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8月4日，在江苏某机关担任处长的杨女士出国考察，她返程是乘坐美西北航空公司NW21班机从夏威夷起飞，经停日本东京，再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那天正值盛夏时节，飞机从夏威夷起飞后机舱内送出了阵阵凉风，待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机上空姐开始提供茶水饮料服务。感到肠胃不舒服的杨女士，向机上女乘务员提出要一杯热开水。须臾，面带微笑的空姐送来了纸杯装的热开水，放置在杨女士座位前的托盘上。
岂料，就在那位女乘务员转身离开时，刚放下的杯子顷刻翻倒，热开水顺着托盘倾泻在衣着单薄的杨女士大腿内侧私密部，杨女士下意识地叫喊了一声。这一叫，惊动了飞机上的乘务员。事后，杨女士才发觉自己的下腹部及两大腿根部严重烫伤。乘客被烫伤的消息，也惊动了机长。
遵照机长的指示，飞机上的乘务员马上搀扶满脸“写着”痛苦的杨女士，将她挪到飞机的头等舱进行治疗。从下身传来的阵阵灼痛让杨女士意识到，私密处伤得不轻。可接下来又令她大惑不解，飞机上的急救药箱内除了阿司匹林片剂外，就是一些医用绷带。前来慰问的大胡子机长，只能尴尬地用一口英语不停地表示抱歉，还将一些阿司匹林片剂递给杨女士，让她用机上的小瓷口杯子，将片剂碾碎和水调成糊状，敷在被烫伤的部位。当时飞机上没有医生能提供帮助，杨女士只得用空姐递上的毛毯，遮着身体又小心翼翼地将糊状药涂抹在烫伤红肿的伤口上，算能吃硬的她说，随着飞机的颠簸，一种灼痛感恰似撕心裂肺。
机长临走时关照她，待飞机到了东京后就能对她实施救治。常常出差乘坐飞机的杨女士，此时感觉飞机比火车慢。在茫茫的太平洋上空，穿梭在云雾间的飞机，离航班飞抵东京机场转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杨女士没有掉眼泪，但额头上沁出并滴下了颗颗冷汗，身边没有同事照顾，她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
过了一会儿，机长又来头等舱告诉杨女士，已经与在东京的分公司联系过，飞机在东京机场着陆后，会有人来接应她去就诊。机长还填写了事故报告单，交给杨女士签名后作飞行记录留存。在此后四五个小时内，杨女士的阵阵灼痛感越来越强，为了减轻痛苦，杨女士不得不用毛毯蔽体，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座位上。她时不时地看看腕上的表，可秒针的摆动却是那么缓慢。
在航班到达东京之前，机长获悉东京机场有美西北航空公司地勤人员，即托空姐转告杨女士，由两名地面女员工在机舱口迎接她，马上陪同杨女士去诊所治疗。为了方便杨女士及时治疗，美西北航空公司还事先为杨女士办理了紧急入境手续。直到这一刻，杨女士对航空公司的救治处置尽管有遗憾，但对航空公司的安排还算满意。
日本地勤扬长而去
当伴随着飞机隆隆的降落声，大地近了，田野近了，房屋近了。飞机从滑翔轨道转入到停机坪，杨女士被空姐先搀扶到机舱门口，她看到两名佩戴美西北航空公司标志的日本女员工时，杨女士简直把她们看成了“救命菩萨”。考虑到蜷卧时间过久，烫伤部位已经凝痂，若平躺在担架上只会撕裂伤口，加上不想再麻烦对方，坚强的杨女士决定自己佝偻着步行，迎着盛夏那烤人的热浪，一小步一小步向下挪走。
东京8月的盛暑，空旷的机场毫无遮掩，杨女士头顶着高温酷暑，跟着对方地勤人员碎步行了二三十分钟。终于，她被带到机场一家小诊所门口。然而，当她被告知要预交200美元预诊费时，顿时傻了眼，因为她的行装在转至头等舱时，全交给同事们保管着。身无分文的杨女士，简直到了欲哭无泪的地步，堂堂的一名处长，一时却被200美元难住了。
两位日本女员工得知她没带钱时，态度顷刻之间变得不友好起来，其中一人用她听不懂的日语，向同伴嘀咕一阵后便扬长而去。随后，另一位日本女员工照旧把杨女士带回到入关处，见到焦急等待的同事，杨女士只得佯装没事。因为这烫伤部位难以启齿，再者飞机又要起飞了，几个大老爷们帮不上什么忙。
