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三十万重兵,曾国藩为何不称帝 曾国藩语录

　　曾国藩(1811～1872年)，字居武，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人(今属双峰县)，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进京赶考，二十八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以后，他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直到一品官位，
　　曾国藩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由乾隆盛世走向没落、衰败的转折时期，此时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交相煎迫。曾国藩曾因母丧返乡。却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湖湘大地，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曾国藩趁势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湘军。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清王朝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至一品。死后谥“文正”。
　　他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先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大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两位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其褒扬有加。蒋研读曾国藩著作。终身不倦，还摘录曾国藩及胡林翼言论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发给黄埔学员，人手一册；毛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陆出现了关心曾国藩的思想文化热潮。30巨册的《曾国藩全集》出版，“被外人吹嘘成可与发射成功新卫星相比”。此言虽夸张，但由此亦可见曾国藩思想言论之价值。
　　曾国藩的湘军集团在攻占天京前后，达到鼎盛。据此，不少人认为曾国藩当时已具有自立的实力。《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清人逸事》和萧一山先生编著的《清代通史》都记载不少传闻，萧著中还专辟《曾国藩不做皇帝》一节来记述这些传闻。
　　第一位劝进的王闽运。原是肃顺的幕僚。早在肃顺倒台前，王就数次至曾国藩驻地探望，游说曾、胡与太平军联合反清，曾未予理会。
　　1861年9月初。湘军攻占安庆后，李次清借贺功向曾国藩进联曰：“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胡林翼借曾国藩寿诞进联曰：“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此说最不可信。曾国藩寿诞在11月26日，胡于1861年9月30日即逝去，若有此联。当在1860年，当时曾总督两江仅3个月，处境尚很艰险。这种情况下。胡劝进的可能性不大，此联要么没有，要么就是意义被曲解。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彭玉麟则直接给曾国藩写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些说法的可信度并不高。李、胡、左、彭诸位，除非大脑进水，不然是不可能把这种大逆之言诉诸文字的。
　　也在此时，王闽运来到安庆。第二次对曾国藩劝进。为曾指出两条路：一，拥兵人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请行顾命；二，在东南举义，为万民做主。
　　湘军攻克金陵后。清廷下诏要曾国藩从速办理军费报销事宜，也就是要查账，这无疑是找茬。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约集多名将领深夜请见曾国藩，曾则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作答。双方虽都未点破，但曾的对联却把四人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最后一个劝曾称帝的，还是王闺运。在湘军裁撤一年后。王氏以讨论学问为由劝曾做曹操，曾故作不知。
　　有不少人有过疑问：当时的曾国藩何以不反清自立?并对曾反清自立的结果有过分析。就此问题，本文也试着从曾国藩的个人性格、思想、当时的政治及军事形势来浅析一番。
　　
　　曾国藩要做的就是中兴名臣、儒家典范
　　
　　曾国藩出生的湖南，在清中后期以前，经济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直到道光年间，仍落后于全国多数省份。当时，湖南“财赋全盛时，才敌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曾国藩本人也称湖南为“山国荒僻之亚”，所以，“道、成前湘士殊少知名”。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遂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闭塞，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影响。这种情况造成湖南学界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济用。清代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允依先生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湖南的这种学术风气对曾国藩这一代士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曾国藩集团形成的思想基础。当时湖南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书院：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都讲习宋学，注重实用，实际成为培养曾国藩集团的思想教育基地。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蓉、罗泽南、郭嵩焘、刘长佑、曾国荃等都在这里学习过。
