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民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先秦儒家伦理思想阅读

　　【摘要】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渊源于尧舜禹至殷周时期的养民、顺民思想。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在轻徭薄赋，尚仁亲民，养民以惠；节用爱人，体恤民力和民情；均贫富，制恒产，保民生。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是为统治阶级达到天下大治和实现王道服务的。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是我国当今民生政策的思想基础之一，当今的民生思想是对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的继承、发展与超越。
　　【关键词】先秦；儒家；民生伦理；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039-7
　　“民生”顾名思义就是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具体事宜，是国民的生计。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后，解决民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就成为了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关注民生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道统，也是我国古代伦理关怀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先秦儒家思想中有着丰富的民生伦理意蕴，探究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对于我们现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与启发意义。
　　一、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的溯源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一是承袭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思想，“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二是继承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又总结了以“仁”为代表的新的思潮，创立了以“仁”为主的“仁”与“礼”相结合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先秦儒家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后来孟子和荀子对先秦儒家伦理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前孔子时期的民生伦理思想就成了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
　　“民生”一词最早源于《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意思是说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主要还是在于民众自身的勤劳，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能使物质财富丰裕而用度不尽，生计问题自然而然地就解决To在远古时代，通过勤劳来解决民生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科学技术十分落后，在这种条件下，以农业为主通过手工劳作的原始的人类生产形式远不能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社会组织来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于是当生产需要管理社会的力量（一般是指政府）来组织以弥补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的不足。这一时期解决民生问题便更多地仰仗代表社会组织的政府，即当时的统治阶级。因此，孔子之前的民生伦理思想（延及其后），大多是以统治阶级的仁政，博施济众而表现出来的。
　　早在尧舜禹时代，尧就提出了“允厘百工庶黎咸熙”，舜要人“播时百毂”，“汝共工”，禹曰：“行在养民。水、火、金、木、土、毂维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些都是积极倡导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最早体现民生关怀的文字记载。汤为政的目的是“贲若草木，兆民允殖”就是让草木长得丰茂，允许黎民百姓耕种收获。后来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昔者周文王治歧之时“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也就是说，在周文王治理歧时，就开始实行减轻赋税，并实施仁政于鳏寡孤独者，优先照顾最穷苦无依靠的人，也就是关心我们当今所言的弱势群体，使“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能渡过难关。武王克商，随即博施济众，以解当时战后民生之艰，“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周朝推行“井田”制度，目的是为了老百姓有赖以生存的田地。
　　殷周时期，由于平民暴动时有发生，统治集团中一些比较开明的政治家如箕子、微子、比干等感到社会的危机。从而开始怀疑当时的“天命”观，由“天命”观转入到重“人事”。重“人事”主要是顺乎民意，让民众得以生息。他们提出了要尊重人民，统治才能长久的思想，认识到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命，民情即天意。《尚书·皋陶谟》日：“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书·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就是说，统治者只要对天负责，顺乎民心就是顺从天意。《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可见民本思想在周朝就有文字记载，并且把人民当作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大众生活安稳了，才有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以人为本在当时关注的焦点是民众的生活。周公吸取商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的灭亡教训，从伦理的角度宣扬“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尽管殷周时期的民生伦理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天命观的窠臼，处于天命观与重人事混存的状态，但提出重人事，特别是重民生，是历史进步的表现。
　　这一时期的民生伦理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允许和支持百姓发展农业生产，通过具体的制度如“井田”制来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救济灾难民及贫弱无依者，并从带有原始愚昧宿命观如祈天保民、敬天保民转向重视民众通过主观努力来保障与改良自身生存状况。这一时期的民生伦理思想尽管比较零星肤浅，不系统，但是奠定了民生伦理的思想基础，并为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以下简称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继承与发展。
　　二、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的表征
　　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家们继承并发扬了先贤们的思想，提出了比较丰富的民生伦理思想，他们的民生伦理思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轻徭薄赋，尚仁亲民，养民以惠。