对此一幕，杨女士刻骨铭心，久久不能忘怀，那个国度里少了钱寸步难行，这不仅是她遭受的耻辱，也是中国人所遭受的耻辱。事后，杨女士在法院上说话的声音仍然还是有些颤抖：“步行如此之久，却未得到任何治疗和帮助，我感到万分无奈和屈辱。我受了这么严重的烫伤，她们居然坐视不理，就在诊所门口也不让我进，谈何人道？这些国家在世界上，不是一直以人道、人权来标榜自己的吗？”
在阵阵灼痛中，又度过了几个小时，杨女士终于登上了美西北航空公司的另一架飞机，她在飞机上最后一排侧卧躺下，也算享受了特殊待遇，熬到了飞机降临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那一刻。蜷着身子走下飞机的杨女士，一脸痛苦状难于言表，这时距离她被烫伤已有十多个小时了。正值盛夏，因未得到及时治疗，杨女士的伤口已严重感染，后经医院治疗诊断为深二度烫伤。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夏天伤口不容易恢复，更何况被烫伤的是女人难以启口的私密处，治疗的过程十分痛苦，换药时，伤口一次次被连皮带肉地揭去，痛得杨女士直抹眼泪。经过漫长的3个月的伤痛折磨，杨女士的伤口渐渐愈合了，但大片难看的疤痕，却成了杨女士心中永远的痛楚和抹不去的印记。
为了给自己在飞机上被烫伤讨个说法，杨女士多次致信、致电美西北航空公司要求能给出满意的说法。对方航空公司却按国外的做法，将杨女士的信件转给当地保险公司处理。保险公司答应给杨女士适当补偿，数额从最初的一万美金，递增到……
杨女士认为金钱不是万能的，针对美西北航空公司从未提及“责任”两字，也未正式表示过歉意，杨女士决定在2001年8月2日，也就是2年的诉讼时效即将到期时，向美国夏威夷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受理后，美方的律师依然以赔偿数额为条件，摆出积极和解的姿态。
一个中国女性，状告著名的国际航空公司，在美国引起了人们关注。为了收集相关资料证据，杨女士咨询国内的相关专家，起草起诉书，收发传真件，翻译英文的文书等等， 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杨女士家里有时会一周收到三四封美国法院的信件，各种材料堆积起来超过了1米高。收发的传真更是无数，最长的一篇竟有110页。
杨女士说起在美国诉讼过程中，最让她感到气愤的是美西北航空公司所提供的一份证词。这是在美国夏威夷地区法院受理此案件后的第11个月，即夏威夷时间2002年7月15日，据说这份证词的陈述人是一位居住在日本仙台的基督教传教士，还兼任当地业余英文教师。他提供了一份于2002年7月15日所作的录像证词，他说：“当时在飞机上，就坐在杨女士的邻座，并看见杨女士是在用右手去拿啤酒时，自己不小心碰翻了面前热饮的杯子。”就在出现这份证词之后，美西北航空公司撤回了先前息事宁人的和解方案。
“如果这份证词是真实的，那么为何他们当时不拿出来呢？而非要等到11个月之后才拿出来。这么关键的证人怎么会被遗忘？”感觉又被人侮辱的杨女士还说，“根据机票登记的存根联，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他的呀。”
据杨女士回忆，“当时坐飞机同排左侧，的确有位男士，她与那位男士两人中间空了个座位，未曾有过语言交流。在热水杯翻倒的顷刻间，那位男士正低头用餐。自己坐在他右边，证词中却说自己坐在他的左边，连位子方向都搞错了。”杨女士说，“自己平时不沾酒，更何况在飞机上怎么会迷恋一罐啤酒呢。”当时桌上只有一杯开水，啤酒从何而来？杯子倒下只是一瞬间的事，不会像动漫特写那样慢慢倒下，正低头用餐的传教士，怎么会看得清楚当时一幕呢？为自己能留有充分证据，在飞机头等舱签署事故报告时，只有自己和机长绝无旁人，当时自己还曾提出所签署的一式四份报告，能否留下一份给自己，机长表示按惯例不能给。杨女士表示，事后是否有人在报告单上添加过什么内容，就不得而知了，她对这份证词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在万里之外夏威夷地区法院的诉讼，杨女士与国内律师签署的是“风险代理”合同，而美国司法制度规定，诉讼开庭的律师只能是美国律师，由国内律师再委托美国律师。杨女士为前期准备，花费了大量精力、财力，美国律师来函告诉杨女士，按美国法律在法庭上传教士的证词，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信仰上帝的人，是不允许说谎也不会说谎。在他们的国家，常常有这样的说法来提倡人们信教，那就是多一个教徒就少了一个罪犯，多一座教堂就少了一座监狱。那么，一般来说传教士的证词出现案件中，往往能左右案件最终胜负结果。
