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中国科学、文化研究的最高机构，其院长当然应为学者，而不能是与学术无关的纯官员；但作为行政领导，又不能是不问世事、不通政治、没有组织能力、不获政府信任的纯学者。能否产生出一位既是学者又是政治人物的院长，关键在于院长的产生程序，所以当时规定，中研院院长的产生应由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投票推荐三位候选人，再由国民政府从中遴选任命。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由学者组成，但只有院长的推选权而无任命权；政府有任命权，但只能在学者们推选出的候选人中作出选择，而不能为所欲为。这种程序的设计，即着眼于学术与政治的平衡对立、互相制约，学术与政治谁都不能完全由自己“说了算”。中研院的首任院长蔡元培，确是当之无愧的不二人选，因此毫无争议当选。但1940年3月初，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补选继任院长之事便提上日程，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透过这场风波，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学术与政治间的博弈。
胡适、翁文灏、朱家骅是当时在学界呼声最高的三人，因为他们既是著名学者，又与政治有相当渊源。三人中又以胡适声望最高，周炳琳、陈源、陈寅恪、傅斯年等著名学者都公开表态支持胡适，都认为最适当的人选当然是胡适，有人甚至表示自己专程赶到陪都重庆只为投胡适一票。不过，学者们马上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原来，胡适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年底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为中国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迫切需要在美较有影响的胡适促使美国改变对中日两国的中立态度，寻求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此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美国仍未参战，学者们意识到胡适在美身负民族、国家重任，从这一点来看，又不应让他回国担任中研院院长。使问题复杂化的另一个因素是，驻美大使无疑是肥差，以贪渎出名的孔祥熙一直想将此职纳入自己囊中，此时他悄悄活动，力主将胡适调回出任中研院院长，由他的亲信颜惠庆继任驻美大使。孔氏一家原本就声名狼藉，此消息传出，学者更加反感。这样，许多学者本来极盼胡适归来出任院长一职，此时又念及胡适在美重任，更不想让驻美大使一职为孔氏染指，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投这手中一票。
就在大家左右为难之际，“总裁”蒋介石投票前突然亲自下一条子，明确要大家“举顾孟馀出来”。顾孟馀早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经济系主任兼教务长，1925年年底任广东中山大学校长，后加入国民党。在20年代后期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常委等职，30年代曾任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等要职。他与汪精卫交往很深，是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改组派”骨干。但1938年年底汪精卫投敌叛变后，顾孟馀力劝无效，表示坚决不参加汪精卫组织的伪政府，由香港返回重庆，与之分道扬镳。回到重庆后一直投闲散置，没有合适位置安排。这次中研院院长出缺，蒋介石想让他出任院长，一则因其曾任北大经济系主任、中山大学校长等职，并非不通学术；而中研院院长又非中枢要职，正好安排以前的“政敌”，表现自己的宽宏大量。
蒋介石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院长人选，却破坏了规则，引起学者强烈反弹，一时群情激奋，认为此举破坏了学术自由与独立。在投票前夕的聚餐上，陈寅恪大讲学术自由的意义，并说“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席间当即进行了民意测验性的非正式投票，结果翁文灏得二十三票，胡适得二十二票，朱家骅得十九票。此事立即为蒋介石所知，他大为不满地说：“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报让他回来吧!”评议会于3月22日正式开幕，第二天进行院长候补人的正式选举。到会评议员以无记名方式推举三名院长候补人，结果翁文灏与朱家骅各二十四票，胡适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杰四票，顾孟馀一票。一些学者怕胡适当选而离驻美大使之任，故意不投他的票，但他仍得如此多票，足见其威望之高，而顾孟馀仅得一票则是学者们用选票对蒋介石干预学术、破坏学术自由的抗议。按照有关规定，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前三人具名呈报国民政府。由于此事牵涉各方矛盾，蒋介石在这三人中经过半年之久的踌躇，最终于9月才圈定朱家骅。
在这场风波中，学者敢于坚持原则，当政者最终也尊重“游戏规则”，大致保持了学术与政治间的平衡。可以说，这种平衡的取得是学者与当政者双方博弈的结果。但在现实中，相对于当政者，学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学术与政治二者之间若要保持平衡，学者的争取固不可少，当政者对“游戏规则”、对学术、对学者的争取则无疑更显珍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5月版
责任编辑：曹凌志、杨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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