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万名志愿军战俘 志愿军战俘

　　1945年秋冬之交，我还不满十五岁，进入阎锡山部队当兵。进部队满四个月，排长告诉我们。现在部队人满为患，正准备裁员，一分钱都没领着，白干了四个月。后来，我才晓得，钱饷都给排长私吞了。1946年春，国共内战全面开打。有位长辈在阎锡山部当连长，我就随着这位连长又回到阎锡山部，被编配在阎部第三十三军七十师工兵连当兵，驻地在太原外围地区。部队的任务是修碉堡、安地雷、构筑工事。这时，内战越打越凶，山西境内交通中断，回不了老家。不久，“共军”攻进太原周边地带，城郊逐渐陷于漫天战火之中。
　　1947年7月某日，工兵连奉命掩护团部突围，团长和长官们早已逃之夭夭，我们掩护部队边走边打，来不及撤退，乱军之中全部打散了。大雨倾盆，夜幕低垂。四方炮声轰鸣，杀声震天。打了一整天仗，像无头苍蝇似地四处奔窜，既疲乏又恐惧，我这娃娃兵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枪炮声铺天盖地，不知道该往哪里躲最安全。我狂奔到一棵大树底下，喘着大气，心想暂时在树下隐蔽休息吧。我才刚坐下不久，工兵连一个下士班长也气喘嘘嘘奔了过来。我问他：“眼下我们的人都跑光了。该怎么办?”他说：“部队打散了，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等天亮再说吧!”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远处走来两个穿粗布军服的“军爷”，衣服胸口别了一方符号，上边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我朝他打招呼：“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个番号啊?你们是胡宗南的部队吗?”内战时期胡宗南部调了不少人支持阎锡山部。走在前头那个操河南口音的“军爷”，面露不悦地斥责我：“胡说八道!什么是胡宗南的部队!我们是解放军。不要乱讲话!你们两个俘虏跟我走，我带你们进村里去。”我这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成了解放军俘虏!我被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成为一名战士，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这支队伍，在1949年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
　　
　　入朝被俘
　　
　　1950年八九月份间，由于朝鲜战事白热化，上级下达指示，要调我们到国防最前线去。大部队到达天津，我们在那里接受抗美援朝战前教育。上级命令，开赴前线的单位名额有限，一个营只挑一个连，采取自愿报名方式，但是，这项命令旋即引起战士们一阵喧闹，因为很多人来不及报名，志愿军即已额满。报不上名的人，群情激动，上级见士气高昂，便顺应军心，下令全军开赴前线。那年。我十七岁，隶属第十八兵团第六十军第180师的一名战士。
　　我军是第二阶段入朝的部队。入朝之后，桥梁和道路都被美国飞机炸成一片废墟。鸭绿江铁桥炸断，我们部队趁夜泅渡新义州。美机企图二十四小时阻滞我军的前进，公路、铁路、桥梁完全瘫痪。渡过鸭绿江后第三天，我军遭逢美机狂炸滥射，官兵伤亡颇重，但仍坚持战斗，士气昂扬。1951年5月份，我军渡过汉江，前锋距离汉城仅二十公里，上级突然紧急命令我军撤退。接到命令，我们非常错愕。我军两名随军韩语翻译，从电台广播知悉，我军已深陷美军包围。
　　深陷重围之中，上级命令我军各自为战。往回撤至铁原，再行集结。接到突围命令以后，因视线不良，我不慎失足掉进坑道里。摔伤了腿。我举步维艰，跟不上队伍，一路步履蹒跚，走走停停。天亮之后，来了几个手持冲锋枪的美军，他们先是对我们大吼大叫，继而比手划脚，示意要我们举起手来。我和另外三个无武装的伤兵，一块儿被送进釜山战俘营。因为天冷，腿部伤口疼痛难忍，美军待我们稍微客气一点，一切都照规矩办事。美军把我们交给韩国兵看管，几个韩国兵像强盗似的，穷凶极恶，抢走了我的钢笔、皮带和随身钱币。一名韩国兵强迫我脱去皮鞋，逼我交换他的破胶鞋。我示意不肯，这个韩国兵猛踢我受伤的腿，像土匪似的夺走了我的皮鞋。
　　在釜山战俘营呆了几天，我们被转送到济州岛战俘营。济州岛战俘营美军虐待中国战俘，故意给我们小麦粒当主食吃，而不配给我们面粉吃。许多人因为吃了小麦粒煮成的“饭”不消化而泻肚子。战俘们向美军提出交涉，美国人竟然答复说：“你们中国人吃米不也是这样吃的吗?”我们说：“小麦粒哪能吃?必须研磨成面粉做面吃啊!”美国人根本置若罔闻，掉头而去。恰巧，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从台湾派来牧师，向战俘传教，我们借机向牧师抱怨美军虐待战俘。牧师大吃一惊，连忙去跟美军交涉。美军突发慈悲，特地找来一条牛，专门用来牵磨，把麦子压碎了。再让中国战俘吃。但是，战俘营伙食配量严重不足。我们每天都要修码头、扛石头、修房子，干各种粗活，吃不饱饭，根本没有力气做工。
