纳互助金（存款）费率不高于同期信用社存款利率。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合作社都不循规蹈矩？灌南县一名银行人士表示：“现在谁不想赚钱，谁不想钱生更多的钱？整个灌南、苏北都一样，就是高利贷，灌南私人借贷1元都是月息5分，传统的民间标会，你去找找还有多少？正好资金互助合作社是地方批的一块牌照，自然而然，聪明人出钱拿到这块牌照，然后再去赚更多的钱。加上政府监管漏洞太多，大家看到的高存高贷都是能解释的。”
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呼声很高，但民间借贷蕴含的风险如何监管，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
金融从业者兼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陆珉峰说：“高利贷横行，如果再将几乎难以监管的民间借贷合法化，后果难以想象。资金经营是非常专业的行业，监管更需要一套完整制度，非常专业的人才，还有银行等系统协调配合，几乎没有接触过金融业的农工部做起来像天方夜谭。在目前县级政府的监管能力没有得到强化前，放开只会是黄河决堤，当然不排除有新沂市那样还做‘三农’的合作社，但是我认为其中的恶要远远大于善。”
观察农村金融或者高利贷现象，陆珉峰因特殊的经历，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将越来越疯狂的高利贷列为中国经济的三大毒药之一，高利贷利率之高根在资金价格双轨制，即存在银行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两个市场。银行吸纳社会主要资金，又有大量与银行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或者企业从银行套取大量资金，转投民间借贷市场。资金价格本应由供给+风险决定，现在完全扭曲，主要由高利转贷等各个腐败环节成本构成，并影响整个民间借贷市场。
在陆珉峰看来，在目前的格局下，以放开民间借贷来解救中小企业或缓解农村融资难的思路非常值得商榷。“只有打破利差政策红利，才能推动银行业分化竞争，也才有可能像台湾地区一样，引导银行业以高利率向中小企业或农村企业提供融资，我认为目前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依然还得靠商业银行等较有规模，较有风险控制水平的机构，资金互助合作社等只宜作为补充，当然还需要整体的设计规划，不过一切的根源就在利率市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