美国律师也认为，正是因为出现这名传教士证词后，从考虑杨女士利益角度，劝说她还是收下航空公司的赔偿金，息事宁人罢了。生性秉直，从来就不看重金钱的杨女士，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遭受外国人白眼和鄙视的那一幕，常常在眼前晃动，她对劝说的人讲：“假如当时飞机上有相应的烫伤药品，假如地勤人员能提供有效的救治，假如事发后美西北航空公司曾派员上门慰问，假如航空公司作过真诚的道歉的话……只要他们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点，我都不会上法院告他们，作为全球第四大航空公司，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太过分了。”
夏威夷地区法院对杨女士起诉一案，数次通知她前往到庭出席，也曾延期推迟开庭了三四次。然而，杨女士因公务缠身而无法按时出庭。在2003年年底，夏威夷地区法院撤销了这一案件。但能够彰显司法公正的夏威夷法院告知她，航班目的地上海法院亦具有对该案件的司法管辖权。
撤回诉讼国内再诉
伤口留下了抹不去的疤痕，而创伤永远留在她内心。她发誓要告倒一惯讲究人权的美国著名航空公司。
经人指点后，情绪愤慨的杨女士得知几年前，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也曾经审理过一起中国乘客状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案件，并且获得了胜诉，杨女士遂决定也向这家法院起诉，状告美西北航人身赔偿。这才引出了第二次，杨女士在国内诉美国西北航的诉讼。她表示本案件属于侵权之诉，因在东京机场受到歧视性待遇，之所以不接受夏威夷地区法院调解，由对方给付4万美金的违约金赔偿，而要在国内主张仅1美元赔偿，就是为了讨回公道。
杨女士向法院讲述，飞机上的托板太滑、凹槽太浅，加上飞机在飞行途中颠簸，导致热水杯倾翻身体被烫伤。而“烫伤”事件，在美西北航空公司网上事故报告中，被列为常见事故之一。可飞机的急救箱内，竟然没有治疗烫伤的药物，这说明服务存在缺陷。
衣着朴素的杨女士在法庭上侃侃而谈。她认为“对我这样一个被严重烫伤的乘客，没有给予及时的救治，西北航难脱其责。”说乘坐国际航班，在美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空器上人体受到伤害，依据国际公约《华沙公约》和《海牙议定书》的规定，应由美西北航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仅此对本案的审理还有着局限性，要结合我国国内法则，才能更好体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要求法院判令美西北航空公司为歧视和不人道的行为，赔偿自己精神损害抚慰金1美元，并公开登报赔礼道歉。
法庭上，美西北航空公司则说，因飞机飞行途中的颠簸，使得杨女士不慎被热水烫伤，这是谁也不愿看到的结果，但烫伤不是空姐不当行为所造成。尽管如此，事故发生后，美西北航空公司员工在有限的条件下，为杨女士作了及时救治。特别在经停日本东京机场时，还为杨女士开辟紧急通道出关，由员工护送杨女士至机场诊所医治。
美西北航空公司的律师还说，杨女士曾为索赔与航空公司作过多次沟通均无结果。在2001年8月，杨女士向美国夏威夷地区法院起诉，2003年底被美国法院作出了撤销案件的裁决。航空公司认为本诉讼案件是航空纠纷，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国际公约，而两国都是《华沙公约》和《海牙议定书》的成员国，那么就应当适用该文件，特别是该文件对航空公司的责任已有明确规定。鉴于双方形成的是航空客运合同关系，其准据法为《华沙公约》，排除另外适用一国国内法的可能。《华沙公约》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也排除了金钱之外的其他责任承担方式，表示不认可杨女士的请求。
