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问题在近代以来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是连续的又是断裂的。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正是在历史的断裂与延续中发展演变而来。从纵向时间角度看，中国金融业始终是以“发展”为思想导向的，贯穿着“自由市场”与“政府垄断”两种意识的对立和调整；从横向领域看，民国时期的金融思想已经触及现代金融的各个枝蔓，不仅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在很多领域树立了现代金融模式的标杆。
关键词：民国；金融思想；商业银行；金融制度；民间金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中国经济；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830；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3-0123-07
一、引言
1935年，一本当时中国国内最顶尖经济学者的论文集在序言中写道：“货币问题与金融问题，可说是经济问题中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恐慌深刻化的今日，这两问题简直成了世界经济问题的焦点了。各国货币专家，乃至金融专家，均在绞尽他们的脑筋，设计打开世界恐慌的名案，不论他们的名案是成功还是失败，也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①
八十年后的今天，“货币问题与金融问题”依然是世界经济问题的焦点。发生经济与金融恐慌的频率和烈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恐慌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与此同时，中国CPI的持续高涨和股市的长期低迷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尤为明显）正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考验。如何设计“打开世界恐慌的名案”，仍然是摆在所有经济学家面前的首要问题。
现代金融危机的复杂性，是由世界各国不断展开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活动造成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金融现代化的过程，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同时也是它们融入世界金融体系，陷入复杂性危机的过程。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已经踏上了金融现代化的道路，一百多年来金融界的兴衰起落与成败得失，“也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在20世纪早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寅初先生说过：“夫思想为百世之根本，某主义之兴衰，某政策之适否，群众之思想如何，最能左右一切。”②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民国金融体系，或许更能反映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本质和根源。
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渊源结构可借助两个纬度来廓清：一是历史场景下的金融思想演进；二是横截面意义上的金融系统构建。
二、一个“基调”和两种“主义”的历史流变
金融思想的产生、发展与推广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而独立演进，必然遵循一定的客观历史规律。张亚光（2008）指出：无论是民国金融出版物发行的总体趋势还是外国金融出版物的传播情况，它们所折射出的金融思想轨迹都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③
金融思想的发展是建立在既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之上的。没有20世纪30年代民国经济的黄金岁月，没有民国元年以后大力倡设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和社会化职业教育，就不可能恰好同时出现金融思想井喷式的传播。金融思想的发展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银行问题由热到温，货币论争从未停息，金融手段日趋多样，每一段时期的金融思想都有所侧重。然而，在纷繁复杂的金融思想背后，是一个“基调”之下两种“主义”的斗争和演变。
（一）“以发展为导向”的金融思想的断裂和延续
民国金融思想演变的基调是以“发展”为导向。纵观民国金融史及金融思想史，“发展”始终是所有爱国人士（包括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共同的目的和心愿。从孙中山的“实业救国”到张謇的“棉铁主义”，从历次币制改革到农村合作运动，金融在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要发展，须发达工商，要发达工商，须发达资本，要发达资本，须发达金融。自辛亥革命之后，除民国后期官僚资本垄断金融大肆掠夺造成的断裂之外，金融活动一直在为中国发展而自强努力。
在城市，各商业银行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和金融创新，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同时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在农村，爱国知识分子深入田间地头，宣传发展现代信用合作组织。传统金融机构尽管弊端甚多，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着农民调剂余缺的需要。
对历史传统的传承是无法割裂的，金融思想和制度同样如此。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民国金融体系的继承。例如1949年之后的中国银行几乎延续了解放前整套的人员的组织机构。④除了受意识形态影响在经营业务上有所区别之外，其余并无更多的差异；信用合作社这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在建国后也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新中国三大合作社之一⑤。甚至1986年组建的中国交通银行，也不再回避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8年的历史事实。
近百年来，尽管受到某些特定历史事件的冲击，金融思想的“发展”基调在总体上是延续的。
（二）“自由市场”与“政府垄断”的对立和再现
两种主义分别是“自由市场”和“政府垄断”，杜恂诚以1927年为界将民国金融制度钉上了这样两个标签⑥。更进一步地，“自由市场”和“政府垄断”代表了古典主义以来的两种经济思潮，前者是经济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后者则是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事实上，民国初期的“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更多的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政府权力不足而形成的。这一时期民国经济处于原始的金融自由化状态。由于政府经济操控力量薄弱、没有建立完备的中央银行制度，金融市场管制较为宽松，一方面容易受内外部冲击引发金融恐慌，但另一方面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经济自由主义得到极大张扬，很难想象，在民国后期还会有中国银行不执行政府停兑命令的情况出现。⑦
然而“政府垄断”背后的国家干预主义有着更强大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渊源。近两千年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中流行的是“国家本位主义”。高度集权的封建治国理念强调一切社会活动都应当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在这一逻辑下，从汉代的“轻重”之辨开始，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很早就确定了国家对于经济干预的合理性。实际上，即便在经济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国家干预主义也有一定的市场。希克斯在分析市场产生时指出：“在市场所在地聚集在一起就是一种集会；每种集会都有潜在的危险。这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最初原因，这说明政府为何要三令五申地坚持将开市必须经过某种特许。”⑧20世纪20年代，金融体系不统一为经济发展制造了很大障碍，加之蒋介石早期深受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影响，种种因素促成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金融制度迅速转化为“政府垄断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