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症候_我们时代的精神症候

　　摘要：《一地鸡毛》是刘震云创作历程里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20世纪中国新写实小说潮流里的扛鼎之作。当代学人用《一地鸡毛》文本诠释新写实小说风潮的品格，又以新写实小说风潮的品格理解《一地鸡毛》的意蕴。站在今天的学术立场，重新审视以《一地鸡毛》激发的新写实风潮，人们不仅给予了历史主义的理解，而且把这一风潮重新置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价值之维里进行审视与批判。
　　关键词：《一地鸡毛》　新写实小说　症候式阅读　现代性　学术史
　　
　　《一地鸡毛》(1991年)是《单位》(1989年)的姊妹篇，它上承《塔铺》(1987年)、《新兵连》(1988年)之余韵，下启《温故一九四二》(1993年)、《手机》(2003年)等先河，是刘震云创作历程里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20世纪中国新写实小说潮流里的扛鼎之作。
　　作者借由“一地鸡毛”的意象，书写日常生活的困窘，琐细的生活细节侵蚀着个人的意志和热情，世俗权力的网络把主人公变成“缀网劳蛛”。在半是“反讽”半是“无奈”里逼视阴暗幽微的情境，引发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惊觉，从而为“世纪末书写”平添了“一地鸡毛的浮世绘”。《一地鸡毛》轻轻地把当代中国放在80与90年代时代转捩的坐标上。它像屹立于时代分水岭上的风向标，标示着20世纪末的中国由激情洋溢的诗化的80年代进入了她的“一地鸡毛”的90年代的散文化时代。
　　激流勇进的80年代退潮后，几乎淹没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被时代大潮冲击到岸边的刘震云，挺起一枝笔，写出转折时代当代中国生活的一种面相。观察世间现象并不难，从中体会到生命的洞见较不容易，最难的或许是把这种洞见以凝练的令人心神悸动的意象传达出来。你不得不承认，“一地鸡毛”这一意象，确然是当代中国面影“面龙点睛”的神来之笔，是当代中国社会世相与心相的一幅形象画卷，它为我们这个转折时代的历史及时提供了一种精神镜像，从而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处于急剧的转型期，“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已经彻底丧失了乌托邦冲动，人们为日常生活所左右，为眼前的利益所支配。生活本身进入了一个散文化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如果不以蛮横的想象力进入一个绝对的语言乌托邦，那就回到平实无奇的日常生活，亲临其境，去咀嚼那些无聊的(然而属于自己的)快慰和别有滋味的苦涩。”这正是“后理想化时代”产生的“非诗化文学”。“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以降直至70年代末期，以小说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中一直弥漫着以‘宏大、豪情、乐观’等内涵为主色调的‘革命叙事’，我将其视为以‘浪漫’为核心的‘诗化文学”’。“在理想化时代产生‘诗化文学’是政治、文化与文学互动共生的历史必然，在‘后理想化时代’产生‘非诗化文学’也是历史的必然。”或许就像尹昌龙所说的：“在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的初步变化，客观上产生这一个时代对这种变化的认知和解释愿望，于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便应运而生”，而“到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改革开放事业向深度推进，社会变化也更加剧烈和复杂，因而也尤为迫切地需要在文学阅读中来反观自身的处境，来体认变革时代的中国人是如何面对他们的生存的”。转型期的国人的生活，尤其是底层人的生活，不再是满眼锦绣，而是一地鸡毛。这或许正是以《一地鸡毛》为代表的新写实家族成为时代的新宠，获得广泛认同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在“新写实小说”概念提出与定名之前，批评家们遭遇了对于刘震云创作无法进行命名与解释的困惑。因此，“当‘新写实’被提出与定名之后，刘震云迅速被列为这种新潮流的代表作家之一，而他之后的创作，似乎也印证了这种判断的准确，并将这种潮流向前推进得更远。”
　　当代学人首先在新写实小说的家族里，发现了《一地鸡毛》个体的意义。
　　人们用《一地鸡毛》文本诠释新写实小说风潮的品格，又以新写实小说风潮的品格理解《一地鸡毛》的意蕴。于是，形成了这样吊诡的现象：“‘新写实’的命名，对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刘震云，既是一种向上的推力，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遮蔽。它既凸显了刘震云作品对传统写实手法的改造与颠覆，又将刘震云当时的创作，按照‘新写实’的定义框范成了一种‘共性’。这种框范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对刘震云作品的认知与评价。”
　　在《一地鸡毛》与“新写实小说”互为镜像的阅渎里，热烈地诠释着它(们)的“还原现实生活”、“塑造普通民众”和“冷静客观的叙述风格”的审美向度，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共识里，一些深沉的思考更值得引起深切的关注。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充斥了“一地鸡毛”?“大学生为什么会成为小林”?是什么让小林的老婆这位曾经富有诗意的姑娘变成了一个学会偷水的家庭主妇?“小林与妻子都是大学生，都是有理想、有热情、有个性的当代青年”，“为什么他们刚刚工作、一走向社会就进入市民化的生存状态”?
