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视角下的双重面孔|基于用户体验视角的跨界营销分析

　　摘要：《无出路咖啡馆》是严歌苓“跨界”状况下的创作，在这一创作旨趣下所勾勒出来的美国人形象，呈现出双重面孔：在其善举背后冷漠、虚伪的“救世主”形象以及循规蹈矩背后自立、律己的中产阶级形象。美国人形象的双重面孔是美国现实社会在作者心灵中的投影，体现了“自我”对他者文化认同与拒绝的矛盾心理。
　　关键词：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跨界叙述；双重面孔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2）5-0040-05
　　严歌苓是当代著名旅美华人作家，她的作品因“窥探人性之深，文字历练之成熟”①而受到广泛关注。其实，严歌苓留美前就是上海作协专职作家，只是其声名响彻大洋两岸是在留美之后，这主要是因为她移居美国后，在异质的文化环境中对人生的问题和人性的复杂性有了一份新的感悟②。本文以《无出路咖啡馆》为对象，考察严歌苓移居美国后由于处于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其跨界叙述对于“美国人形象”塑造的影响，揭示作者既敏感于美国人“救世主”面目背后的虚伪与冷漠，又肯定他们循规蹈矩而又务实乐观的中产阶级生活态度，体现了作者“自我”对他者文化既认同又拒绝的矛盾心理。透过这种心理，我们可以探寻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的境遇，可以观察跨界状态下作家“自我”的内心状态。
　　一、跨界叙述：《无出路咖啡馆》的创作旨趣
　　“跨界”具有后殖民语境中“流放”的含义，即指地域、心理和文化上的“流放”③，又可理解为无所归属、错位、移植等。用“跨界叙述”来定位《无出路咖啡馆》的创作旨趣，是对作者创作经历和创作体验进行梳理后得出的结论。1989年，30岁的严歌苓留美，经历了打工、读书、创作的艰辛求学生涯，对底层移民生活有了深刻的了解和体会。1993年，严歌苓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结婚并定居美国，她曾将这一经历称为“错位归属”。所谓“错位归属”，是严歌苓对“Displacement”一词的汉译，也是作者基于个人体验对寄居他国后对异国文化难以彻底认同、而对祖国文化又无法彻底归属的一种矛盾状态④。
　　“错位归属”，是当代留美作家共同的体验。然而，因社会背景、群体经验等因素的差异，作家对“文化冲突”的处理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同为中国当代留美族，台湾作家群的现实和心灵的双重“失根”，使他们频频回望故乡，对美国文化感觉到了“融入的艰难”。大陆“70后”和“80后”的作者，身上没有历史阴影所给予的重负，比较容易融入西方文化。而背负“文革”记忆的大陆作家群，则带着理想主义时代培养起来的昂扬的斗志和精神上的优越感，对北美文化往往采取“不融入”的姿态⑤。
　　严歌苓，其创作明显属于采取那种“不融入”的一类。这群人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都经历或目睹了“文革”的狂欢和痛苦，这种记忆永远烙在了他们的心灵深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逐步走向正常的轨道，“留学意识”也随之高涨，“出国潮”很快由古井微澜变成沧海巨波⑥。经历了“文革”的思想钳制后，人们要求“自由”与“民主”的意识空前强烈，于是，经济发达、被认为“自由”与“民主”的美国成了众多留学人士的首选。很显然，带着“文革”创伤记忆，怀着“自由”梦想的这一代作家，在赴美后感受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相互碰撞时所带来的强烈的“冲突”。也正是这种冲突，给严歌苓的创作带来了旺盛的生命力：
　　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于是便出来一个又一个小说。⑦
　　不过，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刚去美国的她还没有在“新土上扎根”，一如众多大陆留美作家，表现出对他国文化的疏离。但这一状况在她结婚后逐渐得以改变。1993年，严歌苓与劳伦斯结婚并定居美国，进入了她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对这段异国婚姻，作者在一次访谈录中这样谈到：“我的异国婚姻对我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从这以后，我了解了白人，了解了美国人，了解了他们的文化、思考结构、心理结构。”⑧作为一个努力、认真的专职创作者，她既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呼唤，又想保持适当的距离，她说：“像加缪那样站在局外，因为那样就比较容易看出社会中荒诞的东西。”⑨她知道，这样一来，待移居生活方可给她“丰富的文学语言，荒诞而美丽的境界”⑩。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经历了对故国文化与经验的沉潜，并对他国文化与生活的自觉把握之后，严歌苓才将前述几类旅居作者所回避、忽视、弱化了的文化冲突予以强化。《扶桑》、《人寰》、《无出路咖啡馆》等作品就是这一“找寻自我”阶段的创作{11}。
