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北京的应酬频繁，《胡适的日记》记载了一些他参加应酬的饭馆，除中央公园的几家外，还有陶园、华东饭店、雨花春、六国饭店、东兴楼、瑞记、春华楼、广陵春、广和居、南园庄、大陆饭店、北京饭店、撷英菜馆、明湖春、扶桑馆、济南春等等。其中东兴楼是胡适较常去的一家饭馆。按《胡适的日记》记载：
民国十年九月七日：“张福运邀到东兴楼吃饭。”十月九日：“与擘黄、文伯到东兴楼吃饭。”
民国十一年四月一日：“午饭在东兴楼。客为知行与王伯衡、张伯苓。”九月四日：“到东兴楼，陈达材（彦儒）邀吃饭。彦儒是代表陈炯明来的。”八日：“蔡先生邀尔和、梦麟、孟和和我到东兴楼吃饭，谈的很久。”九日：“八时到东兴楼，赴陆建三邀吃饭，客为穆藕初、张�西。”二十四日：“夜到东兴楼，与在君、文伯、蔡先生同餐。”十一月七日：“到东兴楼吃饭。”
胡适和鲁迅两次饭局，一次胡适请鲁迅，一次郁达夫请胡适与鲁迅也都在东兴楼。按鲁迅民国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说：“夜胡适招饮于东兴楼。同桌十人。”又民国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记又说：“午后，胡适之至部，晚间至东安市场，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
东兴楼是民国初年北京“八大楼”之一。北京人对“八”字似乎有特别兴趣。北京人爱吃“八宝菜”，爱喝“八宝莲子粥”，买布去“八大祥”，打茶围就上“八大胡同”，想吃在清末去“八大居”，民初去“八大楼”，以及“八大春”。“八大居”即同和居、砂锅居、万福居、阳春居、东光居、福兴居、广和居等。至“八大春”是民国以后兴起的菜馆，北京菜馆称“春”的不少。而“八大春”是指设在西长安街一带的芳湖春、东亚春、庆林春、淮阳春、新陆春、春园、同春园等。各有不同的口味，如东亚春是粤菜，新陆春、大陆春、庆林春是川味，淮阳春是淮扬风味，同春园、芳湖春则是苏锡菜。
至于“八大楼”，为东兴楼、致美楼、泰丰楼、安福楼、鸿庆楼、鸿兴楼、萃华楼、新丰楼等八个菜馆。除东兴楼外，安福楼在八面槽，其余的都在前门一带。“八大楼”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都是山东菜，主厨的出自山东福山与荣成。但各有各的名菜名点，如泰丰楼的锅烧鸭、烩爪尖，致美楼的红烧鱼翅、四炸鲤鱼，新丰楼的芝麻汤圆。在“八大楼”中东兴楼一枝独秀，在东华门大街，后来因东安市场和王府井的关系，特别热闹繁华。据说东兴楼是由清宫里一个姓何的梳头太监开的，所以能烹制几样宫味，如砂锅翅、砂锅熊掌、燕窝鱼翅。其两做鱼与红油海参就是典型的宫廷菜，案红油是以胡萝卜熬油而成，非现在的四川红油。尤其酱爆鸡丁，嫩如豆腐，色味香俱全，堪称一绝。清蒸小鸡也是他家的名菜。东兴楼的房舍宽大，院子里有大养鱼池一座，供顾客现选烹调，所以生意兴盛了一个时期。胡适常常来东兴楼，因为东安市场距沙滩北大第二院近，北京大学同仁多在这里餐叙。蔡元培约人吃饭多在东兴楼，其原因在此。
胡适少小离乡，但乡情的意味还是很浓的。他非常关心安徽的事，常常和安徽同乡餐叙。《胡适的日记》民国十年十一月一日说：“辛白邀吃饭，同席的同乡，谈的多是本省情形。”又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记说：“汤保民前日来京。今夜请他吃饭，蔡晓舟也在京。大谈安徽大学事。”他们餐聚多在明湖春。《胡适的日记》民国十一年：
二月十九日：“到明湖春吃饭。”九月十一日：“夜到明湖春，同乡诸君公燕安徽议员。”十六日：“夜到明湖春吃饭。主人为一涵、抚五，客为汪东木、刘先黎，是安徽派来赴学制会议的。”十七日：“晚在明湖春请兴周、东木、刘先黎、张先骞吃饭。”十月五日（是日中秋）：“在明湖春宴请绩溪同乡。”
