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观念——中国近代民权观念新解析|近代民权意识

　　【内容摘要】本文以民权观念为核心，从观念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对近现代民权观念做出动态分析。民权观念在近代不仅发挥了开启民智、思想启蒙的价值层面作用，而且由理论宣传走向制度建构，在民族主义的洪流中民权发挥了凝聚群智、御侮救国的工具作用，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主导的政治运动中也发挥了重大的参与和推动作用。伴随民主运动进程，民权思想不断丰富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和实现。
　　【关 键 词】近代；民权；人权；民主。
　　【作者简介】张春林，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研究。
　　民权是贯穿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政治观念，本文突破以往静态的就观念论观念的研究方式，将“观念”理解为“行动的观念”，从观念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对民权观念做出动态分析，突出民权观念的社会参与性。在近现代严峻的社会危机中，民权观念发挥了开启民智、思想启蒙的积极作用，并以“群”的号召力，团结广大民众，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之后的立宪运动和革命行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民权”观念的工具层面意义得到充分彰显，成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工具。
　　一、“民权”观念兴起，发挥了开启
　　民智、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社会危机严重，进步的思想家在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学习和了解过程中，逐渐熟悉和接受了民权观念。1878年郭崇壽在日记中提到民权这个概念，他说：“西洋政教，民权常重于君。”1896年，汪康年在《时务报》发表《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使民权概念进入公众媒体，用“民权”话语代替“君权”话语，意味着观念的进步，有划时代的意义。民权概念是作为君权的对立面提出的，意味着对君权的否定，象征着中国近代化的发端。这时民权作为反对君权、反对专制政治统治的价值工具被引介到中国，也意味着人们民主意识的早期萌芽。
　　经过早期改良派的大力宣传，特别是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通过多种方式展开理论宣传，一时掀起宣传西方政治思想的热潮，民权成为各大报刊中最醒目的字眼，维新派引入了大量的西方权利学说，使民权思想大为张扬，成为进行民主思想启蒙的理论武器。严复以西方天赋人权和民约论为基础，进一步论证了民权的合理性，他认为“唯天生民，各具赋界”，认为君主是“独夫”“民贼”，民是“天下之真主也”[1]，主张限制君权，提升民权。梁启超认为所谓民权，即“人人有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谭嗣同认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公举一民为君”“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更为末也。”[2]人民有权推翻君主专制统治。这一时期民权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平等、自由、财产、受教育、参政权等诸方面，民权观体现了民众的权利主体地位。维新派的大力宣传，广泛地传播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树立了民权思想的主导地位，极大地推动了民权思想的发展，并形成了系统的民权思想理论体系。
　　“民权”思想的宣传极大地唤醒了国民的权利意识，同时“兴民权”也启迪了民智，开启了“新民”的新历程，兴民权必须以“新民”为思想前提。梁启超认为要兴民权就必须首先开民智，开民智是实现民权的前提。只有兴民权，才能挽救中国，才能使国家强盛。他这样写道：“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3]关于如何开民智，梁启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一是变科举、兴学校；二是办学会；三是译西书；四是设报馆。他大力提倡兴办学校，还重视办学会，他把办学会看作是实现“群心智”的主要途径。
　　通过维新派一系列开民智活动和理论宣传，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得到广泛宣传，民众的权利意识大大增强，参与政事的政治觉悟提高。
　　二、君主立宪——“民权论”主导
　　下的政制方案
　　经过改良派的宣传，民权思想已为大家所接受，并成为时人追求的主要价值观念，人们开始思考通过什么样的制度体系来实现民权。在西方强国政治制度的示范效应刺激下，思想家认识到君主专制的弊端，力图提升民权，改变君主独尊的局面，他们借鉴了西方的议会制度，提出“君臣共治”的政治主张，指出君主应该“训迪其百官，使共治吾天下”[4]，打破君主独尊的局面。
　　他们认识到西方政教的优越之处在于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认为议院是实现民情通达的重要制度，有议院，则“君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帘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并且提出“民权不过重，君权不过轻”的“君民共主”的方案，要求于君权专制之下提升民权。民权与君权并不平等，但可以共存共荣，“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
　　“民权论”被作为一种政治改革方案提出，虽然反对君权独大，但并不主张取消专制制度。相反，它是以传统政体具有合法性为前提的，并要求在传统政治体制内进行适当的改革，也就是局部改良。这时的“民权”并非指人民主权，指官绅之权，依存于“君权”，扩大并强化“君权”的支持基础。“民权论”的中心思想是：消除“君民阻隔、上下相蒙”的弊政，“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救亡御侮。这时民权观念成为凝聚民众力量，实现民族独立、国富民强的思想核心。
　　甲午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群体意义上的觉醒，“民权”一时成为最积极使用的词语。民权的权利价值与扶危致强作用大为张扬，梁启超认为：“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5]因此，“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者必自兴民权始”[6]。兴民权成为反对君主专制，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途径，为此他们提出“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希望通过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利，通过议会选举议员，由议会共同决定国家的政事。只有设立了议院，君官民才能去隔相通，而“通”也为更高一个目标服务，即为了“合群”，他们所关切的是民权对国家强盛的意义，国家强盛是目的，民权只是致国家强盛的一种手段。民权这一具有独立价值的概念已被完全融化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洪流中，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工具理性”。 　　民权思想由理论宣传走向政治实践，诉诸于“君主立宪”制及议会制度的建构，希望通过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由议会来决定国家政事，试图以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政制的现代转变，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宪政国家的重要探索。民权观念在民族主义的洪流中也发挥了凝聚群智、形成民众合力的重要作用。
　　三、由理论走向实践——民权观
　　推动下的系列政治活动
　　经过维新派的大力宣传，民权思想日趋成熟。人们开始由理论宣传走向政治实践，争取实际的民主权利，展开捍卫民权的活动和积极参与政治改革，这体现为晚清以来立宪派推动下的系列政治活动。