　　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对其影响亦颇大。玉屏教育子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些都成为曾国藩做人的格言。曾国藩“自八岁起侍府君于家塾”。其父曾麟书是个忠于封建礼教的教书先生，经常向儿子灌输封建思想。道光十三年(1833)，曾国藩入岳麓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比较系统的接受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进士后，曾国藩开始了十二年的京官生涯。他在诗歌中经常抒发感慨，表白志向，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在给亲友的信中说得更为坦率，“凡仆人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铭于座右，用来鞭策自己。
　　可见，曾国藩的思想，就是要按修、齐、治、平的儒家准则，为清廷干一番事业，成为忠实维护封建秩序的一代圣贤。要他起兵反清，无异于反自己。
　　不过，思想上的原因，是主观的，并非主因，重要的还是客观因素。就当时的客观环境来说，曾国藩如果反清自立，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就要看政治和军事形势啦。
　　
　　曾国潘所处的政治形势
　　
　　太平天国革命本身并无什么建设性，其对社会及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的破坏作用却是巨大的。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对其评价就不怎么样，“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天国)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甚至与洪教主同一阵营的另一起义领导人苗沛霖也看不起洪。苗曾有一联讽刺天国与清廷：“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伸天仪天威，天才有眼；这些地方官，尽是地痞地棍，暗地鬼，明地人，可怜福地名区闹成地狱，到处抽地丁地税，地也无皮。”洪教主定都天京后，据说，除了封杨秀清为“万岁”那次外，至死未出过天王府。 直到天京陷落前不久，李秀成劝其“让城别走”，但教主迷恋他的安乐窝，不肯移驾，并斥责李秀成说：“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一、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打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帜，以保卫儒教和忠君爱国相号召，取得了士人阶层和部分民众的支持。
　　蒋介石在《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中也说：满清王朝之所以能够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并非人才消长的缘故，而实际上是道德事业兴盛衰替的证明。曾国藩如果反清自立，首先在道德上就处于劣势，不会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曾国藩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道德劣势必然会转为政治劣势。此其不利处一。
　　
　　二、设立东征局，结怨商民。
　　早在咸丰十年(1861)七八月间，曾国藩为扩大围攻安庆的湘军，特在湖南设东征局，于湖南本省厘金之外加抽半厘，解送曾国藩大营。由于重复抽厘，致使商贾疲困，民怨沸腾，一开始就受到湖南各阶层绅民的攻击和反对，有人甚至扬言要将该局烧掉。曾国藩无奈，只好与士绅约定，待攻陷天京后即将东征局裁撤。湘军攻陷天京后，湖南方面立刻要求停收东征厘金。曾国藩以归还欠饷为由，拖延了将近一年。才正式奏请清廷停收东征厘。而后来又发生新的情况，湘军另一著名将领杨岳斌(即杨载福，为避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讳而改名)。时任陕甘总督，在甘肃镇压回民起义，杨奏请改东征局为西征局，将原解曾国藩大营之厘改解甘肃。这样，名称虽改，厘金并未废除。湘人对曾国藩的怨气可想而知。
　　
　　三、湘军在攻陷天京后，对天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天京浩劫。
　　“淫掠之惨，具载各书，湘军各载金银子女，联樯而上，万目共睹”。其行为与后来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并无二致，不同的只是杀人数量没日军多(因为那时天京城没那么多人)而已。曾国荃部下重要将领李臣典更是极端，随意掳掠妇女，竟因奸淫过度而致病，十余天后死亡。当时李臣典才二十七岁，壮年遽亡，引发种种议论，曾国藩兄弟为其多方掩盖，但终究隐瞒不住真相，实情还是广为人知，“公(李臣典)恃年壮气盛，不谨，疾之由也”。曾国荃在天京陷落后，“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此后，曾国荃在家大量抢购民田，广起宅地，一副暴发户派头，致使民怨沸腾，舆论大哗，“老饕”之名满天下。而曾国藩却为其弟抱委屈，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珠为好笑。曾国藩本人廉则廉矣，其弟国荃却实不堪一“廉”字。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说，她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湘军所作所为，不仅为民众所痛恨，也引起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不满。稍后的理学家夏震武就斥责曾国藩说：“行军以纪律为先，立国以纪纲为重，救民水火之中而不戒淫掠，兵亦贼矣!”甚至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湘军在天京的所为是一场浩劫，“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
　　由上可见，曾国藩若反清自立，在政治上很难得到广大士人及民众的支持。而失去这种支持，其军事上又能有多大作为呢?
　　
　　攻灭太平天国后的军事形势
　　
　　军事实力才是决定曾国藩能否反清自立的最主要因素。那么，在湘军攻陷天京后，军事上的优势是否在曾国藩这边呢?