　　
　　刺字
　　
　　在我们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当中，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这批假战俘里头有一个叫黄效先的人，他是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的国民党军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混迹朝鲜战俘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为身份掩护，表面上是宣传联合国政策，实际上在给我们洗脑上大课，宣称共产党暴力统治如何如何，国民党在台湾积极建设如何如何，目的是要诱使我们去台湾。
　　中国战俘里边，有不少是原国民党军四川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里头有不少出身、国民党军校的成员，也有不少原国民党党员，在美军默许和台湾方面积极运作之下，这批人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战俘营的管理干部：分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
　　上完大课，组织好干部，接下来第三件事就是发起刺字，就是在我们战俘身体上刺青纹身，刺上各种反共标语和政治口号。战俘起初都不愿意刺字，有好几个态度坚决的战俘，先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点名吹熄灯号以后，那几个态度强硬不肯刺字的人，被个别叫到营区暗处，他们被干部围住恐吓：“你们究竟是要吃软还是吃硬?要吃软，就乖乖刺字。我们是受上级命令，你们不刺字我们就要受处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的小队长，也是原国民党军军官。他除了劝我们刺字，还派一个和我们年龄相当的班长，威胁我们：“关公不吃眼前亏，你们如果不刺字，害小队长交不了差，那么就不要怪他不客气。在这里，我们要打谁就打谁，要干掉谁就干掉谁，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可以把尸首扔进茅厕粪坑。”在威逼恐吓之下，战俘们迫于无奈。绝大多数人被迫接受刺字命运。
　　刺完字不久，“好戏高潮”上演。某夜，集合晚点名的时候，干部上台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啦!你们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好多战俘思乡心切，纷纷举手。晚上趁大家上床睡觉以后，举手表示要回大陆的人，全被干部带到营房黑暗空地，施以痛殴，有的战俘当场被打断腿。挨了打如果还是拒不合作，就当场被活活打死。我们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倾听从海滩方向传来的阵阵哀号声，那凄厉的哀鸣。今天回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他们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接下去的几天当中，有好几个战俘不明不白失去踪影。我们深信这些 失踪的战俘，是被国民党干部杀掉了。
　　最后阶段。他们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讳地将不从命的战俘活活打死。1952年春天，我就亲眼看过他们拿着固定帐篷的钉钻子，活活打死两名战俘，处死的理由就是为了处罚他们不肯刺字。当局残杀了战俘之后，还迫令战俘派出代表，到现场观看战俘的尸首。他们对观看的战俘说：“你们看，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
　　战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类似“反共抗俄”之类的字眼，还有些战俘营干部基于报复心态，竟然在战俘下腹部刺上不堪入目的污秽字眼，辱骂共产党的领导人。刺完字以后，他们对战俘说：“刺了这些字，你们回去吧!你们敢回去吗?”刺字纹身之后，我们被转送到距离南朝鲜海岸更遥远的巨济岛，战俘插翅难飞。巨济岛战俘营有二十余万北朝鲜战俘，我们中国战俘一万多人。进入巨济岛战俘营，中国战俘的灾难并未就此结束。
　　我们的手臂、胸膛和背部，都已刺满反共标语。某日，一位干部跳上讲台，手上拿着一本杂志，猫哭耗子假慈悲地宣布：“各位，这里有一份香港出版的《新闻天地》，刊登了一篇报道，我念出来给你们听听……”他煞有其事地声称，凡是身上刺了字的战俘，回到大陆以后，就会遭到公审批斗，战俘会被罚站在台上，被迫用刀子把刺了字的肉，鲜血淋淋地挖掉。念完杂志的报道，这个干部问我们：“你们回去就会被批斗，会被当众强迫把刺青的肉挖掉，你们还敢回去吗?”
