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焦”疑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青年》 同人和封建保守派之间互相攻击批判，极为正常。但后来在新文化运动内部也产生矛盾以致后来分裂，多少让人们觉得有些惋惜，而当事者在某些问题上的处置不当，也许就成为以后矛盾激化的种子。当然，无论其思想观念如何一致、目标如何趋同，他们之间也不可能没有任何矛盾。而传统的同窗、同门和同乡关系，就常常对此产生深远复杂影响，且有时会迫使个人为了群体利益放弃个人立场。
　　在歷史长河中，一朵小浪花虽然翻不起大浪，却可能是后续大浪的预兆。1919年上半年陈独秀因故“被”辞掉北大文科学长职务，不久更是离开北大专心于政治—— 这无论对他个人、对北大还是对整个新文化运动都影响极大，胡适甚至认为这件事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虽然有些夸张，却说明此事的确意义重大。
　　而直接参与此事之数人中就有陈独秀的老友汤尔和，当年正是他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如今却要蔡元培辞掉陈独秀。至于为何会有这样截然相反的变化，大概和本文题目中的“三焦”疑案有关。
　　所谓“三焦”，本为中医说法，出自古籍 《难经》 （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 《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典籍）。《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难经》 的作者一般认为是秦越人，即名医扁鹊，至于最后成书年代，当不晚于东汉。全书采用问答方式，论述了中医一些重大问题，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证等。而“三焦”之说见于该书的第六十六难：
　　曰：经言，肺之原，出于太渊;心之原，出于太陵;肝之原，出于太冲;脾之原，出于太白;肾之原，出于太溪;少阴之原，出于兑骨;胆之原，出于丘墟;胃之原，出于冲阳;三焦之原，出于阳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肠之原，出于合谷;小肠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经皆以俞为原者，何也？
　　然：五脏俞者，三焦之所行，气之所留止也。
　　三焦所行之俞为原者，何也？然：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原者，三焦之尊号也，故所止辄为原。五脏六腑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按照 《难经》的说法，“三焦”之尊号为“原者”，位于五脏所在之地，但非指具体某脏器。又分为上焦、中焦和下焦，“主通行三气”，至于具体位置，则很难说清。不过在传统中医理论中，“三焦”之存在和作用无可置疑。1918年，陈独秀大概是向汤尔和请教何为“三焦”和“丹田”，后者即写信答复。陈独秀因何要向汤尔和询问，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是有人向陈独秀咨询，以陈独秀之思想立场自然不相信什么“三焦”，但他大概无法解释，遂求助于精通医学的汤尔和。作为旁证，钱玄同在其日记中倒是提及过“三焦”。1918年3月4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二千年来孔门忠孝干禄之书居百分之五十五，参拜牡牝之道家及不明人身组织，说什么阴阳五行、三焦这些屁话，狠毒过于刽子手的医生，其书又居百分之二十，诲淫诲盗、说鬼谈狐、满纸发昏梦疯之书又居百分之二十五。此等书籍断不可给青年阅看，一看即终身陷溺而不可救拔。”尽管陈独秀彼时很可能没有看过钱氏日记，但钱玄同也许不经意间向陈独秀提及“三焦”，从而引起其注意。
　　陈独秀收到汤尔和的来信后，大概觉得信中所谈古人对“三焦”“丹田”的解释正可成为 《新青年》 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案例，即在没有征得汤尔和同意的情况下，连同自己的回复发表在 《新青年》 第四卷第5号。有人据此认为陈独秀这一做法以及他在回复中的严厉批判，让汤尔和恼羞成怒，从而埋下日后逼迫陈独秀离开北大的种子。
　　那么，汤尔和究竟写了什么？陈独秀又是如何答复的？好在原文均不长，故引在下面：
　　独秀吾兄：示敬承。
　　“三焦”之说，即以内难经论，亦仅指部分名称。强欲附会今说，可当胸腹两腔。金元之交有以心相为“三焦”者。瞽说也。
　　“丹田”尤为荒谬。纵在我古医家，亦所不道。妄人以脐为“丹田”，若谓道家之说，则道家其人死无对证，而书阙有闲，不妨闭门造之。倘欲附会生理，则按脐之为物，在胎生时已脐带与胎盘联络;胎盘外面有绒毛，与子宫粘膜联络;胎盘剥离，（即分娩时） 脐带切断，其断端陷于坏疽脱落，其所遗之癍，即脐。故自胎生之后，脐于人体初无丝粟之用。或竟公然谓人之初生以脐为起点者，于胎生学太无常识，不值一噱也。
　　汤尔和顿首 三月三十日
　　汤尔和时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早年曾留学日本，后赴德国学医，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翻译过日人所著之《诊断学》 等，并在1915年创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担任会长，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一向反对中医，更反对传统文化中对中医的迷信解释，这从信中看得很清楚。其实在他们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出国留学者或较为开明者都轻视中医而迷信西医，鲁迅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汤尔和反对中医毫不奇怪。
　　既然汤氏此信是站在反封建立场对“三焦”“丹田”等说法给予批判，陈独秀怎么会否定汤尔和此信？他对该信的评价是否确实有对汤氏不敬之语？且看陈独秀的回复：
　　尔和学兄左右：
　　惠复拜谢。吾国学术思想，尚在宗教玄想时代，故往往于欧西科学所证明之常识，尚复闭眼胡说。此为国民根本大患，较之军阀跋扈犹厉万倍，况复明目张胆，倡言于学校，应受绅士待遇之青年学生，亦尊而信之，诚学界之大辱，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来书虽系弟私人请益，以关系学术，故揭告读者，谅不以为忤也。以后倘有大著赐登本志，指导青年逃出迷途，则幸甚。独秀
　　（一九一八，五，十五）
　　陈独秀此信中确实用了一些“闭眼胡说”“明目张胆”等贬斥之语，但从上下文看并非针对汤尔和，而是对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批判。语气虽然有些放肆激烈，但陈独秀当时在 《新青年》上所写文章一向如此，对此汤尔和肯定清楚。因此，仅看两人书信，尽管陈独秀回复中有些语句让汤尔和可能觉得刺耳，尽管陈独秀应该在发表书信前征求汤尔和的同意，但所有这些似乎并不能导致他们产生矛盾。须知他们年龄相仿，汤尔和大一岁，他们早在1902年就是日本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的同学，还一起创办中国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 中国青年会，后来又都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对于陈独秀创办 《新青年》，汤尔和也大力支持并向蔡元培推荐，而最能说明他们关系很好的例子就是汤尔和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既然他们关系如此，又怎会因为发表这样一封信就导致友谊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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