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今墨（1881―1969），原名施毓黔，祖籍浙江萧山。他13岁学习中医，后以施今墨的名字行医。由于他医术精湛，善于辨证施治，每每药到病除，成为人们敬重的京城“四大名医”之一。
施今墨还借鉴西医，致力于中医的改革，积极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1932年他自筹经费在北平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后又在上海、山西等地协助创办中医院校、讲习所等，培养了大量中医人才。
1921年，施毓黔以今墨之名，在北京开始了正式职业行医生涯。
施毓黔，在“四十而不惑”的年纪，以“今墨”二字为自己的名字，如果没有特别的意思，他是不会轻易把自己用了四十年的名字改掉的。毓黔本身有纪念自己出生地的意思，改成今墨，这种纪念性的意思还在。
他发愿要像战国时期的墨子一样，借助自己的医技，以仁义之心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贱，施爱不分贫富，将修身与兼济天下融为一体，力求探寻出一条中医与济世融于一身的路子。
在40岁以前，施今墨的生活里，既有学中医与读书相互穿插，又有从政与行医的糅合，断断续续的行医诊病，倒也让不少人了解他的医术。所以，在他正式挂牌行医后，很快成为北京有影响的人物，平常百姓乐意找施大夫看病，那些官员政要也常常把他请到府上。
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十多年里，中国大地军阀林立，纷争不息。而北京的社会环境也不太平，弱肉强食的情况不断，地痞流氓横行霸道的事情时有发生。当时，有一伙以绰号“南霸天”为首的恶霸地痞，胳膊上架着鹰，整天成群结伙四处游荡，横行街市、流窜公园，无法无天的气焰十分嚣张，随意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或绑架民间女子，敲诈勒索商人小贩。面对这些作恶多端的家伙，大家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施今墨在行医诊病之中，对那伙恶霸的胡作非为有所耳闻，却又无奈社会秩序混乱，只好一边忍着，一边寻找机会。
这一天，军阀张宗昌的随从来请施今墨，说是张宗昌的宠妾患了疑难病。求神问卦折腾了好些日子也没有见好。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如此受罪，张宗昌急得直骂人，恨不得请来神仙立刻治好宠妾的怪病。听别人说起施今墨的情况，就迫不及待地令人快请施大夫。
施今墨来到张宗昌的大宅子，了解了患者的病情，又仔细号过脉，心里有了数。于是，他故意面露为难之色，捏着笔久久没有开药方。张宗昌见状，便着急地问怎么回事。施今墨这时才说：“患者病情复杂，病势较重，为求特别效果，必得奇特的药引。”
“什么奇特药引，你只管说来。”张宗昌救宠妾心切，催施今墨快说。
施今墨说：“军队作战讲出奇制胜，治病也一样，但奇药难买，有药的人又不肯割爱，不知将军能不能想办法得到。”
急于治好宠妾怪病的张宗昌，被施今墨不急不慌地一激，马上放话说：“施大夫，只要北京有的东西，你只管开出来，我都会想办法弄到，这个你不用担心。”
于是，施今墨在药引中写上“鹰爪”二字，并提醒说：“近闻街市、公园有架活鹰者，如能到手，最助疗效。”
张宗昌听了，立刻下令派出人马找鹰。张宗昌的手下很快见到那伙恶霸，当兵的二话不说，过去抢来活鹰，连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就扬长而去。还真是歹人怕恶人，原来嚣张蛮横的那伙恶霸，知道惹不起这些穿军装的人，只好看着人家把鹰抢去，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连话都不敢说一句。
中华民国年间，一个有名的大军阀，因为贪图酒色过度，把身体整得十分虚弱，加上偶然受了风寒生起病来。一时间，那个大军阀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发高烧、说胡话，处于神魂颠倒、分不清白天黑夜的状态，而且虚汗淋漓。
军阀家属急忙请来施今墨，把救其性命的希望全部放在这位施大夫身上了。不管自己对当官的有什么看法，面对这样一个病人，施今墨还是清楚自己作为中医大夫的责任。
施今墨诊治过军阀的病之后，便问他的家眷：“病人平时最喜爱的东西是什么？”
“是件价值连城的古董瓷瓶。”军阀家眷虽然觉得大夫看病问得奇怪，也如实回答。
