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发展多元化与本土化问题探析] 民族平等是指不同民族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宗教信仰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学术界对宗教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对本土宗教发展的忧虑、对外来宗教的排拒，在很多学术文章中都能发现这种情绪。东西方宗教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心理与文化认知基础、发展历程与传播方式、思想意识和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及其互补性与融合性，说明“和而不同”是其最终的发展结果和最高的境界。
　　关键词：宗教；东西方宗教；多元化；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B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034—05
　　一、东西方宗教的地位和张力
　　从世界各民族的发展情况来看，文化是一个民族认同的基础。文化犹如血脉，流淌在一个民族的身上，使之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从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而宗教却构成了文化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因为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人类是从蒙昧逐渐走向文明。无论哪个民族，都是从原始社会走过来的。对自然的敬畏、对生老病死的恐惧，使人们产生了对自然界的崇拜，尤其是对自己的命运的不可知性和不可把握性，使人们幻想出各种万能的神灵。人们把希望和幸福寄托给神灵，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和子孙，从而形成了各种祭祀活动。由于祭祀的对象和方式不同，引发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意识不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按照亨廷顿的划分和理解，文明是一个文化单位，是最高的文化群体，是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种族或民族，而是宗教。
　　宗教在经典理论研究者那里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并有着近乎一致的理论解读与定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提出人类掌握世界有四种方式，即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的。马克思将宗教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观点，对人们认识宗教和理解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马克思提出这一观点的百年之后，宗教学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直截了当地提出“宗教是一种文化系统”。他认为，宗教中的神圣象征的作用在于合成一个民族的精神，即人们的生活情调、特征和品质、伦理道德、审美类型和情绪，以及他们的世界观，这构成了人们认为事物“真正存在方式”的图景和“最富有包容力”的秩序观念。在宗教信仰和实践中，一个群体的精神，之所以在理智上被赋予了合理性，乃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理想地适合于世界观所描述的“真实事态”，同时，由于世界观被看做精心安排的特别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的真实事态的一种镜像，因而它还被赋予了情感上的说服力。“宗教的象征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特定的（如果存在，经常不隐晦的）形而上学之间，形成基本的和谐一致，在此过程中，每一方都借助对方的权威而相互支持。”
　　人类生活世界中的无知、苦难与不义的不可避免，都在根本的层面上提出“意义的问题”，而恰恰是借助于宗教的象征，人的存在领域和一个更广大的领域联系起来并被安顿于其中。格尔茨认为，宗教观不同于常识观，也不同于科学观，它所要求的不是离弃而是献身，也不是分析而是与之结合。而宗教观与艺术观的差别则在于，它不是要摆脱对真实性的整个质疑，而是有意地制造出相似的和幻觉的气氛，它深化了对事实的关注并努力去创造一种完全的真实的光环。正是这种“真正真实”感觉，成为宗教观的基础。
　　“科学技术可以拯救一个国家，文化能拯救一个民族。”张百春先生从哲学的视角出发，从理念上对宗教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和使命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对此，他分析：不仅仅是柏拉图发现了现实的不完美，佛教早就悟出来这个道理了，它认为世界就是苦海，因此你就要超脱，它不承认有什么理念世界，只要超脱出来就可以了。基督教说现实也是不完美的，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天生就有原罪，但有一个完美的地方，那里没有任何罪，就是天堂，当然等待恶人的是地狱。为了追求完美，人类产生了许多乌托邦。譬如：按照基督教的思想，亚当是人类始祖，他之后的所有的人都来自于他，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因此他身上包含了整个人类，这是从肉体上说的。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和百分之百的人，因此他又被称为神人，基督徒相信耶稣是唯一真神。相信了基督的人在精神上就和他是一类了。按照俄罗斯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构想，未来的全人类都将皈依基督教，因此，未来的人类就是基督的人类，即神人类。当然这是和柏拉图理想国一样的乌托邦，晚年他自己对这个乌托邦也失望了，任何乌托邦的命运都是这样。
