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痴王刚:挚爱的女人爱不够的儿子】 我本顽痴:王刚自传

　　如果两个人经过理性的考虑和长期的试验后发现在一起并不快乐,或者说两个人一直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分手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王刚 　　我的第一段婚姻

　　我刚调到沈阳军区的时候,我们几个刚从基层调来不久的文工团员,其实都是所谓的学员,有一天正在一个楼角里抽烟。
　　这时候从二楼蹦蹦跳跳下来了一个女文工团员,很不屑地朝我们瞥了一眼,飘然离去。我发现,刚才还在聊天的人,全都看着她,走神了。那女孩这么漂亮而高傲,可奇怪,越是高傲,越让人忍不住想看。众人收回目光,就有人打趣说:“这是前进歌舞团的一朵花,以后肯定是哪个高干家的儿媳妇,没咱什么事。”听他们逗闷子,我就不言语。有人看我不说话,就问我:“王刚你说呢?”我把烟头一丢:“不要妄自菲薄,我才不信那个邪呢!”
　　那天后没多久,文工团去边防部队慰问,坐那种敞篷卡车,说来也巧,我和那个女孩正好坐在了一起。我没话找话,我也忘了具体说什么了,总而言之越聊越投缘!
　　没想到,这份恋爱遇到了来自组织上的阻力。下部队一个多月回来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两个好了。可是,当时有规定学员战士不能在一个单位里谈恋爱,于是,我们两个人都被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顿。但年轻人的爱情往往是越不让,越要往一块儿凑。那时候我和她一个在三楼,一个在四楼,我们就用走廊的电话聊天,冲破重重阻力,就是要恋爱。就是那样,还是被干部发现了,又挨顿批评。终于,历尽磨难,1978年5月4日,我们结婚了。第二年,女儿婷婷出生了。当时在沈阳文工团,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这一对郎才女貌的夫妻。不过,这段婚姻维系了13年,最后还是因为各种缘故结束了。
　　离婚对孩子是个伤害,我只能对女儿说:“爸爸是个好爸爸,妈妈也是个好妈妈,然而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有很多矛盾,有些矛盾是根本解决不了的,但是你放心,尽管我跟你妈分开了,今后,爸爸还是你爸爸,妈妈还是你妈妈。”我不仅在道理上讲,也在行动上让她感觉到。离婚后虽然孩子跟着她妈妈回到了北京,但所有的花销都是我来支付。每当我到北京工作时,都会抽空去看望女儿。拍《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我有了第一辆车,一辆二手的红色福特,拿到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女儿和前妻直奔十三陵去玩了一趟。
　　孩子和我很像,她渐渐长大后,甚至连说话节奏、气韵气质都和我别无二致。朋友们都说她“活脱脱一个小王刚”。一转眼女儿15岁了,我把她送去英国留学。尽管在伦敦喝罐可乐都得掂量掂量,孩子却很懂得孝敬我。常打电话给我,嘱咐我要爱惜身体。每次从英国回来,她都会送给我一些小礼物,比如一块苏格兰格绒、一套小瓶的葡萄酒。我也知道她是拿着我的钱买的,可我就是高兴。我这种心情,大概天下父母都能理解吧。她放假回来的时候,基本上一半时间在我这里,一半时间在她妈妈那里。每次和女儿一起出门,牵着女儿的手,我心里就特别自豪,而且不怕人家认出来。有一次在秀水,我领着女儿逛摊儿。进一家店的时候,就听见有两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神神秘秘地私语道:“看,王刚来了,还带着一个小蜜。”我跟丫头相视一笑,随她们说去。
　　后来,女儿认识了英国小伙子彼得,两人回国举行婚礼。我替他们安排了典型的中国式传统婚礼。婚礼前几天,女儿怯生生地问我,爸,我妈能来吗?我心里掠过一股暖流:当然要请她来了,我跟你妈妈是你的父母啊!
　　礼堂上,她的妈妈穿着中式服装,和我一起坐在女方父母席上。我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自然,只是隐隐觉得我们是在刻意弥补什么。对女儿来说,这是美好记忆的延续,是岁月遗憾的弥补。

