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识好马 师生文字缘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当时我的父亲――赵家璧是圣约翰大学附中的学生。6月3日，全校学生准备悬挂半旗，向死难同胞致哀，美籍校长卜芳济当众撕毁我国国旗，激起全校师生的义愤。师生们一同宣誓永不进外国教会学校。一月后，由国人自建的光华大学正式成立。
秋季，父亲进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一年级就读。当时同学们爱国热情高涨，社会活动积极，学生会自行编辑出版中、英双文字的《晨曦》季刊，向社会发行。父亲被推为中文部编辑主任，以后又当选为总编辑。他经常在此刊物上，写些介绍英美作家的文章，也翻译过但丁、王尔德、莫泊桑等的作品。这些文章引起了当时在光华大学任教的徐志摩的兴趣。一天，他让费疏洪先生把父亲叫到教员休息室去。那时，父亲还是一个不到18岁的中学生，他猜不出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找他有什么事，心里忐忑不安。可是，当他进入教员休息室，徐志摩立即微笑着迎了上来。这位年轻教授非凡的风度、高雅的谈吐，一下就把父亲迷住了，受到教授如此的青睐，又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他不停地向徐志摩发问，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进入文学殿堂的秘诀，免得自己再去苦苦摸索。徐志摩看出父亲的意图，便认真地对他说：“文学不比数学，需要循序渐进。文学的园地等于一个蜘蛛网，你如有爱好文学的素养，你一天拉到了一根丝，只要耐心地往上抽，你就会有一天，把整个蜘蛛网拉成一条线。我自己念书，从没有一定的步骤。找到一本好书，这本书就会告诉你别的许多好书。”老师的这番话，奠定了父亲走文学道路的基础，铭记在心，终生受用。
次年，父亲进入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二年级时，徐志摩又到光华大学任教。出于对徐志摩的崇拜，凡他讲授的课，父亲必定都去听。在散文课上，徐志摩独创一格的散文，在文字运用方面掺入诗的声韵和格调，使学生们得到心灵上的启示；在小说课上，徐志摩讲故事的伶俐口才，又让学生们倾倒。他还把教室搬到宽阔的校园，倚在梧桐树干上，用纯正的英语念哈特逊（Hudson）的《绿色大楼》（Green mansion）和《男人与鸟》（Bird and man）。他―会儿凝望着蓝天，一会儿背几句诗，一会儿又感慨地解说，在这样美好的境地，听着啾啾的鸟鸣，傍着潺潺的溪流，又读着自己崇拜者的文章，使同学们更感受到了宇宙万物的可爱和文学的魅力。徐志摩还带着同学们去参观美术展览会，聆听交响乐演奏会。他对同学们说：“要真正地鉴赏文学，你就得对于绘画、音乐有相当心灵上的训练。这是一条大道的两个旁支。前者是空间的艺术，后者是时间的艺术，同样是触着心灵而发的。”受恩师的启迪，父亲对音乐与美术也投入了许多的关注，特别是美术方面的学习，对他日后编辑出版《苏联版画集》、《新中国画库》、《万有画库》等大有裨益。
外滩的外文书店也是徐教授常带同学们去的地方。那些装帧美丽、附有版画、插图的外文书，成了父亲日后编辑出版《良友文学丛书》的参照，而那些成套的丛书，则给了父亲谋划《新文学大系》以极大的启示。徐志摩对这个门生有些偏爱，他希望父亲大学毕业后到牛津或剑桥深造，成为外国文学方面的专家，但父亲却早早地谈起了恋爱，而且在大学二年级的春节结婚了。徐志摩送给他一部羊皮面的哈代短篇小说集作为结婚礼物，表达自己对学生的祝贺和期望，也没忘了在课堂上调侃几句，以致父亲好几次不好意思地从课堂里溜了出去。还有一件事，父亲也是违背徐志摩意愿的,那就是在大学一年级他就过早地参加工作，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中国学生》月刊，进而还做起文学编辑，编辑什么《一角丛书》。虽然如此，徐志摩仍很支持父亲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担负起宣传群众、鼓动群众的工作，他不但自己常供给父亲稿件，还介绍陈梦家、何家槐把稿件交给父亲出版。