　　由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日常生活诗性消解”的视野下“考察小林这个人物的精神发展轨迹”，“即可具体看出这种生活的严峻性及其对个人精神磨损的效用”，“如果说《单位》是写生活迫使小林在公共生存空间中(即工作场所)放弃了自我的个性追求，而在《一地鸡毛》中，这种生活的严峻性和销蚀力则更渗透进他的私人生存空间，使他在更本己的层面上也必须彻底摈弃自我意识”，“小林的精神发展轨迹，就是他的精神世界逐渐抽空、个性逐渐消退的过程：他置身于生存的沉重压力之下，在毫不间断的生存的跌爬滚打中，难以有机会从容地听从于内心，而不得不坠入到无边的生存网络中，这同时也就注定了他已彻底丧失再度发展自我、抑或改变这种生存状况的可能。听任自己的精神世界愈加滑向平庸和贫瘠，人生的过程也就意味着丧失自己的过程”。如果“对比一下王蒙写于50年代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我们便可以清楚地感受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知识分子精神的萎靡。50年代王蒙的小说是在竭力抨击僵化的官僚体制，为年轻的胆识锐气叫好，而八九十年代的‘新写实小说’却仿佛是在为年轻人的‘成人化’寻求合理的辩护，而其最有力的辩护词便是‘生存’”，“问题是，什么时候起，生存的需要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变得如此尖锐对立起来了呢?难道贫困的现实不正是自我价值体现的巨大动力和有利时机吗?”
　　假如说，“新写实小说”大都以普通民众的“底层人”为自己关注的中心，那么，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小说，则把目光聚焦在“单位人”身上。换句话说，一地鸡毛里的鸡毛，不是一般社会的而是“单位”的“鸡”与“毛”。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洞察的那样，“刘震云运用‘反讽’去解开人类本性与制度化的存在结合一体的秘密。……人们自觉认同权利的结果，就足以使权力渗透我们每时每刻的生存。”这或许才是《一地鸡毛》特有的主题意蕴与审美品格。
　　站在今天的学术立场，重新审视以《一地鸡毛》激发的新写实风潮，人们不仅给予了历史主义的理解：“如果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现实有所认知 的话，大概不难明白为什么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会出现一种急速的下滑曲线――这是‘新写实小说’出现并走红的大背景，也不难明白为何这些灰暗的叙述会引发如今看来多少有些夸张过度的批评。‘新写实’的前面是狂飙突进的80年代，后面是表达知识界救赎与自我救赎意图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则‘新写实小说’的意义，在于首次公开而集中地展示了中国精神生活的低谷状态。”而且重新把这一风潮置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价值之维里进行审视与批判：“‘新写实小说’在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不同文化语境时，犯下了一个至今人们都习焉不察的错误――它们用‘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姿态，一方面否定和解构了20世纪‘现代性’的启蒙文化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对‘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语境以冷漠与疏离的态度。前者消弭了人们对‘现代性’文化历史过程的向往激情，后者则删除了人们对‘后现代性’文化弊病的警惕。尽管它也十分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也对琐细的生活倾注了过分的热情，但是，它对人性中的那些卑微猥琐的下意识和潜意识的热衷，显然削弱了‘五四’‘现代性’的人性要求；而对生活中那些‘一地鸡毛’式的人生烦恼的‘原生态’描摹，恰又是对‘后现代’文化语境将人充分物化缺乏清醒认识与批判的体现。毫无疑问，‘新写实。除好又伴随着那个特殊政治社会背景，闪耀出它那种‘去魅化’的身影，导引了1990年代文学在逐渐加人全球化过程中走向无序格局的文学思潮。”