　　宗教关注的是人们生活世界最为根本的东西，是人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体现，探讨的是人活着的意义和对死的看法。直到今天，人们对生死问题的探讨仍在继续，人们对大自然的畏惧之心仍在。宗教信仰尽管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改变，内容不断丰富，但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热情依然不减。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发展与碰撞的过程中，形成了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虽然西方宗教是一神论信仰，东方宗教是多神论信仰，但是随着政治的多极化、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当今的世界处于各种经济方式和文化交流之中，宗教的主题都没有变化，一直都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侵入到政治、经济生活的内部层面，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东西方宗教的异同
　　（一）社会心理与文化认知基础的差异
　　从东西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西方大多数民族是从游牧民族发展而来，依水依草而居，迁徙不定，生活中是以单个家庭为单位；而东方民族大多是从农耕民族发展而来，形成了群居的生活方式，家族观念比较浓厚，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心理基础。这种社会心理对宗教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欧洲以及印度，宗教的神或上帝、佛，是最高的信仰，是精神的寄托。而最高的善，生活的目标，人们行为的准则，都是从宗教的神的诫命或启示而来的。例如犹太教把“摩西十诫”说成是永恒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的基本准则，并且说这是上帝耶和华亲自向摩西颁布，与犹太人约法的（《旧约全书》）相同。又如，基督教的耶稣既被视为上帝之子，也是上帝的化身，他传布福音，教化世人，成为人间伦理道德的榜样和楷模。总之，在西方以及印度文化中，道德来源于宗教神启，宗教的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的东正教。俄罗斯处于东西方之间，原是多神信仰的国家。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过程很有意思，首先是当时的统治者看中了拜占庭东正教（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教堂富丽堂皇，宗教礼仪隆重而美观，于是他决定畈依东正教，接受了洗礼，然后把自己的臣民赶到第涅伯河洗礼，于是整个民族畈依了东正教。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定拜占庭东正教为国教，他们的原始宗教——多神教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俄罗斯民族在接受东正教之后，本民族的特性并没有消亡殆尽，如在建筑风格上，拜占庭流行的是葱头圆顶教堂，而俄罗斯改变了拜占庭东正教教堂的独头特色，融入了多神教的木结构建筑风格。如莫斯科红场上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这个教堂是多葱头型的，而且色彩缤纷，错落有致。
　　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华文明的观念中，文明的产生有另外的线索，从伏羲氏、神农氏到黄帝的传说，在汉代就已家喻户晓。虽然有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共工氏怒触不周山等神话传说，但这些传说更像是人类始祖的故事，而不是神灵的故事。这种文明起源的观念，在世界文化中也属罕见。尤其是关于黄帝的传说，影响最为久远。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将其记录下来，列为《五帝本纪》之首，以后两千多年，历代帝王也好，大众百姓也好，都把黄帝当做文明崇拜的偶像，而用它取代了西方文化中上帝的位置。中国古代关于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的传说，大体上反映了上古时代的中国文明由渔猎到农业而后又进入更高阶段的进程，古代中国人在对于这个进程的理解上，不是依赖于“神”，而是依赖于“人”，不是依赖于超人的力量，而是依赖于探索和劳动。
