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洒如雨 [何期泪洒山城雨]

　　 　　2007年11月20日晚上，我打电话找胡康民老师询问有关北碚区“四清”运动的一些情况，因为我正在帮助整理的一位前市革委常委的回忆录中涉及到这方面问题，胡老师当年曾在北碚社教分团任秘书，应该有所了解。平时我在写作和编稿中遇到党史或地方史上的问题，常给胡老师打电话，他总是能够给我一些解答或者有助于找到答案的提示，真的像是一部重庆党史和地方史的“活字典”。然而，这天他老伴吴老师告诉我，胡老师今天中午回家后很累，一直睡着，连饭都没起来吃，要不要喊他接电话？我赶紧说不用，让他休息吧，过两天我再找他。我知道他当天上午是带党史研究室的年轻人去老城区寻访历史遗址去了。这已经是两周来的第二次。他希望能把自己所了解的历史情况都无保留地告诉年轻人。特别是在他患病以后这种心情更加迫切。
　　第二天上午，我对我们杂志社的副社长文俊说，昨天胡老师带党史研究室的人去寻访历史遗址，搞得太累了，以后应注意时间别搞得太长（我还不知道在此前一天胡老师还给一个党史研究单位的年轻人讲了6个小时）……
　　不料，午后文俊就给我打来电话，说胡老师已经走了……
　　这个消息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太突然，太意外……
　　
　　与胡康民老师相识，是在他刚开始投入党史研究工作的时候。那时他和钟修文老师一起，正在满腔热情地开创重庆的党史研究事业（当时他们那个小小的班子还只叫做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组，后来才先后更名为党史办公室、党史工作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筚路蓝缕，困难重重，但他们却兴致勃勃，精神百倍。
　　我当时还在重庆郊外的一家钢厂当工人。因为间接的关系，认识了一位经历复杂的老人，老人在城里张家花园街道运输队当搬运工，其貌不扬，独身，住在一处贫民窟似的破烂小楼上，但他却曾经是四川地下党内的风云人物，参加过广州暴动和四川的广汉兵变，有过一些曲折惊险的经历。我是因为想写以广州暴动为背景的文学作品而找到他的。有一天，他告诉我，市委党史办要他把所了解的四川地下党情况写出来，他要我替他整理。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胡康民老师向他约的稿。这是我涉足党史研究的第一步。为了让我在整理老人的回忆时对有关背景有更清晰的了解，胡老师把历史文献《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十九年度报告》借给我看，不但使我对老人回忆中的一些史实能表述得更加准确，还使我大开眼界，了解到许多过去从未听说过的复杂的历史情况，我整理的这篇回忆，发表在《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7期（总第10期）上。我就这样与胡老师有了交往。
　　就在这年秋，我调到了重庆人民广播电台作文史节目编辑。我与胡老师有了更多的交道，因为我编辑的节目中有重庆地方党史的内容，我约胡老师写稿，每周一篇，我在编辑中也通过这些文稿对重庆的地方党史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正值党史研究工作的开拓期，胡老师工作很忙，有时忙得来稿子不能按时交卷，但节目内容已在广播电视报上预告，不能随意更改，我不得不好几次在清早跑到他家去堵门，赶在他出门上班之前向他催要稿子。
　　在这期间，胡老师有意无意地向我讲了许多重庆地方党史方面的人和事，并给我看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资料，向我介绍了一些各具特色的人物。这使我对党史的兴趣更加浓厚，而在经常的接触中，则对胡老师的性格、人品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1989年初，我听李畅培老师（他的夫人是我初中的老师）说，他和胡老师他们在筹办一个党史期刊，正在物色编辑人员。我立即表示我愿意参加进来。胡老师得知我的想法后大为高兴。我想改行作党史期刊编辑，不仅是因为对党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为着能与胡老师和李老师这样的人共事，从他们那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1989年3月，我就调到党史研究室参加筹办《红岩春秋》杂志。5月，杂志创刊号出版。从此我有幸在胡老师指导下从事党史研究和宣传工作。
　　
　　胡老师当时是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兼《红岩春秋》杂志的副主编（后为主编），是杂志的核心，也是我直接的“顶头上司”。与胡老师这样的“顶头上司”相处，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极好相处，因为他没有一点“官气”，在这个连出家人都会津津乐道级别、待遇的时代，他却将级别、官衔等等都视若敝屣，不屑一顾。与他在一起，会感到轻松自如，不会有任何精神上的压力或束缚，完全可以畅所欲言，甚至还可以跟他随便开些没大没小的玩笑，诸如“‘胡老师说’可以简称‘胡说’”之类。但他并不是以“和事佬”的面目对人，他对你的说法不同意的时候，会直言不讳地向你提出，那时他会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你，直截了当地说：“不对！”然后字斟句酌地说出他的不同意见。但他从不以势压人，而是让你感到只是一个朋友在与你探讨、切磋问题。
