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意思

　　于亭教授自中学时代起便沉醉于中国古典文献。加之古今中外广综博览，思维活泼跳荡，一旦发为文章，自然不同凡响。其《玄应（一切经音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研究》）30万字，可谓“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书中胜义缤纷，览之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
　　作者不惮辛劳，从几十种《玄应音义》的藏本中爬梳整理，将其版本源流，做成了一部“家谱”。这一“家谱”首先分为南北两支，北支为宋开宝藏，南支为宋福州崇宁万寿藏，作者将其称为北本系列、南本系列。自此，散漫无纪的诸多《玄应音义》藏本，成为源源本本，井然有序，令人一目了然的南北两个谱系——高丽藏本一赵城金藏本系统和碛砂藏本一永乐南藏本系统。
　　作者认为，《玄应音义》的功能，应该分从两个层面来考察：一个层面是玄应的创作意图；另一个层面，是《玄应音义》在社会中流通所担负的实际功能。一方面，作为当时知识精英色彩浓厚的学问僧，其所撰作的这部《音义》“征覈本据，务存实录……随字删定，随音征引，并显唐梵方言，翻度雅郑，推十代之纰紊，定一期之法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学书习字，略知音义，‘得于要约’、‘救弊开信’，是民间使用经音义类小学书的主要目的和诉求。实用和适用的要求毕竟压过了‘文非词费，务在纲正’的理想。”职是之故，成于民间多人之手的各个版本的《玄应音义》，才呈现出纷繁歧出气象万千的面貌。因此，以往的指责，如说《玄应音义》“详略不均”“失于参照”云云，未免流于枘圆凿方，扦格难通了。
　　《玄应音义》所引，几乎涵盖了从两汉到南北朝的小学著作；其所征引，尤重字书，如《说文》《方言》《尔雅》《通俗文》《声类》《字林》等，多者至千余条，少者亦数十条，独于后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字书《玉篇》熟视无睹，不著一字，岂不怪哉？作者以日本古写本《玉篇》残卷等原本《玉篇》与《玄应音义》对勘，不但为太田斋所言《玄应音义》与《玉篇》存在“释文的一致”和“反切的一致”提供了许多“相似程度更高的例子”，而且进一步得出结论说：
　　通过分析原本《玉篇》残卷内容的分布状况，我们推测，《玄应音义》中所引用的部分小学书和儒家经典注释，可能是直接从《玉篇》中转引的，而非玄应一一翻阅爬梳数以百计的外学经典和注释而得。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玄应音义》中引说前代小学书，有的引证繁多，而魏晋以来的一些小学书却只有数十见甚而一二见的现象。（《研究》第215—216页。）除了以上随处可见的缤纷胜义，此书最值得称道的有两大创建。
　　“音义体”作为古代典籍传注的一种体裁，从南北朝以至隋、唐，产生过《经典释文》《玄应音义》《慧琳音义》等多部学术巨著，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尽管如此，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音义”学研究却还相对薄弱。作者不但对《玄应音义》的结构和体例等穷源竟委条分缕析，还探讨了它与《经典释文》的异同，全方位多角度着重辨析了两书的差异。异于陈垣先生称《玄应音义》为《经典释文》体，异于赵振铎先生所言“唐代佛典的音义也都规摹《经典释文》”，作者蹊径独辟而一针见血：“根据我们的考察，并无明显痕迹可以看出《玄应音义》直接引用或借鉴了《经典释文》中的材料。毋宁说，这两本一儒一释，前后踵出的音义书。都是汉魏六朝音义书体式顺理成章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夸综博、求赅备、网罗权衡前代、精英色彩浓厚的知识倾向的体现。”（《研究》第250～251页）但是。“《玄应音义》受到了前代字书一系的小学书，尤其是顾野王《玉篇》的强烈影响，因此具有字书的性质。不妨说，抛开音义体式所赋予它们的相似性，从内在的气质来说，《经典释文》秉承了两汉魏晋以来儒家经学师法的传统，是‘训诂的’，《玄应音义》则是‘字书的’，他们各自表达了音义体的两种不同的内在风格。”（《研究》第251页）
　　作者总结为八个字：“形式则同，旨趣各异。”具体地说，两者面对的转述对象不同、秉承的传统不同、写作思想不同、训释方法不同，等等。诚如宗福邦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这是“音义研究新的突破”（《研究》第2页）。
　　两大创建中的另一个，是我们的重点。《玄应音义》的藏本系统——高丽藏本一赵城金藏本系统与碛砂藏本一永乐南藏本系统——之间的文字上有着巨大差异。具体说来，有版式、用字、文本、被释经目、被释辞目五大差异，每大差异之下又可分为若干小类。
　　对此种种反差极大的、随处可见的差异，该如何解释？作者借鉴深受“年鉴学派”影响的当代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成果，又依据敦煌所出有关《玄应音义》的残卷——诸如英藏、法藏、德藏、俄藏、日藏的各种残卷与高丽藏本、碛砂藏本相比较·发现各藏本正所谓千人千面，各逞风姿，“远近高低各不同”。作者由此胸有成竹地说：“我们看到，敦煌吐鲁番所出中古写本、日本遗存的中古写本《玄应音义》，文本面貌有各种变异。这些变异现象，除了共同保持《玄应音义》文本的主干特征以外，总的来说，体现出离散的倾向。诸多不同的《玄应音义》，或者全抄，或者节录，因时地的不同。出于需求的不同，抄写者经常使文本处于变化之中；而变化之流中，承受自父本的内容，和自行增删改定的内容，逐渐混杂在一起。而它们各自所根据的父本，也很可能是由混杂的文本变异的过程形成的。我们可以想见，这些混杂的越来越不能分清性质和层次的文本，将进一步传递到随后新生成的写本之中，并流传下去。”（《研究》第94页）
　　自此，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我们囿于宋代以来印刷时代背景下知识生产和著作产权的印象，完全以书籍‘作者，的现代含义为隐含的预设，去从事古代典籍的文本和版本的考察研究，一概而论地把古书的异同看作是版本递刻中产生讹误的线性过程，徒劳地梦想追溯其实已经漫灭不存的所谓‘祖本’。殊不知曾经存在着一个相当长的写本时期。‘作者，并不号称他拥有全然的‘著作权’，而书籍文本总是在读者/抄写者手中不断地改变形貌，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参与了‘创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本时代的读者/抄写者都是他所读所抄之书的‘作者，之一。事实上，从先秦到唐五代，书本的抄写使用者和书籍的初始‘作者’一起，在巨大的时空中，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文本的样貌，而文本定型的过程和书籍真正‘复制’意义上的生产，要到宋代才彻底实现。”（《研究》第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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