　　另外，中国文化和欧洲、印度文化中的神学独断相比具有自身理性的一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显要地位的儒家文化，西方有的学者称之为儒教。对于鬼神的看法，儒家文化采用了理性和实用的观点，如：“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儒家以实用的立场看待鬼神和天命，也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相对于依赖鬼神，中国人更重视自身道德的建设。儒家从“恻隐之心”立论，由“善端”加以扩充，就成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品质。在此基础上，采取逻辑推理的方法，把对道德问题的讨论引向人的主观修养一途，摆脱了有神论的道德观。中国的道家学说，虽然认为“道”产生天地万物，弘扬“道法自然”，但却否定有人格、有意志的神。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发展，坚持无神论观点的，不仅有科学家、思想家，也有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无神论的文化传统。
　　产生于印度、遍及亚洲的佛教有自己完善的理论。释迦牟尼时期，佛不是神，佛是“觉”的意思，佛就是一个“觉者”。“菩提”也是“觉者”的意思。后来佛教徒通过造神运动，才使佛教有了“神”。但佛教弘扬的思想“不二法门”影响深远，它倡导“以出世心做人世事”，所以能够把出世和入世完全沟通起来。佛教强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为佛教”，一直到大乘佛教的“悲智双运”，应该说佛教具有一种社会净化的功能。人间佛教重视人生的修养，提升人的道德品质，提倡为社会服务，这种思想和中国的儒家思想极为相近，所以，佛教在传人中国之后，很快就与儒家思想融合在一起，至今在亚洲许多国家依然受到推崇和敬仰。
　　（二）发展历程与传播方式的差异
　　谈起西方宗教，不能不谈到犹太民族。我们知道，犹太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虽然也都产生于东方，但主要流布于西方世界，向来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这得从犹太民族的历史说起。犹太民族的明显特点是一神教。因为特殊，所以它多灾多难。犹太人曾经逃荒到埃及，寄人篱下；摩西带领犹太人逃出埃及，这就是《旧约》的《出埃及记》里记载的事件；后来，犹太人被巴比伦人俘虏去当奴隶；然后又受波斯人、罗马人统治……所以，犹太人希望自己唯一的神耶和华来拯救他们。公元元年，耶稣诞生，长大后，耶稣觉得自己负有伟大的使命，并认为自己就是基督——救世主。他开始宣传自己的思想，其核心思想是“爱神”和“爱人如己”等等。他一生只招了12个门徒，这些徒弟相信并宣扬他的学说，这个学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后来形成的《新约》，《新约》和《旧约》一起构成基督教的经典《圣经》。
　　在耶稣生活的时代，犹太人正处在罗马人统治之下，耶稣的使徒们冒着生命危险在这个帝国里传播他的学说，结果是耶稣基督被送上了十字架。但是遭到迫害达300多年的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被罗马帝国确定为唯一合法的宗教，即国教。后来东西罗马的分裂直接影响了东西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天主教和东正教。基督教的传播是伴随着武力的征服而进行的，由于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没有形成国家实体，其文化也随着民族的散徙而寄寓于东西方各文化区内，仰赖共同信奉的教义而终致不坠，但也因此而没有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犹太文明。基督教文化取代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或普世文明，乃是罗马帝国的遗产。西方文化的源头本在古希腊，古希腊和罗马人继承已经消歇了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文化，创造了睥睨百代的历史功业和惊人辉煌的古代文明，于是，“由成就而滋生傲慢，由醉心繁荣而沉沦奢靡，由英雄气概转而为穷兵黩武，凡此种种，都是这一文化内无所守，亦即缺乏终极关怀那样一种文化内核的具体表现”。陈启智认为，蛮族的破坏为基督教文化起而收拾人心和残局创造了外部条件，然而希腊文化为基督教文化取代以后，欧洲却进入了中世纪的蒙昧之中，长达10个世纪之久，使之成为西方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今天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融合，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及工业文明都从基督教新教文明中孕育出来。基督教文化的版图后来一直扩展到美洲，成为当今世界影响最远、范围最大的文化圈。
　　同世界上任何民族一样，在中国的远古时代，也产生过原始的宗教以及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和其它民族的原始文化大体一致。直到殷商，在意识形态上仍有“尊天事鬼”的特点，“卜辞”中所记载的，就是殷商贵族的宗教占卜活动。但是在殷周之际，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产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从西周开始的疑“天”思潮以及“敬德保民”的思想观念。周人推行的种种制度典礼，如分封制、宗法制、礼制，实质上无不渗透着一种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其要旨在于“纳上下于道德，而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中国传统文化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致思趋向，都由此开始。