自古以来，徽州商人善经营，名闻于世。明清以后，“新安大贾”更是遍天下，而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尤其绩溪在徽岭以南，地瘠民贫，人民多出外谋生。徽州一带的菜肴点心的制作，向来自成一格，是为徽菜。饮食业者随着徽商的踪迹流传甚广，徽州圆子由是名闻全国。扬州盐商多出自新安，淮扬菜也受到徽菜的感染，《扬州画舫录》有徽毛包子一品，现在的苏式汤包即由此出。尤其东南一带，通商大埠都有徽州会馆，专售徽菜。
胡适虽然曾漂洋过海，但仍然欢喜吃乡土俚味，逢年过节都吃故乡的“徽州锅”。所谓“徽州锅”不是徽州人普遍吃的菜肴，而是绩溪岭北居民节日喜庆吃的锅子。材料是猪肉、鸡、蛋、豆腐、虾米等，用大锅炊之。最丰盛的徽州锅有七层，底层垫蔬菜。蔬菜视季节而定，最佳当然是用笋。徽州多山，山区产笋。《徽州通志》载：“笋出徽州六邑。以问政山者味尤佳。箨红皮白，堕地即碎。”二层用半肥瘦猪肉切长方形大块，一斤约八块为度。三层为油豆腐塞肉，四层为蛋饺，五层为红烧鸡块，六层为铺以煎过的豆腐，七层以带叶之蔬菜覆之。初以猛火烧滚，后改文火，好吃与否，就看火候了。烧时不盖锅盖，经常锅里原汁烧淋数遍，约三四小时始成。吃时原锅上，逐层食之。其制作颇似湘北鄂南一带“钵子”做法，内容就丰富多了。幼时住过绩溪，且是绩溪胡氏小学（不是胡适那一胡）毕业，可是没有吃过“徽州锅”。不过，对绩溪“毛豆腐”印象很深。这是一种发了霉的豆腐，用平底锅煎妥沾辣椒酱吃，味甚美，其形状颇似先生用的戒尺。这两种味道不同的“毛豆腐”，当时我都常吃。
如上述徽商所到之处，都有徽州会馆，专售徽州菜。但安徽同乡请胡适、胡适宴同乡的“明湖春”，却不是徽州菜，而是道地的鲁帮菜。明湖虽名春，却不在“八大春”之列。民国四年开业，最初在杨梅竹斜街，以售新式的山东菜著名。名菜有奶汤蒲菜、奶汤白菜、汆双脆、面包鸭肝、龙井虾仁、红烧鲫鱼、松子豆腐、红烧扁鱼等，尤其银丝卷蒸得好，北京城无出其右者，杨度曾为文介绍。后来明湖春因店面狭小迁到新华街，胡适吃的明湖春，可能就在这里。只是不知道安徽人为什么喜欢到这里来吃。
胡适许多应酬是外国人，有很多机会吃西餐。对于西餐，这位留美七年，又提倡西化的新文化的领导者，当然是不会反对的。在一次宴会上，王寿亮大骂西洋野蛮、事事不如中国，但他说西洋只有两件事是好的，一请客吃饭只到一处，不重复，不兴一餐赴数处，二宴会简单，不多用菜肴，不糜费。胡适不同意王寿亮对西方文化的看法，认为他的“顽固真不可破”。但却非常欣赏他所说的西餐好处，特别在日记中记下来。
西餐至迟在明代后期，已随传教士与外商登岸中国了。只是不普遍，也无资料可稽。而清乾隆年间，袁枚《随园食单》有“西洋饼”制法的记载：“用鸡蛋清和飞面，作稠水放碗中。打铜夹剪一把，铜合缝处不到一分。生烈火烘铜夹，一糊一夹，一�，顷刻成饼。白如雪，明如绵纸，微加糖屑，松仁屑子。”自鸦片战后五口通商，欧美传教士与商人纷纷东来，西餐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徐珂《清稗类钞》“西餐”条下：
国人食西式之饭，一曰西餐，一曰番菜，一曰大菜。席具刀、叉、瓢三事，不设箸。光绪朝，都会已有之。至宣统时，尤为盛行。我国之设肆西餐，始于上海福州路之一品香，其价每人大餐一元，坐茶七角，小食五角。外加堂彩、烟酒之费，其后渐有趋之者。于是有海天春、江南春、万长春、吉祥春等继起。且分室设座焉。
上海福州路的一品香，是中国最早的西餐馆，也是民国十年胡适与郭沫若第一次见面的地方。西餐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已稍加改良。所以徐珂说：
今繁盛商埠，皆有西餐之肆，然其烹饪法不中不西，徒为外人扩充食物原料之贩路而已。