　　这么一讲。战俘们真的被吓得面面相觑，这一招确实管用。战俘们在心理上软化了想回大陆老家的决心。威吓之后，进而利诱战俘。台湾派遣“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会长方治，“军人之友社”社长江海东，联袂到朝鲜，对战俘提条件，以示“优待”。江海东说，只要战俘肯去台湾，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假如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像是印度)，悉听战俘尊便。在国民党官员的诱惑之下，战俘们不知不觉人其彀中。战俘们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误以为国民党当局会让战俘来去自由，可以先到台湾，再转往想去的中立国家。
　　
　　牢狱
　　
　　1954年1月，美军与国民党连手把我们运往台湾。船只抵达台湾基隆后，战俘们直接被解送台北市南郊的林口，一个叫苦苓岭的地方。苦苓岭有一个军方单位，它隶属国民党军“总政治部”辖下的“心战总队”。被威逼利诱送抵台湾的战俘，总人数号称一万四千人，被编成两个联队，后来，我们又被安上一顶高帽子：“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
　　到台湾之初，连续发生好几起战俘上吊自杀悲剧。战俘原本深信国民党当局会尊重他们的意愿，送他们到别的中立国家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台湾后，立刻失去自由，被集体送往“心战总队”，形同关押。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这些“反共义士”上课，灌输国民党思想教育。台湾当局又发动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有一位我熟识的战俘，因为不愿意当兵，干部不断纠缠，逼得他最后走上自杀绝路。
　　我被强制分配到嘉义民雄国民党军“教导营”后不久，1955年3月8日，突然几名武装军人将我逮捕，罪名是涉嫌“叛乱”!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弄得惊慌失措。
　　这桩“叛乱案”和一位名叫李国安的战俘有关。李国安在战俘营里，曾经参加话剧队演话剧，台湾还发了一纸奖状，表彰他为台湾宣传的功绩。李国安就向战俘营干部反映他的意愿，希望去台湾后能进军中康乐队。到了林口“心战总队”，上面却不理会李国安想去康乐队的申请，直接分配李国安到部队当兵。几次向上头反映，却得到“没有办法，这是上级命令”的答复。李国安心里十分气愤。频频抱怨上了国民党的当。到部队服役后，空闲时间，我和我们四、五位战俘朋友凑在一块儿谈天说地。李国安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某日，李国安牢骚满腹，高声大骂：“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好，我们从前被共产党俘虏，人家还不曾欺骗过我们呢!国民党是骗子!还在我们身上刺了那么多字，将来有机会回大陆，身上刺了这许多反共标语，我们是两头不讨好。”当时有人提议，大家在台湾举目无亲，何不结拜为兄弟，以后兄弟有难或者遇有病痛时，也方便彼此有照应。可能是李国安讲话口无遮拦，遭军中特务“政治战士”向政治部检举，李国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受不住刑讯逼供，李国安供出我们结拜的事。不久，我们五人全部被抓捕。政治部完全不理会我做的任何辩护，硬加给我一项莫须有的重罪：“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第一审，我们五个人有两个被处死刑，三个人被判无期徒刑，我被判无期徒刑。
　　我们五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山西洪桐县人，恰巧第二审的军法官也是山西洪桐县人，他详细审阅了全案的档案数据，军法官很同情我们的境遇。他轻声说：“你们五个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有人甚至不识字，怎么可能・组织叛乱团体’呢?”他当场训诫：“以后你们这些孩子讲话要当心了，不要再乱讲话。”
　　我的无期刑期，经军法官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我被关押了五年期满后。因为没有人敢保释我，所以又被送到“游民收容所”，和一群流浪汉、疯子关在一起好多年。算算我前后被监禁长达十年，其间，还被关到绿岛一年。最后，幸蒙一位在战俘营当过我们队长的退伍军官出面作保，我才终于获得自由。刚到台湾时我才二十三岁，出狱时，已经三十好几了，大好青春岁月，一大半在牢里蹉跎。
　　记得在我出发上朝鲜战场前夕，曾经往家里寄了一封信，说我要去朝鲜打仗了。希望家里捎一张全家福照片给我。之后音信渺茫。家里没我的消息，以为我打仗战死了。我家大门口挂上一块“烈属”木牌，大陆政府按月送钱给我母亲。“烈属”木牌保护我家老人未受“文革”之苦。直到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我才一偿回乡夙愿。
　　
　　(选自《读报参考》2010年第12期，原载《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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