　　2001年中国大陆百花文艺出版社与台湾“九歌出版有限公司”相继推出的《无出路咖啡馆》是严歌苓创作的一部长篇。由于该小说综合了多种矛盾，涉及到美国社会的多个领域并讲述了几代移民的故事，因此相对于作者同一阶段的其他移民题材小说，其在构建“美国形象”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小说主要情节取自作者的亲身经历——由于作者与美国外交官有“正式罗曼史”的倾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她不断审问和调查，甚至要做测谎试验。作品以这一情节为主线，将作者对美国人的理解逐渐展开，推向纵深，勾勒出了跨界境况下“我”眼中具有双重面孔的“他者”，从而形象地反映出身处文化夹缝中自我的矛盾心态。
　　二、行善背后虚伪、冷漠的“救世主”形象
　　故事以FBI等美国政府部门对“我”的调查、审问为主线，穿插了“我”与“艺术瘪三”里昂等的交往、“我”与安德烈的恋爱以及发生在中国过去时代的“我”母亲菁妹与父亲、刘先生的缠绵爱情故事几条副线。在这一故事框架下，作品从两个方面刻画了美国人形象的双重性。一方面是行善背后虚伪、冷漠的“救世主”，另一方面是循规蹈矩而又自立、务实的中产阶级。这两方面是矛盾的，但又奇妙地统一于美国人的形象中。 　　首先，小说中的美国人大多以“救世主”自居。年轻帅气的小伙理查·福慈，身为FBI特工，在对“我”这个中国大陆来的穷留学生不断调查审问的同时，一再强调他对第三世界的满腔爱心，并以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言说。他收养了韩国女童“阳光灿烂”，每天要与烦人的尿布和幼儿园打交道，不但牺牲了大把休闲时间，偶尔还要耽误工作。他与“我”的幼时好友阿书交往，想与阿书结婚，以实现他对第三世界人们拯救的愿望。房东牧师夫妇见“我”经济困窘，为“我”多次举办教友募捐会。24岁的牧师太太犹如一只护着小鸡的母鸡，为30岁的“我”追回电话公司的电话费，并对调查、审问“我”的约翰（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者）进行义正言辞的指责。当听说系里还有“我”这样的贫困生时，系主任所表现出极度愤慨。这些美国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外交部官员、FBI特工、牧师、教授，还有年轻漂亮的白领劳拉，年老的贵妇米莉等。他们以世界优等公民自居，对来自贫穷的第三世界的“我们”表示关心与善意。在他们看来，“我们”是被置放于篮子中的孩子，顺水漂流到了此岸，拯救“我们”也就成为他们神圣的职责。这反映了这些美国人把他者置于弱势地位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按萨义德的观点，是前殖民时期西方对东方殖民的优越感，而就中国社会现实来说，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在“文革”后刚刚复苏，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美国人把中国人当成被拯救者，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人们可以注意到，全球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以及美国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反种族歧视运动，使得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逐步缓解，以往声色内荏的殖民压迫也为东方主义的“救世”外衣所掩盖。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两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正好让美国人觉得帮助他国的移民，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展示的某种善意。
　　可面对美国人的善举，“我”的感受又是怎样？在小说中，“我”在一次次感恩后，是压抑、厌倦并最终逃离。比如，“我”拖欠了房东牧师夫妇的房租，他们不但不催问我，还对“我”礼貌有加，使“我”内疚不已，只有尽量躲避以免难堪。牧师太太为“我”多次发起了募捐会，可“我”终于不堪忍受这种靠贩卖过去悲苦经历来赚取教友们同情的泪水与支票的方式，于是借故逃离了募捐会，最后搬离牧师家。男友安德烈对我非常爱护，为了保障“我”的温饱，他从并不富裕的薪水中给了“我”800美金；他还记得“我”的每一种“嗜好”与“过敏”，并尽量满足“我”，呵护“我”。为使“我”免于测谎试验，安德烈辞掉了最适合自己的职业。虽然如此，“我”还是默默地离他而去。作者还颇有意味地暗示，特工理查收养的婴儿“阳光灿烂”，似乎并不理会理查的付出，总对他说“不”。为什么会有这些违背常情的行为？是因为“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些善行背后的冷漠、虚伪与距离。