这种西餐中制，或中料西烹，是西餐传入中国后的一个转变。当年广州太平馆的西汁乳鸽，与粤式西餐中的“金必多汤”（Potage Campadore），即奶油浓汤加火腿、胡萝卜与鲍鱼等丝、鱼翅制成，胡萝卜或象征多金。至于鱼翅，西方人是不兴吃这种鲨鱼背脊的。西餐制法初不立文字，由师傅口授心传。最早的一本西餐食谱，可能是清宣统元年上海华美印书馆藏版的《造洋饭书》了。书用“耶稣降世一千九百○年”年号，或是从西书翻译的。书前有“厨房条例”、“入厨需知”、“食品卫生”等，内容分汤、鱼肉、肉、蛋、小汤、菜、酸果、糖食、排、朴定、甜汤、杂类、馒头、饼等等二十五章，二百七十一品，皆附有原料用量与制法。书后有英文菜点对照，译法与今不同，按馒头即面包，朴定即今布丁。这本《造洋饭书》，不仅反映了西餐在中国流传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近代与西方文明接触后，生活方式的转变。
北京的西餐馆兴于庚子之后，称西餐为番菜。陈莲痕的《京华春梦录》说：
年来颇仿效西夷，设置番莱馆者，除北京、东方诸饭店外，尚有撷英、美益等番菜馆及西车站之餐室。其菜品烹制虽异，亦自可口，如布丁、凉冻、奶茶等，偶一食之，芬留齿颊，颇耐人寻味。
北京的番菜馆中，当然数北京饭店附设的西餐厅。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八国联军入北京。于是洋酒店、洋妓院、番菜馆就应运而生。其中有两个法国人邦扎与佩拉蒂在苏州胡同南边，开了个三间门面的小酒馆，卖一两毛钱一杯的红、白葡萄酒，和煎猪排与煎蛋一类的酒菜。雇了个小伙计名叫邵元宝，后来做了北京饭店的华人经理。这是北京饭店的前身。
第二年这小酒馆搬到近洋军营区东单菜市场旁，正式挂起“北京饭店”的招牌来，后来生意盘给意大利人独眼龙卢苏。卢苏经营有方，北京饭店的业务发达，他又在长安街王府井南口，买了一大片宅子，将北京饭店迁来，想盖五层楼的高级饭店。不过这个愿望没有实现，独眼龙卢苏因思乡回意大利了，他回国时将饭店卖给中法实业银行。于是北京饭店转到法国人手中，完成了卢苏想筑的五层红楼，经营十年后在民国八年，也就是五四的那一年，又在红楼西边增建了七层法式洋楼。有客房一百零五间，住客包括一日三餐与下午茶在内，收价非常高昂，餐厅在一楼，七楼是花园酒吧与露天舞池。住的都是洋人，赴宴时必须衣着整齐，价钱很贵。除非别人请客，胡适自己是不会来这里的。案《胡适的日记》说：
民国十年五月二十日：“夜，到北京饭店赴General William Crozier夫妇的邀餐，同席者为丁在君。”六月二十六日：“夜间杜威先生一家，在北京饭店的屋顶花园，请我们夫妇吃饭。同座的有陶（行知）、蒋（梦麟）、丁（文江）诸位。”
又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晚间到北京饭店Miss Catherine Dreier处吃饭。
除了大饭店所附设的西餐厅，还有较高级专售西餐的番菜馆。招牌上写明是英法大菜、德式大菜或俄式大菜。其中最著名的是“撷英番菜馆”。撷英在前门外廊坊头条，四周都是金银珠宝店，是开在金银窝里的一家西餐馆，消费也不低。《胡适的日记》说：
十年十月四日：“到撷英菜馆吃饭，主人为中华书局主纂戴懋哉先生。”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夜到撷英吃饭，赴皖政事改进会议改进周刊事。”九月四日：“与蔡先生同到撷英菜馆，刘式南邀吃饭。”
当时胡适虽名满天下，但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而且买书花了不少钱，逢年过节书店讨欠，他就捉襟见肘了。《胡适的日记》说：
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端午）：“近来买的书不少，竟欠书债至六百元。昨天向文伯处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还没有起来，已有四五家书店伙计坐在门房里等候了。三百元一早就发完了。”