　　我与成方圆――惭愧与感恩

　　1997年,我又再次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也是那一年,我和东方歌舞团的成方圆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开始了第二次的婚姻。因为两人都是公众人物,我们对于这次的婚姻处理得特别低调,包括喜酒,就是两家人简单地吃了一顿饭。
　　第二年,我们携手排演的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说到圆子,我真是挺佩服她,她真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人。她台上是主演,台下是总管。音乐剧头一轮在北京保利大厦要演十场,那时候,我每天下午还要到北京电视台主持两场《东芝动物乐园》,完了之后我赶到保利大厦已经五点半了,圆子就在两人公用的一个化妆间里提前把凳子、椅子铺好,让我睡上二三十分钟。虽然累,但每天演完后感觉特别好。我们每天会收到很多鲜花,然后两个人抱着鲜花钻进车子里。路上,圆子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要是天天这样多好啊!”那时候,真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圆子曾说:“我和王刚有一种互补性,王刚属于传统的老派男人。”
　　可是,和成方圆在一起的日子,我“纵酒使性”也到了一个高发期。我会把人从被窝里拉起来斗酒,搞得对方下跪苦苦求饶……我这德行,给周边人,给我的家庭,给了圆子不少的困扰。
　　有一次我喝多了,忘了为什么事有点生气,便跟圆子拌起嘴来。她开着车,到三元立交桥上,我竟然拉车门要跳下去……几番折腾到了家,一进大院却又不进楼门,还高呼:这不是我的家!至今也不明白,我怎么会说出这样让圆子伤心的话来。
　　夫妻俩随团去欧洲演出,在法国的时候,当地华人非常热情,一连串的酒场,我喝得得意忘形,结果身体垮了,被送到枫丹白露的急救中心,路上,我觉得自己挺不下去了,把眼睛闭上,心想,死了算了,太难受了。记得当时成方圆掐着我的人中,酸痛酸痛的。终于躺在病床上了,当两个洋人的脸朝我俯下来时,我彻底昏过去了。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急救,我醒了,下地了,出去了。当时我觉得踩着那个草地就像踩着云彩一样,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了,晕乎乎的,真的是从死亡线上绕了一圈回来。
　　我能记住圆子每逢出门前的叮咛。我能记住圆子提醒我的:当我在外面,难以控制自己脾性时,一定要理会一下她的暗示。能记住,尽管多数时间是徒劳。我能记住,那曾经的甜蜜,以及在甜蜜中的一份“苦缘”。
　　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个人想白头偕老却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近些年在网上看到一些东西,特别是关于我和圆子离婚原因所编的“情节”,比如说我们是因为孩子去英国留学的费用而分手的,这个纯粹是子虚乌有。我和她都是很低调的人,不管当初结合也好,离了也好,都是不愿让大家知道,因为这纯属是个人的事情。人家说了什么,你又不能去反驳,因为你反驳将会掀起又一波波澜,于是我们俩就什么也不说。话说回来,这种事情一发生,我觉得对圆子特别不公平。离婚对两个人都有伤害,但是对女人的伤害尤其大。
　　三年前的某天要飞上海,正候机呢,忽然接到东北挚友吴学刚的电话,劈头盖脸就数落我:“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啦,前嫂子刚从你面前走过,你咋理都不理呢?!”啊?我急忙站起四顾,没她呀!我回头又问:“学刚,我一直低头看报纸呢,真没看见啊!”吴学刚说:“人家说你装没看见,刚才给我打电话,老气愤啦!”――天地良心,可我真没看见啊!
　　无论如何,我们以一种成熟理性的方式分开了,也许爱情不在了,但那种感情,那种对以往生活的共同回忆,还珍藏在我心里。

　　年届花甲,爱获新生

　　再次离婚,我一个人做“老光棍”的时候,有一次做《艺术人生》节目,在场很多观众得知我当时是独身的时候,纷纷对我的寂寞表示理解和同情。有的热心观众甚至还自告奋勇要做我的红娘,让我非常感动。
　　2008年5月,这天我收到了一条南方某周刊记者发来的信息,向我“核实”:某位开着奔驰进入我家公寓的怀孕女性,是否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看到这条信息后愣了愣,但随后也没细想,搁下了不再理会。
[ 2 ] 　　谁知老练的记者等的就是这个,见我不搭理,三天后,网上独家爆料的一组图出来了:被拍到的那位女士真的是我爱人郑冬艳,那时候怀孕快九个月了,她开着车和阿姨一块儿出去找月嫂,进药店。旁边附着我的照片,我从古玩城里正拿着一个小盒出来。咔嚓,咔嚓,几个定格。娱乐,花边,组图……我听到的潜台词是:可逮住你了。我对我的新组家庭保密了四年,就这样一夕之间曝光在大众的视线之中。
　　小郑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名副教授,主教大提琴。她和我是在一次网络聊天时认识的,我俩都有着收藏古玩的爱好,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2006年11月8日,我们在朝阳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手续。妻子比我小足足20岁,我难免被冠上了“老牛吃嫩草”“成功老男士枯木逢春泡小蜜”之类的恶名,对此,我唯有苦笑:匿名时代的网络狂欢,总有时代背景的原因,也有娱乐经济学的因素,这不是你不喜欢就能抗拒的。

