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受戏曲的影响，不少人觉得，古时候告御状比较容易。进一趟汴京不仅可以见到包公那样的大臣，如果幸运的话，连皇帝本人都可能见到。实际上，未必如此。 古代统治者对平民的官司确实不是熟视无睹，漠不关心。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路鼓”和“肺石”制度。《周礼・夏官》云：“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大仆)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肺石，是指在王宫门外设立的暗红色石头，有冤屈的人在肺石上站立三日，司法官即受理此案。《周礼・秋官》曰：“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以后的历朝历代，都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司法制度的畅行。
但是，这一系列制度的创建，并不能说明“告御状”是件容易的事情。历史上的法律条文很多，可从实际情形来看，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或者说被认真执行的不多。民众之所以“告御状”，是因为他觉得自身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而要讨回公道，除了最高一级的统治者裁断外，各级政府均不能做到公正、公平。这就必然产生越级上访申诉的现象。可是每个朝代，对越级上访申诉都有严格的限制。比如唐律规定：“凡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宋代对上访进状的程序也规定得很严密。百姓上访进状先由登闻鼓院受理，对未经鼓院者，检院不得收接。如果鼓院不受理，才可以到检院，如还不受理，即“判状付之，许邀车驾，如不给判状，听诣御史台自陈”。元代法律则规定，除控告官吏受赌不法外，告其他罪者，要自下而上逐级进行，越诉者笞五十七。明、清两代对越诉的限制更加严格。明代景泰年间，下令对越诉者不管有无冤枉，一律发配口外充军。清朝规定，如果越诉，笞五十。令人深思的是，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把各地越诉人数纳入官吏的考核范围，如果一年越诉者过多，则罚主管官吏俸禄。
至于告御状就更不简单了，如隋代法律规定，狱讼只有在由地方逐级上报尚书省，而尚书省不予审理或审理不当的情况下，才准许直诉。唐律则用体罚的办法限制直诉：“凡邀车驾，及挝登闻鼓，或以身事上章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邀车驾而人部伍内者杖八十”。明律规定，只有冤情较大的紧急案件，才允诉直诉。清代规定，直诉只以避仪仗伏诉且案情属实为限。无论是迎驾直诉，还是击登闻鼓，不实者杖一百，告诉不实者以诬告罪论处，冲突仪仗而诉事不实者绞；上书诈而不实者杖一百、徒三年；擅入午门、长安门叫诉冤枉，情况属实者枷号一月、杖一百，不实者杖一百、发配边远充军，等等。真是左也是打，右也是打。有这些种种限制，能到京城告状的老百姓还有多少呢?
当然，也有鼓励老百姓告御状的皇帝。朱元璋在《大诰》中申明：地方官有廉能造福民众者，当地百姓必定深知详情。若被不才同僚捏造罪名，排挤陷害，允许本地耆宿之人赴京面奏，保全其人。比如常熟县民陈寿六率弟与甥三人擒拿恶吏顾英赴京面奏，朱元璋称赞说：“陈寿六岂不伟欤!”特“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并免陈寿六杂泛差役三年。可历史上的皇帝并不是都如此。
因此说，告御状能否成功，与皇帝个人的道德水平、治国方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官员的个人品德也有深刻关系。戏曲中的包拯刀铡陈世美，并不是按封建社会法律办事的结果，而主要是老包的个人品德。实际而论，开始包拯也不想要陈驸马的命，只想用金钱让秦香莲息事宁人。可香莲这个人不一般，并不见钱眼开，也不是“讨个说法”就拉倒，对包公处理问题的方法不满意，说了一句大实话――“官官相护有牵连”。听秦香莲这么一说，老包不仅没有怪罪于她，反而自责，于是宁可不做官了，也要铡了陈驸马。
刀铡陈世美，是戏曲家言，信不得真，但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对清廉正直好官的态度，对包拯个人道德品质的赞颂。历史上的包拯不一定如戏曲演绎得那样具有戏剧性，但他廉洁严正、敢于直谏，从不趋炎附势是有事实为据的。为包拯写过《墓志铭》的吴奎认为，其人具有“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的性格特点。读他临终前留下的遗训，会觉出他的确是道德高尚的人。历史上的家训多了，可没几个人能够对后辈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敢说这话，说明他先前的所作所为不．是表面文章，不是投人所好以邀其颂。
不过，我们不能把包拯的行为只看作是他个人的行为。一个臣子，在皇权之下究竟有多少行动的自由，不是这个臣子个人想要多少是多少，而是皇帝给多少你就有多少。一句话，是皇帝培养臣子的性情和品德，而不是相反。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又为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某个人如何，很难说就是那个人自己的事情，与他的上司、同事、朋友相联系，与他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修养有关。解释，某个臣子的行为，除了在他自身找原因，他的上级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据说后来的包拯就不如从前，按仁宗话讲：“包拯，非昔之包拯矣。”这并不奇怪，臣子的行为内里蕴藏着帝王的好恶。如果包拯有变化，究竟为什么变了，仁宗要问问自己和官场。封建社会也有法律，但那法律是对付老百姓的，告状的人在统治者眼里是不可理喻的刁民。这种埋藏在骨髓里的意识包大人不会没有，但他品质好，于是秦香莲成功了。如果遇到眼睛里没有百姓的官员，说你“不敬”，指责你妨碍公务，你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说句有点武断的话，那种境地，大部分律条不变成空文也难。告御状云云，成功的几率究竟能有多少呢?
推荐访问:告御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