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谋害列宁的凶手？】 晚间800下毒谋害家人的凶手

　　青年朋友，你一定看过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一定还记得影片中列宁被刺的几组惊心动魄的镜头；佯装“内奸”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来到暴徒们密谋的会议室，当他听到“再过半小时，列宁就要被杀”时，再也坐不住了，借口忘了带计划书，转身往外走。接着是一场激烈的搏斗，最后，马特维耶夫破窗跳下楼，不幸遭到枪击。瓦西里闻声赶来，伤势严重的卫队长告诉瓦西里:“快……快去……救列宁……”瓦西里火速赶到克里姆林宫门口，恰好遇上布哈林，瓦西里问布哈林列宁在哪里，布哈林明知列宁在米赫尔逊工厂，却故意说列宁到列福尔练兵场去了，并用手指着与列宁所去工厂相反的方向。以后就是列宁在工厂门口遭到社会党徒枪击……看到这里，观众不难得出结论:布哈林就是谋害列宁的幕后策划者。
　　事实的真象是怎样的呢?到底――
　　
　　《判决书》
　　
　　1938年苏联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大审讯，在这场审讯中布哈林被指控为“与人民为敌的匪帮”而判处极刑，执行枪决。在布哈林的无数罪状中有一项极为重大的罪状，那就是图谋杀害列宁。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关于“右派与托派联盟”叛国案的《判决书》中有这样一段话:“1918年，布哈林及‘左派’共产党(即‘左派’共产主义者)与托洛茨基及‘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计划颠覆苏维埃政府，逮捕并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而由布派、托派和社会革命党另组新政府。为实现此阴谋，‘左派’社会革命党乃于1918年7月，因布哈林之建议，在莫斯科举行叛乱，企图颠覆苏联政府。事实已证明，1918年社会革命党加普兰(即卡普兰)暗杀列宁之企图，即系由布哈林领导之‘左派’共产党、‘左派’与右派社会革命党罪恶计划之直接结果。”
　　
　　《审讯记录》
　　
　　在当时的审讯过程中，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布哈林对加给他的罪状几乎都“服罪”了，唯独对于谋害列宁这一点，他始终没有承认。苏联当时公布于世的审讯记录中，布哈林是这样回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的提问的:
　　“维辛斯基(下简称维):你在1918年不是赞成杀害党和政府领导人吗?
　　布哈林(下简称布):不，没有。
　　维:你曾赞成逮捕列宁吗?
　　布:逮捕?有过两次这样的情况……
　　维:是要杀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吗?
　　布:第一次是说扣留24小时。
　　
　　维:而在1918年你们曾打算逮捕斯大林同志吗?
　　布:曾议论过要组织‘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新政府……
　　维:而关于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呢?
　　布:绝对没有。”(1938年3月7日《真理报》)
　　布哈林在最后陈述中对此说得比较详细，比较明确。他说:“关于扣留列宁24小时以及随后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的建议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主动提出的。但是在第一次谈话中，以一种粗暴的方式给予了否定的答复。至于后来通过皮达可夫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过谈判，这一事实，正如检察长公民所说的那样――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可以被认为是要用强迫手段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企图。我承认这一点；这是事实。对于在肉体上消灭的计划，我断然否认。”(《反苏的右派和托派联盟案件的审讯报告》1938年莫斯科司法人民委员部英文版第774页)
　　
　　事实真相
　　
　　布哈林在供词中承认的“有两次这样的情况”，即扣留列宁24小时以及组织新政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两件事并不是在这次审讯中才揭露出来的，而是在这之前的15年，即列宁还在世时，《真理报》就已经提出过了，而且还是布哈林自己首先提出来的。
　　那是在1923年底，托洛茨基派和原“左派”共产主义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等人竭力美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党内派别斗争激烈的状况，鼓吹党内派别活动的自由。布哈林为了驳斥托洛茨基派的错误论调，于1923年12月初在莫斯科红色勃列斯尼亚区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演说，其中谈到: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由于党内派别斗争十分尖锐，“左派”共产主义者派性强烈，以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向“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过一个正式的建议――逮捕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并讨论过关于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问题，还打算任命皮达可夫为主席。布哈林的这篇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当时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驳托洛茨基派，其中谈到:“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似乎从来没有象这个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这样激烈。例如，大家知道，当时已经形成一个独立派别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竟狂妄到公然说可撤换当时的人民委员会，而代之以由新的人物、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内的人物组成新的人民委员会。”(1923年12月15日《真理报》)