　　与胡老师这样的“顶头上司”相处，还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从不整人，而且似乎根本就不懂得整人（钟修文、李畅培诸位老师也都是如此，他们共同营造了一个十分良好的真正称得上和谐的小环境）。从那个整人运动频繁的时代过来的人，谁都会时时有提防挨整的心理，而在胡老师手下，你完全不用有这样的顾虑。而且，他不仅不会整人，还总是想着保护人。杂志初创那段时间里，因为我的无党派身份，不受党纪的束缚，再加上性格使然，我在党史研究室的学习讨论会上发言时，对时政问题说了些直率的不合时宜的话。我没想到竟有人把我的发言上纲上线向上面打了小报告。胡老师和钟修文老师他们把这事压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在一次私下谈话的场合，胡老师委婉地提醒我，以后发言要注意，不要任着性子来，他也没说更多的话，只语重心长地说：“到此为止。”
　　在与胡老师相处中，他的严谨求实作风，对历史问题的客观公正态度，对历史记叙中一些陈说的独立思考，都使我获益匪浅。我在写作和与他交谈中，常常受到他的影响和启发。因为在他面前无拘无束，有时说话有些“放肆”，他总是简单两句话就能使我发现自己思考问题的毛病所在，使我克服情绪化的冲动。我为能经常得到他的“敲打”而深感幸运。
　　我有关党史的两本书，都是在胡老师指导下写成的。我的第一本书《雾城血》，所反映的重庆地下党与刘湘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斗争，主要是胡老师提供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他在开拓性的工作中艰难搜集、整理的。有些与这段历史有关的老人是他向我介绍的（他还有一个特点，能准确地随口说出一些老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有些重大事件是他给我反复讲过的。本来这应该是由他来写的题材，我也非常希望他能早点写出来以填补那段历史记载的空白，但是他太忙，始终没能着手写。一次谈到此事，对胡老师了解很深的赵权璧老师对我说：你等他写，等到什么时候？你干脆自己写吧！这样我才“捡”过了胡老师思考多年的这个题材，动手写了这本书。在写作中不断向胡老师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作出解答，提供资料，建议我找来他当年组织一些老人座谈的录音听。那录音是自从录好后再没有人听过的，资料室里那些胡老师他们辛勤搜集来的资料也有许多是一直没有人看过的。这些资料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丰富的宝库。许多生动的细节使枯燥的历史记载变得鲜活起来。书稿写成后，胡老师又建议由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张文澄（当时重庆幸存的革命资历最老的干部）作序，并且说文澄老不可能有时间亲自写，要我先写个草稿，他还讲了从哪些方面去写，主要讲什么，然后由他向文澄老对我这本书稿进行介绍，把书序的草稿交给文澄老审阅修订……
　　我的另一本书，写周恩来在重庆的《雾都明灯》，本来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而向胡老师约写的，他也是因为太忙，把这事转托给了我，叫我先写出提纲，他审阅修订后报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然后作出修改，再让我进行写作。写成后他先作了审定，提出若干修改意见，改好后再寄出……
　　在这两本书的写作中，胡老师无私地提供资料，进行指导，审阅书稿，亲自为书的出版进行联系。那时候出书难已经是许多作者深感头疼的事了，而我这两本书的出版却十分顺利。我没有费一点事。这当然是胡老师的功劳。如果按照当今某些领导或“博导”的流行做法，那肯定是要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在前面成为“第一作者”的，但胡老师不但没有这样做，还对这样的做法表示反对。在后来为重庆出版社撰写的那套“红岩精神丛书”中，我和胡老师承担了一本《红岩精神三字歌》的小册子。这个选题是胡老师提出来的，整个思想和一些具体内容也都是胡老师定的，我对写这样的东西本来并不热心，但在胡老师的热情感召下，就参加做了些文字编撰工作，后来他觉得还算满意，就放手让我来完成，最后当然也是经他审定通过。书稿交上去时我写上了他和我的名字，书出版后，他责备我不该把他名字写上。我说，这本来就是你参加写的，还是你发起写的，要不是你，我还不会写这个东西呢。
　　凡是与胡老师相交较深的人，都无不赞赏他人品好。有一件事最能说明问题，就是胡老师帮助不少人争取了离休待遇而自己却没有得到离休待遇。
　　胡老师当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由中共重庆市城中心和南岸学运特支直接领导，当时的特支书记赵隆侃（后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红岩春秋》杂志特约编审）生前说过，因在1948年重庆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后，上级不让发展党员，特支是把各校的地下新青社员当作党员和党的干部在使用的。当时对学运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任务会加得重些，但吸收入社却要略晚一点，这是出于在白色恐怖时期对组织、也是对积极分子本人安全的考虑。那时发展地下社员，不填登记表，不搞集体宣誓，也不过组织生活，一般是从交给工作任务时就算参加革命，而这些是不会有文字记载的。