宗法道德观念的确立，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以至被摆脱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相区别的一个突出优点。 　　另外，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最重要的是它的学说并不单一，而是在道家和法家中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一政治上主张君臣共治，以德临民；经济上提倡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外交上实行睦邻敦邦，和戎变夷；文化上推行礼乐相须，化民成俗。这都是其“仁义”原则和“内圣外王”之道的显现随后，儒家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又遇到了佛教文化的挑战。结果是完成了儒、佛、道三家学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的定位，形成了以儒学为正统，佛、道两家为大宗，三学鼎力而又各安本位的文化格局，并未出现一方消灭或取代另一方的结局。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并在空间上扩展到周边国家，形成了一个东亚范围内的“儒家文化圈”。
　　同时，在世界东方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南亚的佛教文化圈，以及西亚的伊斯兰教文化圈。佛教的文化传播多是以和平的形式进行的，即使面对攻击也只采取自守的策略，这与其过于自信的终极关怀有关。而兴起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文化，影响所被，遍及亚非欧许多国家，其文化圈分布比较分散，但核心地带仍在西亚。伊斯兰教文化的传播最初多伴随武力征服，尔后则是伴随着商业活动进行的。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文化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会处，对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在亚洲历史上形成并流传至今的这三大文化圈足以代表东方文化。东方宗教的发展一是受到国家的支持，服务于国家的稳定和控制；二是宗教理念上的平和能为人们所接受而快速传播，传播过程明显体现出一种平和的姿态，在一种和平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得到延伸和发展。
　　（三）思想意识和价值追求上的差异
　　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对东西方宗教的意识形态做了精辟的概括。他说，西方政教分，先自希腊罗马，下迄近代，凡属政治方面，全在分裂争夺之状态中，无以自逃。其统一趋势，则只有宗教方面。但耶稣乃犹太人，西欧诸民族之能分不能合，亦由此可见。他认为，西方人没有中国传统之天下观，即人类相处之道义观与伦理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正在由个性人格中反映出普遍人格，此即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成佛之传统信仰。此一信仰建基于儒家之性善论。道家虽不明白提倡性善论，但其内在倾向依然主张人性善，故以归真反朴回向自然为理想。从竺道生到慧能的佛学，主张人人皆具佛性，仍是中国传统变相的性善论。耶稣教在中国不能像佛教般广深传布，其唯一症结，即在性善性恶两观念之极端冲突下受阻。
　　目前西方某些宗教在中国乡村的传播颇有壮大之势，其发展之迅速，超过历史上任何阶段，这已引起了众多国人的关注。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基督教信徒数量在7000万到1个亿之间。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基督教在中国乡村的传播起初势头旺盛，这是因为它与中国民众的生活习俗、价值信仰结合起来。但是，目前传播趋势有所减缓，这是因为基督教的一神信仰与中国的多神信仰相冲突，特别是中国人除了敬神，还敬祖先，尤其是坚守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等传统的社会美德。虽然在现代化的中国，家族观念没有过去强烈，但孝敬父母、尊敬长辈，仍然被看做是做人的美德。什么礼仪都可以借鉴，但祭祖的礼仪不可改变。在广大的中国乡村，祭祖的仪式一直沿用在婚丧嫁娶、民俗节日等日常生活中。正因为如此斯宾格勒才把道德灵魂当做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黑格尔才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由此，宗教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环境相结合，尤其是移植的宗教必须与本地的文化传统相适应。这从反面也论证了西方的理性社会与东方的关系社会之间存在文化差异，造就了东西方宗教理念与内涵的差别。
　　三、宗教发展中多元化与本土化的启示
　　1.宗教多元化