　　
　　一、湘军内部情况。
　　1　曾国藩能直接指挥调动的军队数量较少。湘军占领天京后，总数达到三十万人，这是广义上的数量，即整个湘军集团的兵力。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军队才十二万人，且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左宗棠的四万人早已成独立状态；江中义、席宝田两军一万人已拨归沈葆桢，而早在攻陷天京前，曾、沈二人已因江西厘金之争闹翻；鲍超、周宽世两军二万余人也在赴援江西不久，即拨给沈葆桢管辖。不过鲍超是曾国藩死党，如果曾国藩造反，他是极有可能归附曾国藩的。这样，曾的嫡系部队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2　湘军内部分化严重。天京陷落前，湘军集团多名重要将领已位至督抚，根本就没有造反的动力。彭玉麟(1857年授安徽巡抚，力辞未就)、沈葆桢(1861年任江西巡抚，沈是福建侯官人，林则徐外甥。此处把他列入湘军集团，是因为沈属下兵勇多为湘人)、李鸿章(1862年江苏巡抚)、左宗棠(1862年浙江巡抚)、刘蓉(1863年陕西巡抚)、刘长佑(1860年任广西巡抚，1862年两江总督，1863年直隶总督)、杨岳斌(1864年天京陷落前一个月，授陕甘总督)、刘坤一(1864年江西巡抚)。其中，只有彭玉麟可以称得上是曾国藩死党。
　　曾国藩弟曾国荃与湘军多位将领关系不和。湘军克复金陵，尤其在处死李秀成后，众人“争指目曾国荃”，“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辎货尽人军中”。这些人对曾国荃成见很深倒是不假，不过多隆阿在克复金陵前俩月即已战死。王闽运此处把他列出来。恐也因与曾国荃有旧隙使然。
　　要这些督抚们冒生命危险去跟着曾国藩造反，可能性不大。即便造反成功又如何?又不可能人人做皇帝。
　　3　湘军在攻陷天京后迅速腐化堕落，战斗力急遽下降。天京城破十余日内，街上经常出现湘军士兵成群结伙相互火并的情景，甚至对外营营官也不客气，军官禹汲三、朱星槛、唐新泉都受过外营士兵的抢劫，几乎丧命。直到一个月后，“城内各军尚纷乱不止，兵勇互相掠夺，时有杀伤”。指望这样的士兵去打仗，岂非儿戏?曾国藩本人也注意到湘军战斗力的下降，在致李鸿章信中说：“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销……宜多裁速裁”，三年后，他又在致朋友信中说：“湘勇久成强弩之末，幸鄙人见机尚早，三年以前即致书少荃宫保。言湘勇须陆续全撤”。靠这样的军队去北伐清廷，怕是过不了黄河，就跑了一大半。
　　4　左宗棠、李鸿章的立场。此处把左、李单列，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和能力远非其他湘系将领可比，曾若欲反清自立，不取得左、李的支持，是毫无成功希望的。
　　曾国藩若反清，自然不能再打着道德的旗号，因为以当时社会眼光看，他造反本身就不道德，那就只能高举民族旗帜。但早在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后，汉族广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因为他们看不到满清有如元朝那样迅速败亡的迹象，政治态度已产生根本性变化，对清廷由反对或不合作转为拥护、归顺，甚至主动、自觉地去维护清廷的统治，逐渐将自身利益与满清连为一体。这种情况下，民族旗帜已不可能对汉人中的精英阶层产生很大的凝聚力。尤其左宗棠，在多种场合对曾国藩都颇有微言。自1861年至天京陷落，两人几乎不通音讯(其间，1862年，曾国藩仍举荐左任浙抚)。曾国藩曾作联嘲讽左：“季子自称高(左宗棠字季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左则反唇相讥：“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何 曾?”虽为戏言，但也说明了两人关系并不太融洽。李鸿章就更是个投机派，可以推测，曾国藩造反，初期李会不偏不倚，倘曾国藩顺利尚好，倘一不顺，李极有可能背后捅刀，帮助清廷对付曾国藩。
　　
　　二、面对湘军，清廷的对应措施。
　　1　擢拔湘军其他将领，打压曾国藩兄弟，在湘军内部打造势力均衡，以牵制曾国藩。当发生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之事时，清廷便有意偏袒沈，而裁抑曾，从而导致曾、沈不和，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上面提到过，清廷对曾国藩的部下多人封以督抚要职，采取拉拢与扶植政策。使之与曾国藩离心甚至分庭抗礼，达到控制和利用的目的。
　　2　在军事上布置兵力，形成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包围之势。当时金陵克复后，清廷派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虎视南京。这样，只要曾国藩及其湘军有异动，四面围剿便可展开。