　　行至水穷见云起，鸡毛一地自在飞。如果说，《一地鸡毛》是刘震云创作生命里的承前启后之作，那么，“新写实小说”则是“文学史断代分期层面上承上启下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和思潮”，刘震云正是携带着自己的《一地鸡毛》，以自己的合奏与变奏参与了转折时代的大合唱。因此，作为一种精神镜像，它的光荣与病灶都既属于它个体本身也是属于它的时代的。
　　《一地鸡毛》不仅是新写实小说大潮里的排头浪，潮起潮涌，跌宕自喜，它又以拍岸的惊涛，卷起千堆雪，荡起当代中国文学河床里的波波涟漪，“至少有三种90年代之后走红一时的写作路数，可以从中寻找到端倪。一是开了‘官场小说’的先河，体制对人性的压抑与异化，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处世之道的集中传达，还有暴露性的权力运作描写，《一地鸡毛》都已涉及，尤其是它的‘非批判姿态’；二是对平民生活的关注与宽容，这是当初整个社会思潮的推动所致，文学不再强调善恶的分辨，即使面对社会的‘精神底层’也尽量平视，当然这种姿态也带来某种犬儒式倾向；三是以回归传统与民间的视角，来颠覆进化论式的历史与现实图景”，“刘震云后来对‘从现实出发重述历史’的迷恋，以及乐于从历史与现实中抽出各类权力(政治、话语……)的线索，都可以从《单位》《一地鸡毛》中找到源头”。潮起潮落，长流不尽，这或许正是《一地鸡毛》的美学动能与文学史意义。
　　“物盛而衰，时极而返”，当年被评论家喻为“反抗危机”的新写实写作在其后的发展中遭遇到新的危机。当年新写实小说风潮的提倡者之一丁帆站在今天思想的高处在“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的视野下重新审察这一现象时认为，当下的“作家基本放弃重大题材，而过分注重‘一地鸡毛’式的繁琐日常生活题材”，“我绝不反对那种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作为当年‘新写实小说’创作的提倡者之一，其出发点就是要从陈旧而反动的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羁绊中解放出来，但也是使大家始料不及的是，当它成为这二十多年来文学创作的主潮后，其走向事物反面的惯性提醒我们应该警惕它对文学价值判断与审美经验的另一种伤害。”20世纪以来，中国的问题似乎永远在两极之间剧烈地摆动着，不是禁欲就是纵欲，不是理想主义便是现实主义，不是风花雪月便是一地鸡毛，不是英雄主义就是犬儒主义，不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普遍的矮人化。如何“回到钟摆的中点，追求动态的平衡”?埃德林加・莫林和安娜说：“我们身上有两种往往相互分离的状态。第一状态是平淡状态，它与理性，经验活动相适应，第二(即次要)状态是诗意状态，使我们进入这种状态的不仅有诗歌，还有音乐，舞蹈，节庆，狂欢和爱情。诗意状态的几点表现为心醉神迷，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可以从第一状态进入第二状态”，“应当指出，永远处在诗意状态只能是一种幻想，而持续的诗意状态终会变得枯燥乏味，或令人不安。这将会以另一种方式激起人们对人间拯救的梦想。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诗意和平淡的互补和交替。我们不能没有平淡，因为单调乏味的实际活动使人们得以生存。但是，在动物世界中，谋生活动(寻找食物，猎取动物，预防危险和来犯者)往往取代了生活，即享受生命。今天，在地球上，人类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谋求生存。我们应当努力使第一状态成为第二状态，不仅为生存而活着，而且也为生活而活着。富有诗意地活着就是为生活而活着。”
　　隔着岁月的烟尘，在转换的时空里，《一地鸡毛》兀自飞扬中流眄一路岁月，足见其美学动能的畅旺，以及生命启悟的绵延无尽。它像一面时代的镜像，在窥见着我们学术生命里的洞见与盲视，揭示与遮蔽，浅见与卓识，给我们以深刻的反省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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