由于这样特殊而复杂的历史原因，就出现了与胡老师同时参加学生运动的一些同学，甚至是由胡老师代表组织所联系、所培养的同学，都由组织部门定为了离休干部，而胡老师这个当年的学运骨干和学校里的学运带头人，却只得到个退休待遇。他的许多同学以及当年的地下党领导人都曾为他叫屈，希望他自己写个材料说明情况，他们都愿意为他作证。但他就是不写。不过，他对别人评离休和落实政策的事却非常热心，为不少人奔走帮忙（许多人至今对他感激不已），他认为他们在当年的白色恐怖条件下投身革命，完全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承认他们的那段历史，太对不起他们。为此，他费过不少口舌，跑过不少路，向一些办事刻板、机械理解政策条文、不懂历史复杂性的有关部门经办人“摧眉折腰”，强打笑脸，据理力争……但是，要他为自己去这样做，他却不愿而且不屑。仅此一点，即可看出他的性格和品格。而这与某些在地下时期根本没有任何地下党或地下社关系，只是被国民党当局误捕入狱过一次，就千方百计到处游说为自己办离休的人相比，其精神境界真可谓天壤之别。胡老师的许多同学和朋友每谈及此，都会在叹息中表示对他由衷的敬意。
　　胡老师在重庆党史研究工作中起步早，积累多，加上他的勤奋、执着，成为重庆党史和地方史当之无愧的专家，对重庆党史和地方史上的各种事件和各色人物，甚至包括一些民俗细节，他都非常了解，说起来如数家珍。他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他从不自矜，他发表的文章很少用本名，大多是用笔名。在1989年我们为重庆“一一・二七”殉难烈士编增刊时，他提供了好几篇虽然短小却很有分量的文章，他要我们随便给他取个什么笔名，我们就开玩笑地给他取了甘晶、何旺（因他平时总是显得精力充沛，用重庆人的俗话说是“肝精火旺”）、敖烨（因他习惯于熬夜写作）、华伐（因他头上早生华发）……若干年后，若没有记载，就无人知道那些文章是谁写的了。
　　就在那期增刊上，胡老师发表了《血和泪的嘱托》，他从罗广斌（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从白公馆脱险）当年写给市委的关于狱中情况的报告中，概括出狱中难友在面临生死关头的最后时刻请有可能幸存者转告未来中共组织的八条意见。这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狱中八条”。当时这“狱中八条”还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但是随着领导干部腐败问题的日益严重，“狱中八条”的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的意义日益凸显，日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胡老师又在我们杂志2000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对“狱中八条”产生经过及其现实意义作出更详细介绍的《〈狱中意见〉警钟长鸣》。“狱中八条”引起的社会反响中，始终有一种表示怀疑的声音，认为当年的烈士们在就义之前怎么可能预料到后来的党组织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作出那样有预见性的警告？有人认为一定是整理者为了现实的需要而改写了烈士们当年的意见。胡老师告诉我，甚至有相当负责的领导干部都有这样的怀疑。为此，胡老师曾反复思索过怎样来说明事情的真相。在他去世前十多天，他听我说起有两位关心此事的外地朋友愿意为此写文章发到网络上去，他十分高兴，建议我转告他的意见，对文章的写法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指导，那两位外地朋友也与他通过电话进行了交流。当文章初稿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请我转交胡老师审定时，不幸胡老师刚刚辞世。他未能看到他最后一次组织写作的这篇文章。而外地朋友为他作的电话录音，则成了他生前指导这篇文章写作的宝贵遗言。
　　从前几年查出糖尿病以后，胡老师的身体健康就每况愈下（他是在已经退休、并无工作任务而完全自愿奔走调查党史问题时被查出糖尿病的）。他原来就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糖尿病又并发了心脏病，这使他再难从容写作。他在我们杂志2004年第一期上发表的《此红岩非彼〈红岩〉――澄清一个常识性误解》，就是他口述后由我记录整理的。后来他多次（特别是在2006年他突发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对我讲过，他希望完成几件事，一是把多年采访一些历史老人的工作笔记整理出来；二是将他所了解的几位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的革命烈士的生动历史写出来；三是他一直想把他所了解的重庆掌故好好写一下，因为他发现一些公开发表的重庆掌故文章多有不实和瞎编之处，他很不满意……但是，他力不从心。我自己因为杂志工作缠身，业余兴趣又主要放在对文革历史的研究上，一时无法帮他完成这些工作。我曾想，2008年退休了，也许能抽点时间为他帮忙吧。我也向党史研究室反映过胡老师的这些想法，希望党史研究室能安排年轻人专门为胡老师整理文稿，听取胡老师的讲述，将储存于胡老师头脑中的那些珍贵史料尽量抢救下来。党史研究室在繁忙的工作中终于安排了年轻人由胡老师带着寻访历史遗址，还请来电视台同步摄像，刚刚进行了两次……
　　想到胡老师所做的一切，我们活着的人除了加倍努力，还有什么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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