　　综合以上可见。曾国藩若反清自立，其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曾国藩未选择称帝，可以说是其一生最明智之举。客观上也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国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国内动乱频仍，列强环伺中华，虎视眈眈，若曾国藩乘机称帝，战乱再起，中国统一的前途和命运又会经历更多磨难，国民更会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国藩已经是有大功于华夏啦。
　　
　　曾国藩高明的曲线复国法
　　
　　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军队的确曾一度独大，其部下、朋友中也曾有劝进的，如彭玉麟、王闽运等，但他以“倚天照海灯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来作答，其原因何在呢?他这样的做法是否真的损害了汉民族的利益呢?著名史学家郭廷以认为，曾国藩之所以没有直接举兵反清称帝，恢复汉人江山，是因他清楚地看到晚清的军事、财政大权已渐渐地落人汉人手中，而且他也预测到“清命不过五十年”。所以他选择的是“曲线复国法”。因而，郭廷以的回答是：
　　1　太平天国大乱甫定，作为一个儒家讲究“仁恕”的人物，何忍天下兵镝之余又被战火。从1851-1865年间，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残酷的内战。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26％，而国力严重虚耗。如再起烽火，不给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又将有多少苍生惨遭不幸。要知道，内战中主要死的都是汉人。
　　2　曾国藩对成功毫无把握。曾国藩能真正掌握的不过是曾国荃的部队和彭玉麟等人的水军，左、李等未必会起来响应，对一个个已自成体系的军事集团，必然会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最不可能是为别人火中取栗。如果这样，推翻满清未成，汉族势力内部先将自相残杀，这又岂是兴汉之道?不要忘记洪秀全等在金陵屁股未坐热，多少老兄弟就已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下了。
　　3　汉满关系在当时也逐渐演进为一种吴越同舟的关系。什么叫“吴越同舟”?也就是说，吴、越虽为世仇。但在惊涛骇浪中撑同一条船时，也只能先把宿仇暂放一边，最起码要控制一下竞争的烈度，否则，船翻了，大家都玩完。1840年后的中国实际已处于近代列强的汪洋大海之中。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随时都有被列强吞并、蚕食的危险。如果为反满而反满，不顾本民族眼前紧迫的生存课题，这岂是为民族而谋啊?
　　4　表面尊清而实际上逐步扩大汉族的权力是一种更高明的复国法。当时的中国确实是满清的殖民地，如像蒙元一样。把殖民者都赶走是一种复国法。朱元璋就是这样做的，但他最终所得也只不过是恢复故土而已，而且付出了多年内战(许多战争都是在汉族军事集团内部发生的)、大批生灵涂炭的代价。朱元璋时代还没有列强环伺。内战再烈也还不至于被豆剖爪分。另一种复国法是替代的方法。也就是通过逐步扩大本民族在殖民政府中的实际权力，最后取而代之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历史上也曾有过，隋代北周就是这样的方法。不过当时民族意识还没那么强而已。这种方法不需经过大的内战，还可以把整个殖民疆域保存下来，应该说是最善之策。缺点是较缓。进程也会有反复，因为殖民者不会甘心自己的权力被逐步蚕食，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来争夺权力，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应付。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的历史正是汉民族权力逐步扩大的历史，以至于到最后慈禧因义和团事件号召勤王而各地汉族督抚公然拒绝，慈禧想废皇帝也应一些督抚反对而作罢的程度。