　　过了几天，原“左派”共产主义者皮达可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九人联名给《真理报》写了一封信，说明问题的实质并不象斯大林说的那样严重。为了恢复历史的真相，他们认为有义务加以澄清和说明。联名信中说:“大家都知道，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一段时间内，党中央委员会内的形势是这样的: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人在中央委员会内占多数。列宁同志曾经在中央会议上威胁说:如果中央通过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他就要辞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委员的职务。当事情已发展到要坚决进行表决时，一部分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人弃权了。结果赞成布列斯特和约的人在中央委员会内作出了决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信中接着说:“在塔夫利达宫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时候，当列宁正在作关于布列斯特和约报告之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姆柯夫走到皮达可夫和布哈林的跟前。在谈话时――这次谈话不仅不是什么正式的谈判，而且甚至不是事先认真进行互相试探的谈话――，卡姆柯夫只不过是半开玩笑地说:
　　‘喂，如果你们在党内取得了多数，你们打算怎么办呀?列宁准会离开，那时就只好由我们和你们来组成新的人民委员会。我认为，那时我们可以选皮达可夫同志当人民委员会主席。’”(1924年1月3日《真理报》)
　　在同一天的《真理报》上，布哈林对皮达可夫等人的信作了几点声明。其中主要有以下三点:“(1)在派别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我认为说明一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这是对我党应尽的义务，目的是要驳斥反对派中的一些同志对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种种事件所进行的田园诗般的美化。他们把党内的布列斯特和约时代描绘成‘超民主’的时代。但我清楚地知道，那是党处于分裂的边缘、国家濒临毁灭的时期。如果我们愿意吸取一点教训的话，我们就不能掩饰自己过去的错误。(2)同志们的信实质上证实了我所说的东西。至于说列宁同志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计划‘置之一笑’，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和列宁同志对于其他一些更为严肃的事情，如果置之一笑是适当的话，都往往置之一笑。(3)我个人记得不是同志们所说的那两回事，而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斯莫尔尼学院向我们提出的建议。顺便说一下，我没有讲过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达成某种协议。我说的是派别斗争如此尖锐，以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敢于向我们提出这一类建议。”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第一，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没有接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彼此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第二，这件事发生时，列宁还在世。列宁知道后，只是“置之一笑”而已。第三，这件事是布哈林首先主动揭露的，他以自己的错误为例来说明党内派别活动的危害，以此来教育党内同志。
　　但是多年以后，布哈林自己揭露出来的这几件事被弄得混乱不堪、面目全非了。判定布哈林图谋杀害列宁的罪名所依据的仅仅是犯人的矛盾百出的口供，而不是证据确凿的事实。
　　当然，布哈林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组织“左派”共产主义者，从事派别活动，主张继续“革命战争”，反对同德国签订和约，历史证明，这是他的重大错误。列宁对他的错误进行过坚决斗争和严厉批评，但后来列宁依然与他亲密共事。布哈林对列宁的批评是心悦诚服的。他在20年代初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的《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以后的整个时期是列宁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超过对任何别人的。”在以后的年代里，布哈林一再承认自己的这一错误。
　　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中曾谈到，布哈林是热爱列宁的。在列宁被刺的那天(即1918年8月30日)早晨，从彼得格勒传来了乌里茨基被刺的消息，那天布哈林正在列宁家里，列宁下午准备去工厂演讲。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这天，布哈林在我们家吃午饭，在吃午饭的时候，他竭力劝说伊里奇不要去演讲。伊里奇一笑置之。后来为了不再谈起这个问题，他就说他或许不去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426页)
　　根据我们所见到的材料，可以说1918年8月30日列宁被刺这个案件是与布哈林全然无关的。直接谋刺列宁的凶手是社会革命党党徒卡普兰，幕后策划者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党魁们。
　　(摘自《编译参考》1981年第10期)
　　(题图:万录江)

推荐访问:谋害 列宁 谁是 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