施今墨沉思了片刻，提笔很快开完了处方，并对军阀家眷一再叮嘱说：“有一味药引万万不可缺。”
“不管什么难找的药引，只要你说出名来就能找到。”军阀家眷的口气不小，救军阀的心情也很急切，“只要能救人，花多少钱也行。”
施今墨听完，点了点头说：“这就好办了，药引就是那件古瓷瓶，必须把它打碎，煎了汤之后再下别的药，否则的话，你只好另请高明。”
军阀家眷听了，十分愕然地看了看那只价值连城的古董瓷瓶，又看了看施今墨，然后走到军阀床前，好像是要听听他的指示一样。但是，家属听着他难受地说着胡话，沉默了好一阵子说：“行，为了治病，为了救人，就这么办。”军阀家眷忍痛把瓷瓶打碎，拿到厨房去煎汤。
病中的军阀喝了药以后，慢慢清醒了一些。当他听说那只视为珍宝的瓷瓶被打碎熬了汤，心痛得出了一身大汗。大汗淋漓之后，他立时觉得浑身轻松了。军阀的病情由此开始好转，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就逐渐痊愈了。
原来，施今墨了解这个军阀生性吝啬，把金钱财物看得极重，才想出了这一招。在医理上看，病人极其虚弱又夹带寒邪，无法用补，加上他外感风寒又虚汗淋漓也不能攻，但汗出不来的话病邪又无出路。于是，他只是开了些比较平和的药，加上那个价值连城的古董瓷瓶，让病人自己因受惊心疼发汗，才达到治病的效果。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六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二十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十五年，期满即不能使用。（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废止旧医案》。
这个时候，一直致力于继承和发展中医事业的施今墨，在召集华北中医同人利用各种形式抗议，一边奔走在南北各地，宣传废弃中医的严重危害，并带领抗议请愿的人员到南京示威游行，联合各地中医坚决抵制《废止旧医议案》的出台。
3月17日（后来定这天为“国医节”），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
正在废止与保留中医的相持过程中，一个很有点意思的小插曲出现，让一些开始起劲叫嚷废掉中医的人处于尴尬境地。
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之岳母不知什么原因，得了奇怪的痢疾。请了外国西医大夫诊治，就是不见好。德国大夫无功而返，英国大夫开的药也没效果，中国特色的西医大夫出手也没解决问题。看着亲娘天天还是闹痢疾，弄得人都没样了，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忍不住抱怨。在生命攸关的治病问题上，汪精卫还是采取了谁治得了就请谁治的务实态度，采纳了别人的建议，请施今墨先生出手。
施今墨一反平常做法，既不多说话，也不问病情，只是把住老人的脉，然后一一把病情说出来。他每说出一点，病人就连连点头。就在这短短的诊病过程中，一次让人信与不信中医以及中医有没有作用和价值的“现身说法”，实在很有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本来对治病已经有点失去信心的老人听了，先是吃惊大夫的诊断，然后欣喜治病有望。
施今墨根据病情开完了方子，患者和家人不放心地问：“今天看了病，大夫什么时候再来？”
施今墨听了，十分有把握地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
在家属们将信将疑之际，病人服下了施今墨开出的汤药，很快就痊愈。
这样一件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件，使汪精卫真是打心眼里信服了中医，并主动给施今墨题赠了“美意延年”的牌匾。一个眼看着就要实行的议案，就在这一事件中决定了胎死腹中的命运。
1930年3月，由焦易堂等人提议，仿照国术馆之例，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国医馆，并在各省及海外设立分馆、支馆。它负责制定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设有学术整理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施今墨被任命为中央国医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