　　5　晚清的军权、相当大的财权其实都已掌握在汉人手里，对这样的事实有些自己不知倒也罢了，还要斥人无知，天下还有比这更可笑之事?是的，晚清皇帝是可以决定高层人事的去留，但实际替代者还是另一个汉人，而且决定之时不能不顾及各地督抚的反应。像军权，皇帝虽有名义上的军权，但实际上淮军离开了李鸿章就指挥不灵，袁世凯的新军离开袁世凯也是指挥不动。辛亥革命之时，不是叫个贵族去指挥新军吗?可指挥得了吗?还不是得请老袁出来。老袁的时代已与曾国藩的时代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个时候汉族势力已相当强大，所以最后袁世凯通过与革命军讨价还价而最后取清而代之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曾国藩所开创的湘军事业的最后成果。当然辛亥革命的成功不能完全说成是清廷内部汉族实权人物的功劳。应该说是孙中山为代表的体制外力最与体制内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6　湘淮军在晚清为汉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湘淮军作为汉族军事力量的存在保证了汉族已取得的权力不被反取回去。其次，湘淮军为了保持国家领土的完整，为保证汉民族的权力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左宗棠率领湘军平定西北回乱，将大批汉民从回族的屠刀下解放出来；再比如，左宗棠率湖湘子弟收复新疆。为中国，最终也是为汉民族保住了新疆的大片国土。关于晚清军政的两段话作出了很好的概括，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一时期(晚清)，政治格局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地方性汉族封建势力的崛起。湘淮军不少人位列封疆，清朝前期由满人垄断地方督抚的局面有极大的改变。晚清的中央政权虽仍有满族贵族领衔掌权，保持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外貌，但汉族在地方和中枢的实力增长，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地方汉族地主势力的支持，故政治离心力显著增强，地方对中央的号令、政策推宕拖延，阳奉阴违，自行其事。
　　中央和地方、满族和汉族的权力消长表现在兵权和财权方面。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虽然解散，但各省仍有五十万由湘淮军演变而来的“勇营”，编组和指挥权都在总督、巡抚手里。清中央竭力“强干固本”，组织神机营，企图重建八旗武力，又加饷训练京兵，但并无实效。清廷三令五申，要求各省“裁勇节饷”，各地均以“地方不靖”、“伏莽可虑”为借口，反对抵制裁勇，致已经下放到地方的兵权不可能再收归清中央。
　　兵权下移的同时，财权也在逐步下移。清代的地方财政本有一套严格的拨估、协解、奏销制度，全国的财政大权集中于户部，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太平天国期间，清廷财穷力竭，不能发放军饷，督抚将领就地筹饷，不再受户部控制，也不能按原来的刻板则例报销。同时。收支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故财政制度陷于混乱。督抚掌握地方财政，自行分配，户部连各省收支项目和总数都不清楚，更不可能进行财政的统筹和监督。清政府再三颁布“总核天下度支”、“开源节流”的办法，但几纸命令不可能使地方把既得利益拱手奉还给清廷。
　　而太平天国后，“湘人苟能军，无不将帅者；苟能事，无不轩冕者。”是后四十年，两江总督非湘系将领或与湘军有关的人物莫属。自1870年起，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位居督抚之首，拥有数万新式装备的淮军，分驻近畿、江准，控制江南、金陵、天津三大兵工厂。国防外交，一归其经划。1860年以前，督抚以旗人居多，自是日渐减少，最后不及十之一二，代之者虽非尽属湘、淮系统，而湘、淮将领实奠其基。他们握有地方军政财大权，不仅为汉、满势力消长的关键，也为汉、满权力消长的关键。当然中央的一纸命令，仍可决定疆吏的去留，但事实上不能不有顾虑。每遇大事，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意见。
　　其实，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曾经料到，“清命不过五十年，想要南北朝也不可得”(见曾的幕客赵烈文的著作)。既然曾国藩选择了这样的复国道路，那么他一时表达对清王室的忠心也自在情理之中。他这样做从民族立场上看自会使他的名声蒙垢。然而，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才是一个为民族干实事的人，是可以为民族任劳任谤的人，这难道不更值得我们钦敬吗?

推荐访问:重兵 称帝 掌控 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