1930年底，光华大学发生学潮，国民党当局公开干预，徐志摩出于义愤，断然离校。次年2月即赴北京大学执教。离沪时，父亲依依不舍地去他家送别。至6月份，风潮已过，同学们对恩师万分思念，父亲给徐志摩去了一封信，恳请他回光华大学执教。6月30日徐志摩给父亲回了一封信，在信的末段开列了一大批研究古希腊文学的书目，还写道：“你能如此黾勉从学，我是说不尽的喜欢，你爱研究古希，尤其是好门径……我等着你的成绩，你向前努力吧！”
悲怆失恩师 以书作祭礼
徐志摩没有回光华，为了生活，他在北京、上海之间奔波。他在北京时，父亲曾将自己主编、刚面世的《一角丛书》寄了一叠去，请恩师指正。11月中旬，志摩回到上海。父亲得知后，又拿了一本新出的《一角丛书》，想送到福煦路恩师家中，请他当面指点。那两天不知什么事，他特别忙没去成。19日晚上，他下班后买了一份英文晚报，在车上读着，无意间发现徐志摩惨死的消息。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真希望这是新闻记者造的谣言，于是匆匆跑到新月社。当他看见一群老朋友个个满面愁容，桌上放着胡适的电报时，怆然泪下：“恩师真的离我而去了！”
徐志摩逝世后，父亲首先想到的是，把恩师生前交给他的遗作《秋》送到读者手中，作为对恩师的奠祭。他自己又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散文《写给飞去了的志摩》，与《秋》合为一册，作为《一角丛书》第13种，于11月27日出版。此书出版距诗人逝世只有8天，受到热爱诗人的读者的喜欢，一印再印。
由于《秋》首页需要一张徐志摩的照片，父亲去访问陆小曼。当陆小曼知道父亲要出版志摩的《秋》时，极表欣慰，并提出她还藏有其他遗稿、日记、书信等，问父亲能否帮她做些整理工作。父亲在大学图书馆和西书店看到那些精美的欧美作家全集时，就萌发过出版中国作家全集的遐想。现在徐志摩成了第一个离世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为恩师出版一套全集，既可寄托自己的哀思，也是对现代文学的一大贡献。他们两人不谋而合，编《志摩全集》的意向，不用签字就这样达成了。陆小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他遇难后，我病倒在床上有一年多。在这个时间，昏昏沉沉，什么也没有想到。病好以后赵家璧来同我商量全集出版的事，我当然是十分高兴的。”
但全集编辑工作真正排上日程已是1935年了。那年5月父亲到北京访友组稿，遇到许多徐志摩的挚友，如郑振铎、冰心、胡适、周作人、沈从文和陈梦家等。除胡适外，其他人都热情支持出版《志摩全集》，郑振铎更建议他去征求茅盾的意见。茅盾说：“徐志摩的诗，在当时的新诗作者中还没有人能与他比。日记和书信是研究一位作家的重要资料。”他鼓励父亲早日动手。
回沪后，父亲向经理陈述了自己的意向，征得同意后，就与陆小曼商谈编辑全集的步骤，开始收集散落在各地刊物上的诗歌、散文、小说。他们两人还合拟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向志摩生前好友征求借印作者书简。可是，北方的几位掌握大量书信的朋友都默不作声，这使父亲感到非常不解。陆小曼却拿出了在她手中的全部日记和书信。她对父亲说：“我原来不准备全部交给你去发表，现在北方的老朋友们都不来支持我们这个全集的计划，万不得已，只能由我一个人去出丑了。将来付印前，你帮我做些清洁工作吧。”翌年3月，父亲把徐志摩的部分日记和书信用《爱眉小札》为书名，列入《良友文学丛书》出版，走出了全集出版的第一步。
历经五十年 全集喜问世
1936年10月，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来到上海。父亲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约陆小曼作陪。席间，父亲谈起《志摩全集》的编辑已初步完成，陆小曼当场请胡适写篇序，并再次请胡适向林徽音、凌叔华等北方朋友征借书简和日记。但胡适却顾左右而言他。几天以后，陆小曼在电话中告诉父亲：胡适已为《志摩全集》另做安排，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不日将来取稿件。父亲万万没有想到，文坛的两位大人物会用这种方式来作弄一个青年编辑。他只得把已编排好的文稿全部交给了陆小曼，心想：也许胡适不愿意由经常出版鲁迅等左翼作家书籍的良友图书公司来出版他们新月派诗人的全集；也许胡适手头有许多书简和日记，又收集了许多诗歌、小说、散文，想编一部更完美的全集。反正我已完成了初步工作，只要全集快快出版，让有志于研究徐志摩的人能从中有所获益，我也就对得起恩师在天之灵。