面对记者侃侃而谈
在法庭休庭后，参加旁听的记者都围上杨女士作采访，当被问到若官司输了怎么办？杨女士断然回答：“肯定不会输！万一输了，我也不放弃，继续打！”
一位女记者提问：“有了那次飞机上的遭遇，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当时为什么不接受保险公司的理赔？”杨女士则回答：“到了医院门口却不给我治疗，当时我真感觉是天崩地裂。我觉得，如此对待一名中国乘客是不人道的，我实在感到气愤。不接受美西北航空公司的保险赔偿，是因为他们从未提及过错责任，也从未向我致歉。世上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用钱可以解决的，我要捍卫一个人的尊严。”
另外有记者也问到：“你坚持6年，打这场官司的动力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放弃？家人或朋友是否支持你打这场官司？”杨女士说：“人争一口气，我就是要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要的不是钱，而是公道。我的家人和朋友有时也会劝我，说打官司劳神又费心，就算了，他们主要担心我的身体，但我认定的事情就不会轻易放弃，我打官司，追究的只要一次真诚的道歉。”
一位从事航空公司法务的顾问，在旁听了开庭后也表示了对案件的独特看法。他说，杨女士与航空公司构成了运输合同关系，如果杨女士选择违约之诉的话，这场诉讼的胜诉概率较高。可现在杨女士却以人身损害为由，作侵权之诉，那么官司的最终胜负还很难预料。他还说：“不论该案件的最终结果如何，这起诉讼将有助于航空公司着手加强管理，改进服务质量。”
审判突破公约理论
法院认为，因我国和美国都是1929年的《华沙公约》和1955年的《海牙议定书》的成员国，该国际条约的规定，适用于航空器运载旅客、行李或货物的所有国际运输。杨女士购票并乘坐美西北航班，即与西北航建立了国际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在运输凭证机票上，对法律适用也约定为《华沙公约》，双方的纠纷应当首先适用《华沙公约》。杨女士在乘坐班机过程中被热水翻倒烫伤，西北航空公司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在《华沙公约》中，虽未明确受伤或受到其他任何人体伤害而蒙受损失内容，但所谓“损失”，从文义上理解，一般应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旅客受伤或受到其他人体伤害时，造成精神上的不安、紧张、恐惧、痛苦等也是事实，尤其是杨女士烫伤后，给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产生精神损失也是显而易见的。
《华沙公约》使用的是“身体伤害”。杨女士在航班上受伤，肉体上和精神上必然产生痛苦折磨，杨女士既可以就物质损失提出主张，也可以对受伤而引起的精神损失提出主张。杨女士就精神损害部分提起诉讼，只要该损失是由身体伤害引起的，且两者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就可以获得赔偿。这与美西北航答辩《华沙公约》，不支持单独以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不同。就杨女士遭受的身体和精神痛苦而言，她精神上所受的伤害，远远超过了请求赔偿1美元精神抚慰金。基于《华沙公约》明确承运人对旅客伤亡承担的是赔偿责任，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排除了其他责任承担方式的适用，因此对杨女士要求美西北航赔礼道歉，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美国西北航空公司赔偿原告杨女士精神抚慰金1美元；对杨女士要求登报公开赔礼道歉请求不支持。
发稿编辑/陆海光
推荐访问:状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