　　孔子认为，如果君王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便是仁德与仁政的具体体现。只有发展生产让老百姓生活富裕，衣食无忧，日常生活用度充足，统治者的日常用度才会充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保障和关注民生，给老百姓以恩惠，是合乎孔子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君子的重要维度，“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孔子很早就注意到要重视人民的衣食礼仪，“所重：民、食、丧、祭”。并要求统治阶级顺应民意，满足人民大众的合理需要和利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对老百姓要公平和宽容，只有这样，民众不仅高兴满意而且还会拥护和支持你，“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孔子认为，要使民众相信统治者就必须解决其生存所必需之粮食，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孟子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薄赋税，让百姓能深耕细作，发展农业生产，衣食丰足，“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在我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孟子意识到让老百姓耕种好田地，减轻人民的税收负担，是实现百姓富足、改善民生的有效途径，因此他主张“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孟子认为，在凶恶的灾荒年岁，统治阶级的各级官员应当为老百姓开仓济食，否则就是不关心老百姓，残害民众。“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九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如果统治者能实行亲民爱民的仁政，老百姓就会自然的爱护他们的父母官并把父母官当作自己的亲人，直至为其肝脑涂地，“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保障和改善民生，还在于减轻民众的各种赋税负担，这样有利于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孟子曰：“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在国家富强昌盛之时，孟子仍然坚持统治者应当实行仁政，关注和改善民生，这样还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
　　荀子主张以政裕民，即通过薄赋税和政策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为以政裕民。”荀子还看到了休养生息的重要性，他提出“殷之日，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意思是说在国家和平安宁之时候，要停止调动军队，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要对百姓慈爱，努力的开荒种地，装满粮仓，以备以后方便使用。
　　先秦时期除了儒家之外，其他各学派也非常注重轻徭薄赋，尚仁亲民，养民以惠。
　　墨家明确反对统治阶级横征暴敛，奢侈淫逸，以致于影响到国计民生，最后导致亡国。对老百姓的役使，要把握好度，不能影响到其正常的生产生活。“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意思是统治者按照通常规定的劳役修筑城郭，人民虽然劳累，但不伤大体；按照通常的征税原则收取租税，人民交纳了但不感到税赋重。
　　道家从“无为”论的角度也反对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之所以会有不足，皆因为统治者太过“有为”，通过苛捐杂税对老百姓进行掠夺，因而统治者应当体察民情，关怀民生，收敛自己聚敛财富的行为。
　　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管子强调民本、人本思想，认为人是本，是国家安危的基础，“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的治国理政思想是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兴衰治乱，取决于统治阶级是否顺应民心，是否关注民众的生产生活，“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第二，节用爱人，体恤民力和民情。
　　孔子主张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应当节约国家的财力，爱护民众并根据农时来安排老百姓的农业生产，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也主张役使百姓要“不违农时”。战国末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提出的主张是“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要求统治者不要加重百姓的负担，应根据农业生产规律来安排百姓的劳役，不违农时，不妨碍农业生产。统治者减轻民众赋税和劳役，保证农业生产，遵循农时，以达到国家百姓上下都富裕，政通人和，天下归心的效果。孔子认为，“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奢侈豪华就显得骄横，节俭朴素就显得寒酸，与其骄横，还不如节俭的好，由此可见，孔子是力倡节俭的。
　　荀子指出开源节流是治国富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认为贤君“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主张通过节用、礼法和政治措施，让老百姓生活富裕起来，“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馀。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馀，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实出百倍。”
　　孟子和荀子具有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他们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以及民众在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叫荀子则明确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同时，荀子提醒当时的统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只有重视老百姓的民生幸福，才能得民心。
　　这一时期，除了儒家关注民生，倡导节俭之外，墨家也主张节用，并把统治阶级不节省民力，不顾及民生的浪费行为列为治国的七大祸患之一，“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墨家认为，粮食是民众和国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一方面要努力发展粮食生产，另一方面要节省用度。“凡五觳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统治者以身体力行来教化百姓节俭，那么不仅天下的老百姓容易治理，而且财富的用度也能满足需要。“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以老子为代表道家民生伦理观也认为，统治者若要使百姓生活富足，不劳民伤财，需做到崇俭抑奢，老子把俭视为国家之根本。《老子·第六十七章》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节俭为三宝之一，只要节俭，不劳民伤财，就能财用充足。如果执政者注重节俭，就不会搜刮榨取、残民自肥，国家则会长治久安；如果统治者过分背俭求奢，贪求财货，则会招致恶结果。《老子·第九章》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强烈反对统治者放纵自己的私欲，去追求奢华的感官享受，《老子·第十二章》有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第三，均贫富，制恒产，保民生。
　　儒家在处理社会财富方面主张均贫富，应尽量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达致社稷安宁。孔子并不担忧社会财富少，担心的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分配不均就会导致不安宁。如果社会财富分配均匀了，就无所谓贫困了，只有这样，国家才会和谐安宁。“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先秦之后，汉代的董仲舒继承了这一观点，主张要缩短贫富差距，避免以强凌弱出现，“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匮而上下相安。”意思是要协调好贫富关系，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使贫者都能足以生存。