可是，次年8月13目上海被日军占领，商务印书馆先迁香港，再移重庆，全集的出版变得遥遥无期了。父亲的心里非常后悔：当时如果与胡适争一争，良友版的《志摩全集》肯定早已面世了。
抗战胜利父亲回到上海后，陆小曼非常失望地告诉他，已去商务印书馆打听过全集的下落，得到的答复是：“志摩的稿子，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重庆。要查起来才能知道这包稿子是否还存在。”当时他们两人的失望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1947年是志摩的五十诞辰，陆小曼找到两本未发表的志摩日记，父亲用《志摩日记》为名，列入当时他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中出版。陆小曼在序文中说：“他倒五十了，《全集》还没有影儿，叫我说什么？怪谁？怨谁？”父亲也为稿件的失落着急。不久，父亲得知徐志摩的老朋友朱经农受命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立即告诉小曼去问。朱经农回信说：“稿件安然无恙。”小曼得知后，高兴得手舞足蹈，打电话约父亲去商量：“怎样才能让《志摩全集》快快出版。”
然而，世事多舛，1948年后复杂多变的国内形势，没有出版《志摩全集》的气候。1954年，商务印书馆干脆将全书的清样和纸型，退还了陆小曼。父亲安慰陆小曼说：“只要稿子在，慢慢地一定会有出版的机会。”可是他自己也默默地在心里问：“这一大堆纸型，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拿在手中阅读的书呢？”“我现在是什么也不能做了，只有等待，无边无际的等待了。”陆小曼没能等到《全集》出版，1965年4月3日她病逝于上海，弥留之际父亲去看望她，她还念念不忘《志摩全集》。父亲装作很有信心地对她说：“志摩的著作，海外一直在翻印，《全集》一定会出版的。我们这里迟早也会出版的。”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把中国的所有文化遗存都当作了革命的对象。幸好，保存《志摩全集》清样和纸型的陈从周教授（志摩的表妹夫），早在风暴到来之前就把它们送给了北京图书馆，才使这宝贵的清样和纸型得以幸免。
父亲总算活着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83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决定正式出版《徐志摩全集》，使用由陆小曼与父亲编辑的原有纸型和清样。此时，离《志摩全集》编辑完稿整整过了50年。父亲已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手拄拐杖的古稀老人。看到香港商务印书馆请他为《志摩全集》写序的信函，他兴奋不已，反复不断地说：“总算出版了，总算出版了，小曼活着就好了，活着就好了！”他在序文中写道：“能按《志摩全集》的本来面目与世人相见，连我本人也从未存此奢望。五十年后居然如愿以偿，真是要感谢商务的。”
1988年，父亲已经80高龄了，因为患有脑梗塞，经常头昏、失眠、体力不支，他决定搁笔。这时，上海书店的林国华、刘华庭先生拿着一摞《徐志摩全集补编》上门来请他帮助审校。看到这么多当年未收入《志摩全集》的诗歌、散文、小说、书信、日记，由后人收集拢来，并已编辑成80万字的洋洋四大卷的文稿，他内心非常激动。编一部完整的《徐志摩全集》，是他几十年的愿望呀，可是他已经太老了，他的眼睛花了，他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了，他的手颤抖得拿不住笔，要是再早几年请他审校就好了，现在他不得不推荐光华大学的老同学――徐承烈先生协助他担此重任。从此，徐伯伯常常到我家来，他们两人坐在书桌旁一边翻资料、一边讨论，就这样完成了《徐志摩全集补编》的审校工作。这成了父亲一生中的最后一件工作。1992年，《徐志摩全集补编》在香港出版。当父亲拿到新书后，高兴地叫我“拿点红葡萄酒来，庆祝庆祝”。他说：“还有许多没拿出来的书信呢！你们将来可能会看到补编的续编。”
（选自《江南游报》2003年8月7日/秦建明 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