　　小说中一再提起“顺水飘来”的“箩筐里的孩子”的意象，已经暗示了这种善行的性质。“我”是个来自第三世界中国的穷留学生，“我”在这些美国人看来，是类似“孩子”的弱者，是他们照顾、保护的对象。他们对“我们”的一切善举，就根源于这种认识。因此，他们站在与“我们”不同的高度，他们是优越、高贵的，行为是主动、施舍的。作为这些行为的接收者，“我们”必然会感受到与行为施予者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往往以讲述美国故事时快速、紧张的节奏与人际交往中冷冰冰的礼貌体现出来。小说的叙述以过去的中国与现实的美国不断交叉进行，前者以“我”母亲菁妹的婚恋故事为主线，用一种舒缓的节奏，叙述过去中国的浪漫唯美。比如在菁妹离家去南京闯荡的那一情节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了菁妹如何打车去南京，并对她棉纱的长筒袜以及绣花手绢也进行了仔细的描述。一旦镜头转向现实美国时，文本节奏是快速紧张的，文中出现了大量不带引导词的直接引语，类似自由直接引语，这种引语有助于快速捕捉人物心理。理查·福兹与我的对话，用的就是这种方式。这种快节奏的叙述没有温情，使我们感受到了人际关系的距离和冷漠。冷漠又往往体现在礼貌中。当“我”因拖欠房租万分不安时，牧师太太并不催促，可那一声声克制、礼貌的交谈与细声细气的举动，分明给予了“我”无形的压力。劳拉是安德烈富有的美国女性朋友，她不断惊呼“我”的大衣历史悠久，说它是“普遍意义上的垃圾，特殊意义上的古董”，很有涵养的话中是带着嘲讽的。理查等特工虽然口口声声说同情第三世界，却像无赖那样用尽办法审问“我”，使“我”的生活陷入混乱与崩溃的边缘。系主任对我的贫穷表现出了极度愤慨，可“我”最终还是与奖学金无缘。可以说，当“我”与美国人交往时，如与安德烈一起进餐，与安德烈一家过圣诞节，与“我”所侍奉的贵妇人米莉的交谈，这些人的态度往往是克制的，礼貌的。这与艺术瘪三里昂（来自印度尼利西亚的华人）、海清（来自中国北京）、王阿花（前两者的美国女友）以及阿书的表现不同，里昂等人的态度常常是率性的，甚至是放浪形骸的。礼貌与克制本是一种美德，可小说通过对礼貌与克制行为的反讽性叙述，又时时揭露这一行为的虚伪性。这与礼貌的两面性有关，礼貌一方面是尊重，另一方面又是疏离。礼貌在一些场合，更多的是针对陌生者的。如《红楼梦》中贾母对久居贾府的薛姨妈刻意的礼让有疏远意味一样，严歌苓笔下一再强调美国人的礼貌有加，也应缘自美国人的刻意行为给“我”的距离感与疏离感。严歌苓从中感受到的是卑微和痛苦，就像她说的：“他们的人权是有条件的，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12}
　　三、循规蹈矩而又自立务实的
　　“中产阶级”形象
　　“无出路咖啡馆”，是社会边缘人“艺术瘪三”里昂、海清、王阿花等经常出入的地方。这类人贫穷而又狂放不羁，信守“不自由，毋宁死”的哲言，与“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主流相对立。在人物族裔身份上，前者多为华裔，后者多为美国人。作者做这样的处理，应该不是偶然的。八九十年代大陆旅美留学生的生存艰难，决定了他们大多人还不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中产阶级则是美国社会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人形象的代表。作品中的中产阶级多为美国人，也应与这种状况有关。 　　很显然，“我”是把“艺术瘪三”们引为了“同道”。叙述者以惊险奇遇的笔致讲述了她与落魄的华人艺术家里昂第一次相逢于午夜地铁站的情景。两个旅伴中，“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坐在“梳着马尾，穿一身黑的亚洲男子”里昂身边，因为共同的贫穷，“我”在他那儿迅速找到了认同感。在以后的交往中，“我”与里昂及他的朋友海清、王阿花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与此相对，“我”对安德烈所代表的中产阶级主流社会却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比如，小说中多次不无厌烦地写到安德烈的刻板，他总是千遍一律地拿枝玫瑰在机场迎接“我”，而美国人也总是在圣诞节刻意制造收到礼物时的惊喜。美国中产阶级对安逸、富足生活的追求，是以对社会规范的遵循为条件的。遵循规范，意味着要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克制，要牺牲一点个人的自由。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与“我”这类贫穷留学生的生活格格不入。在这种正反对照描写中，“我”认同里昂这个边缘艺术家而否定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