又十月五日（中秋）：
这个节上开销了四百元的书账，南阳山房最多，共二百七十余元，我开了他一百六十元。
因为经济情况不好，他在日记里就说：“近来大窘，久不请人吃饭了。”所以，不仅北京饭店，就是撷英番菜馆他也去不起的。如果他想吃西餐，只好去西火车站了。《胡适的日记》说：
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午，到西火车站吃饭，主人为曹杰、徐养原两君，客人多是安徽同乡。
又六月二十九日：
我同王文伯到西火车站吃饭。
所谓西火车站，指的是西车站“京汉路食堂”。1900年庚子，八国联军入据北京时，将京汉路一直延长到前门西面，并修筑了一个车站，后来称为前门西车站，往来保定、汉口，或转正太路去太原在这里上下。乘京奉路往来天津、张家口等地，则在前门东站下车。当时车上附有餐车，由交通部食堂经营，并在西车站开了个西餐厅。这里地点适中、价钱公道，当时很多学术文化界的人，欢喜到这里来吃西餐。
除西餐外，胡适也有吃日本料理的经验。《胡适的日记》民国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条下：
八时，到扶桑馆，芥川（龙之助）先生请我吃饭。同坐的有惺农和三四个日本新闻界中人。这是我第一次用日本式吃日本饭，做了那些脱鞋盘膝席地而坐的仪式，倒也别致。
以上是胡适在北京社交生活的一部分。胡适社交的圈子很广，应酬的分子也非常复杂，除了一些学者专家外，还有一些外国的使节、北洋的官僚，以及军阀的幕客、宣统的老师等等。可以说新旧兼顾，中外俱有。但对于这些无谓的应酬，连他自己也感到厌烦。《胡适的日记》民国十一年二月十日条下：
敬斋请我吃饭，初意可见宋鲁伯，不意他没有来，席上一班都是俗不可耐的人。吃了饭，他们便大赌，推三百元的牌九。一点钟之内，输赢几百。我与文伯、淮钟又不便就走，只得看他们赌。席上无一可谈，席后也一无可谈。有一人称赞我的“学派”，说“唐宋元明都比不上”。和这一班人作无谓的应酬，远不如听两个妓女唱小曲子。
虽然是无谓人的无谓应酬，胡适还是去了。吃了饭，人家赌博，他不便走，陪着在旁看人家赌牌九，真是无谓的无谓了。也许自他突然赢得大名后，名虽然来得很易，要维持却不易，因此对于各方面的应酬，他都得应付。也许他个性里也有徽州商人的性格，徽州人所以能经营成功，除了精打细算外，还有一个和气生财，也就是面面俱到，谁也不得罪。胡适从家乡初到上海，曾跟他二哥学过生意，关于这一点他是非常了解的。这也是他后来除了共产党，和各方面都能维持非常良好、却不亲密的关系，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却也使他陷于无尽、无谓又无聊的应酬之中，而难以自拔。
也许胡适还有另一种想法，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都是依附政治或政治的权威的，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政治帮闲的角色。胡适似乎创造了另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那就是周旋于政治之间、自置于政治之外。这种想超越的想法的确是天真。但事实上，他仍然堕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旧窠臼之中，真不知是他玩了政治，还是政治玩了他。后来他自称是过了河的卒子，可是从这两年的社交与应酬来看，他似乎已经脱了袜子脱了鞋，在河边漫步了。这不仅是胡适个人的悲剧，也是早已存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