　　首先是康有为发动数千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言事，痛陈改革变法的重要性，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这一事件体现了士人知识分子民权意识的觉醒，敢于面圣直言，行使上书言事的权利，再者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表达了士绅阶级要求分享政权的意愿，这是民权意识觉醒在近代的体现。接着是立宪派领导的收回利权运动和立宪运动。立宪派通过报刊等舆论工具，唤起绅商和一般民众的觉醒，并发起捍卫国家主权的收回利权运动，吸引了广大民众参与到该运动中来，进一步唤起了民众的觉悟，形成抵御外侮的强大民族力量，有力地抵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
　　立宪派提出“议会立宪”的主张，即以国民权利为本位，行议会君主立宪政治，扩张议会的权力。在立宪派的推动下，各省成立咨议局。立宪派呼吁尽快召开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立宪派为推动清政府尽早召开国会，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活动，国会请愿活动促使当局改变了预定的计划，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听从了民意，加速了君主立宪的进程。三次请愿活动，参加人数和范围之广泛是历史上空前的，这体现出国民政治觉悟的提高，能够通过请愿这种公民参与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迫使清政府做出一些妥协，缩短召开国会的时间。请愿活动彰显了国民的参政权，发挥了民权对政治的积极影响作用。立宪派的宣传和国会请愿活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宪政思想的启蒙，主张主权在民、法治、立法权归国会，主张实行“宪法政治”。
　　庚子事变后，社会危机加剧，以邹容、章太炎、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派倡民权革命论。他们主张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统治，以革命求共和，以革命行民权、开民智、陶冶共和国民的资质，以民主立宪伸民权，以法治为体现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机制。在此观念指导下，革命派发动国民革命，以武力的方式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建立起民主共和国，推翻了君权，实现了民权对君权形式上的替代。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论，在理论上以民主为第一义，以人民的力量去管理政治，体现在民有、民治、民享三方面，贯穿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民权实践化表现在民权实现三程序和五权宪法的制度保障。进而提倡于间接民权外复行直接民权，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以把“政权”真正放在人民掌握之中，用人民的“政权”约束政府的“治权”。他强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7]。
　　四、在近代民主化程中，民权得到
　　一定程度的实现和体现
　　在立宪派推动下的政治运动中和革命派所进行的民权革命，使得民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特别是在民国初年，国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很大程度的实现，社会一度呈现民主的气息。
　　国民言论获得空前的自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在言论自由的呼声中，推动了新闻事业的繁荣，“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壮观”[8]。《民立报》《国风日报》都是当时主要的舆论报纸。还出现了许多妇女的报刊，如《神州女报》《女子共和日报》等，体现了女界的觉悟，一些知识女性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临时约法》赋予了公民结社的自由，一时出现了组党结社的热潮，有像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等有明确政治意向和严密组织的政党，还有像中国社会党、自由党、中华民国工党等社会团体。
　　《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一律平等；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对人的平等性做出具体规定。
　　公民参政热情高涨。民国初期，国民积极参与国会议员的选举，尽管参与范围有限，参与行为不成熟，但毕竟出现了民主政治的景象。
　　五、在个人权利思想倡导下，“民权”实现向“人权”的转变
　　新文化运动以前民权观念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都着重考虑民主政治的群体效用、社会效用，较少考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个人，重视个人的权利，提出“人权”的观念，取代“民权”一词，把对民权政治的认识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以图开辟一个国民政治的新局面。他们不再仅仅希望通过张扬民权以建立一个合群爱国的民族国家，而且希望一个能够给予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新社会出现，这使得民权向人权的转换得以开启。新文化运动所要求的人权主要是政治权，宣传的重点是保证人们的自由权利，以及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新文化运动是对辛亥革命的补课，由此“民权”观便向“人权”观转变。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已不再从“群”的意义上探究民权，而是深入到政治法律文化的底层，从国家与个体的关系上探寻人作为人应具有的尊严与价值。由“民”转换为“人”，这一转换实质上就是实现了国家与个体关系的一种颠倒，由个体来决定国家和民族，个体比国家更重要。
　　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民权观念是个动态的观念，其思想内涵也是不断转变的。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民权不但发挥了价值引导、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而且与君权相对，反对君主专制，积极要求民主参政权，由理论宣传走向制度建构，并推动资产阶级主导下的系列政治活动，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参与作用。在民族危亡之际，民权以“群”的号召力，团结民众，形成强大的民族力量，成为救国的工具。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国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很大程度的实现。民权思想的演进发展对于推进当下的民主政治建设仍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000-10811105）
　　注释：
　　[1]严 复：《辟韩》，载《严复集》（第一册）第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下）第3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3]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载《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三）第41页，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4]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载《梁启超选集》第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梁启超：《爱国论三·论民权》，载《清议报》（第22册），1899年7月28日。
　　[7]孙中山：《孙中山选集》第5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版。
　　[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8页，[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
　　参考文献：
　　1.严 复：《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3.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4.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版。
　　5.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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