　　民主议决:我的儿子不做演员、主持人

　　2008年7月25日上午10点16分,我唯一的儿子诞生了。永远忘不了,当那个护士大声地说“男孩啊”,听到这个,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电话打给母亲报喜:“妈,您有孙子了……”电话那头,老母亲激动得说不出别的来,一个劲地说好啊好啊。
　　永远忘不了,掀开那个小被角看见儿子的第一次父子相见:宝贝儿子侧着脸,眼睛闭着,眼线长长的,小耳朵的轮廓和我的一模一样。我一字一顿地说:“儿啊,是爸爸。”骄傲的小家伙没搭理我。护士要把孩子带去洗澡、做体检,我说:“我跟你走,我就守着这车。”我就一路跟着小推车上了八楼,门口有个布帘,我不自觉地还要往里闯,这回护士真不干了:“王老师,这儿不能进。”“里面几个啊?”“放心,就您这一个孩子。”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点点头说那行啊,我就在这儿等着。我擦擦汗,定定神,还是忍不住鬼鬼祟祟地瞄那门帘。不怪我过分小心,那时候我正在主持一档《王刚讲故事》的节目,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讲被换了孩子的悲剧。这个事对我心理上的影响太大了,我真怕把孩子给丢了,换了。
　　儿子和我相差六十岁,同个属相,天干地支皆同,都是戊子年生人。莫非这也是一个轮转?我和爱人曾在《送子观音图》前默祷: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健康的、聪明的、漂亮的、活泼的。不求更大的福祉,只求平安,只求延续。
　　喜上加喜的是,半年后,女儿婷婷的儿子也诞生了。我一边看着我的宝贝儿子,一边稀罕着我的外孙,感叹着人生的神奇和我的人生之与众不同。在微醺的状态下,我写了这么一副对子――
　　二小同年为甥舅,四世有聚惭老春。
　　拍《铁齿铜牙纪晓岚》第4部的时候,每逢下工,我跟哥儿几个道别,总是要带出一句:“回家抱孩子去喽!”大家平常说“回家抱孩子”,总是用暮气沉沉的口吻,含着讽刺,显着老态,透着消极,而我挂在嘴上的“回家抱孩子”,则透着富足,显着圆满。
　　妻子曾替儿子请教过医生,医生观察分析是:这孩子好奇心浓厚,将来可能适合探索性强的工作,比如说,研究型的工作。我和爱人两口子既高兴又有点心有不甘:孩子这么漂亮,让他自由发展,没准儿是个炫目的人杰啊。研究性的工作,会不会……寂寞了点?哈。总之,就是在无限欢喜中的瞎操心。
　　那天儿子的百日宴上,主持人张国立要大家“民主议决”:希望王刚儿子长大以后做什么?“做演员?”在场有二百多人,竟没一个举手。“当主持人?”零零星星两三个赞成。张国立看我一眼:“当收藏家?”稀稀拉拉也就十几只手。张国立好像很无奈地点点头,看了一下我爱人,仿佛很泄气地撂下一句话:“大提琴演奏家?”哗――全场沸腾,掌声雷动。我和张国立两人孤独地站在那里,做面面相觑状。大伙儿笑得更欢了。
　　我看着爱人,内心充满了骄傲和感激,她刚刚给来宾们演奏过圣桑的《天鹅》。一位幸福的经常抱着儿子喜极而泣的母亲,此刻恰如她当年的硕士论文的题目――《人琴合一》了,那她奏出的每一个音符怎么能够不动人魂魄呢?
　　孩子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欢乐,更多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整个世界。
　　(本文摘自王刚自传《我本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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