　　孟子认为，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的有效途径是给民众以恒产，这里的恒产，在古代农业社会，更多的是指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土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只有给老百姓以恒产，人民才会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心，如果老百姓没有基本的生存资料土地，则会做各种违法犯罪的事情，危及社稷的安全与稳定。只有给老百姓以基本的生存资料土地，才能使广大民众安居乐业。因此孟子认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君主为百姓创造安居乐业的条件，“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只有制民以恒产，老百姓才能在年老体弱之后生活才有保障。“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如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给了老百姓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土地之后，还要辅之以农业生产技术，使其能够养家活口并颐养天年，“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
　　第四，关注和改善民生是实现天下大治和王道霸业的手段。
　　先秦儒家的民生伦理思想对于改善老百姓的民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都是以改善民生为工具达致统治阶级实现其王道的政治目的。正如孟子所说的“保民而王”，孟子认为“黎民不饥不寒，王道之始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要实现王道必须对老百姓施予仁政，才能在方圆百里的地方实现称王的霸业。孟子制民恒产也是为了统治阶级达到实现王道之目的。孟子认为，作为统治阶级，应当与民同甘苦，共患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王道的霸业，“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荀子也认为擅长于养民者，能得天下。“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意思是说，统一天下，利用天下万物，养护老百姓，使天下的人_同得到好处，凡是能达到的地方，没有谁不归服的。此外，荀子还主张通过统治阶级严明的礼法和对民众宽和的态度，来保障民生安乐幸福，“凡节奏欲陵，而生民欲宽；节奏陵而文，生民宽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极也，不可以加矣。”荀子把民生提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他认为统治者应当制定法规，按人的不同等级征税，处理好百姓的事情，管理好天下的各种资源，用这些东西来养育百姓。“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
　　法家的管子从民生富裕的角度出发，认为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使老百姓富裕起来，民富与民贫直接关涉到国家的治与乱，“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三、先秦儒家民生伦理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以孔孟荀为代表的民生伦理思想产生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自然灾害频生，加之社会动荡，战乱频发，民生多艰，正如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所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们当时所提出的亟待解决民众的民生问题大多仅限于民众生存所需的衣食，特别是生存所必须的粮食，但是他们的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先秦儒家民生伦理中的许多基本道德精神对于我们当今保障和改善民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新的民生伦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民生伦理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包括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在内的人类优秀民生思想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概括起来就是：“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我们当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理念，既继承了先秦儒家民生伦理的合理因素，又富有现代新意，是对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的扬弃与超越，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解析：
　　首先，中国共产党秉持执政为民的理念，继承并践行了先秦儒家轻徭薄赋，尚仁亲民，养民以惠的思想。如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不仅取消了农业税，真正实现了孟子所说的“耕者，助而不税”理想目标，而且还给农民各种补贴，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在城镇，提高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减轻城镇居民的税务负担，实施保障房工程建设，提高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交通运输领域，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保障物流的畅通，抑制物价上涨，减免了许多费用的征收，真正做到了“关，讥而不征”。
　　其次，我们当今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实，在先秦儒家先哲们的民生伦理思想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精神的缩影。孔子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的“制民恒产”，苟子的“以政裕民”，都是保障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体现。在先秦儒家思想家们看来，解决民生的目的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王道和江山社稷的稳定，都是从他们狭隘的阶级立场出发，如孟子的“保民而王”，“黎民不饥不寒，王道之始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荀子的“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当今我们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从给广大人民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生活环境，使人们永远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非为任何个人或政党的一己之私利和政治目的。
　　再次，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先秦儒家提出了很多均贫富和富民的民生思想，如孔子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希望“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企图通过开源节流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当时的阶级局限性，他们所提出的这些美好愿景都未能变为现实，包括后来太平天国时期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的与儒家大同思想相近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境界，直至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都没能真正实现。我们今天承续了儒家这一思想，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最后，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家民生伦理的内容。孔孟荀所处的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解决民众生存所必须的粮食问题是当时最大的民生问题，因此，不可能也没有提出如今保障和改善民众多方面民生问题的社会条件。我们今天民生保障囊括了教育、养老、医药卫生和住房等社会生活诸方面，是先秦儒家民生思想的创导先贤者们所难以企及的，尽管当时也零星地提到了上述内容中的一二，如孟子曾提出了“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的教育观，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教育仅为少数特权阶层所专有，远没有达到当今教育作为民生之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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