　　不过，生活并非如此简单。美国的中产阶级固然循规蹈矩，可是刻板的行动中包含了务实乐观的生活态度。作者对此是基本肯定的，而这又往往通过对“无命名”生活态度的否定表现出来。小说标题“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无出路”一词，点明了题旨，表明“无命名”生活方式是无出路的。这种否定体现在许多方面，如里昂“宁愿牺牲自己的肾也不牺牲他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显然“荒诞”而“凶残”，是自我法西斯主义者，是“对抽象的人类有意义，而对具体的个人是祸害的一群”{13}。随着与里昂交往的加深，“我”对他们“无命名”的世界越来越无法忍受。在“无命名”状况下，一切关系都是含混、没有意义的，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与此相对，则是“我”对安德烈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务实乐观生活态度的肯定。安德烈花掉他在信用公司最后的一笔1400美元买机票，目的就是来向我证实他在调查表上确认的是“打算将此关系发展为婚姻关系”。安德烈对“命名”的重视，最终赢得了“我”的好感。“我”在里昂与安德烈之间曾经摇摆不停，到里昂与安德烈的争辩结束时才做出了决断，“我”没有跟里昂留下，而是随安德烈离开。这场争辩是中产阶级的安德烈与“无命名”生活方式的代表里昂就各自所认同的“自由”与“牺牲”展开的正面交锋。争辩过程中，针对里昂苍白虚幻的所谓“自由”和“牺牲”，安德烈的陈述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务实的世界观：
　　我也许真像你讲的那样，把生命的主要段落出卖了，但我换来的是尊严，是给一个女人起码的体面生活的力量。假如我一旦失去这个尊严和力量，我根本就不会走进任何一个女人。尊严和生存能力，给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去爱女人的条件，没有这条件，你连雄性也没有。{14}
　　“我”虽然最终还是因为不能忍受被安德烈“照顾”而决定与他分手，可分手时她对安德烈又充满深情，并对安德烈与里昂作了一番饱含着情感的比较：
　　美好的东西，再新鲜都带有一点儿陈陈的感觉。这便是昂贵物什的昂贵所在。安德烈外套上的气息，该是几十年岁月才能提炼出的悠远、沉郁……里昂毁坏的不是我心灵的忠实，他毁坏了我对爱的接受和给予的能力，他毁得最彻底的，是我对爱的胃口。一个人整个情感世界的一切命名被打乱了，他是幸还是不幸呢？他是残缺了还是有了病态的增生？{15}
　　“我”显然欣赏安德烈的“美好”与“昂贵”，认为里昂的“无命名”世界是“不幸”、“残缺”和“病态的增生”。
　　作为一部以作者亲历为主线的小说，“我”对中产阶级舒适安逸生活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代表现实中作者的态度。舒适而惬意的生活，对严歌苓这些八九十年代初出国门的留学生来说并非易得。钱宁曾在他的《留学美国》中说：“1982出国时，他们拿的都是国家教委的奖学金，每月四百多美元。靠这点钱，在美国生活是相当窘迫的。”{16}因此，对富足、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认可与向往，应与这种写作背景有关。更何况，舒适与幸福的生活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作者赞同这种生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从这样的角度看，为了舒适而惬意地生活而遵循社会规范的中产阶级自律就是一种好的品德，这应是作者对生活有所感悟而发，她曾说“婚姻是一种严格的纪律”{17}，强调的即是律己的重要性。
　　① 转引自陈瑞琳：《冷静的忧伤》，《华文文学》2003年第5期。
　　② 王文璨：《永远的寄居者——浅析海外移民生涯对严歌苓小说创作的影响》，《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
　　③ 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④⑦⑧⑩ 庄园编《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第221页，第270页，第215页。
　　⑤ 刘俊：《北美华文文学中两大作家群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2007年第2期。
　　⑥ 钱宁：《留学美国》，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⑨ 沿华：《严歌苓：在写作中保持高贵》，载2003年07月17日《中国文化报》。
　　{11} 李燕：《异质文化中的身份建构：从叙述者我的出场与缺席看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2} 严歌苓：《一个美国外交官和内地女子的婚姻》，庄园编《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232页。
　　{13}{14}{15} 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第268页，第283页。
　　{16} 钱宁：《留学美国》，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版。
　　{17} 《婚姻是一种严格的纪律》，严歌苓口述，卡玛整理，《名人家庭》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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