　　东西方宗教多元化的现象在现代生活中越发凸显，这得益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例如经济上很发达的美国作为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多种族、多宗教的移民国家，没有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就难以体现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作为一个以基督新教——天主教为主流的文化体制，没有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就失去了美国文化赖以存在的根基。克林顿总统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我们拥有种族、宗教和政治上的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这在21世纪将是天赐之福。那些能够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和锻造团结的新纽带的人们，将会得到巨大的收获。”但不论是天主教、基督新教，他们信仰的神都是基督耶稣。中国的宗教历来都是多神信仰，对外来的宗教也大多采取包容的态度。例如，元朝的统治者忽必烈就曾明确表示：有人敬耶稣，有人敬佛，其余的人敬默罕默德，我不知道哪位为大，我都敬，求他们庇佑。这表明，在中国的宗教发展史上，宗教始终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
　　对于中国的宗教问题，东西方学者看法不一。西方学者认为，儒教是宗教，道教是一种民间信仰，称不上宗教，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但是当代的西方学者却认为信仰与宗教是有着种种的互通，尤其在当代的世俗社会中。一些西方社会学家说，信仰就好似一个“超级市场”，人们可以找到“传统型的、土产的、新潮型的、复古型的、进口的以及神秘主义型的”各种信仰或者宗教的产品，如果你觉得这个产品不行，你可以把它扔掉，换一种产品。信仰的多元化使人们感到犹如在超市购物那样，被物品的多样性和购买者的多种多样弄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随着“地球村”时代的到来和各国人民交流的日益广泛，宗教文化之间的交往和传播形式呈现多元化、多样性在所难免。
　　2.宗教本土化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具有排他性的，不然这种文化就不足以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形态的文化，就无以与其他的文化相区别；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又是具有融通性的，不然这种文化就不能获得充实和发展，也就失去了与其他文化竞高争长、并世共处的条件。”对宗教文化来说，人们是对其根本教义的信仰，信仰不同的教义便形成不同教派。人们信仰、服膺一种教义，就会坚定地维护其神圣性和纯洁性，并按照自己的教旨去设计安排社会生活方式，对内不允许违背其教义的行为言论发生，对外则反对其他宗教的干预和侵犯。
　　中国宗教也具有这种特性，但它的融通性强于排他性。儒家思想学说虽然不被大多数中国人视为宗教，但是它在历史上也的确曾以宗教的身份出现。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存在一种“宗法性宗教”，其核心精神和伦理色彩也是儒家的。如果我们按照现在学术界对宗教比较广义的理解，也可以将儒教视为历史上一种独特的中国民族宗教，称它为华夏文化之魂。至今它仍然是中国的文化精髓，是中国人行为处事必须遵循的原则。道教则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可以用鲁迅的一句名言“中国根底全在道教”来表述。中国人崇尚自然万物，冥想中的各种神灵今天依然受到人们祭拜，如土地神、山神、花神、树神、海神等等。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得以传承，这都要归功于道教的影响。 　　佛教之于中国文化，则更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印度佛教按其传统本来应该是视“佛道为至上道”，强调佛教具有最高权威。但他们在对中国传教过程中则发现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一融入中国文化的奥秘，“依靠国主”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传播的重要政策。而且，也正是因为佛教在变俗人世的过程中“佐教化”、“益国治”的表现，才使它达到了在华本土化的目的，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它本身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结合就决定了佛教在华的命运。
　　伊斯兰教虽然是阿拉伯文化的结晶和代表，它在华也有一个与中国文化结合的问题。它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和融合也给这些少数民族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和动力，但是一旦它被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用为“民族分裂”的旗帜或掩护，则不仅会给这些民族的发展带来损害，而且也会使其本身蒙上浓厚的阴影。如果伊斯兰教促进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共在和共融，其本身是会成为民族团结的催化因素和社会稳定的和平因素，符合“伊斯兰”即“和平”之本意。
　　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基督教在中国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因为它表现出一种强势与张力，这种张力现在仍然存在，所以，它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入也就更困难。中国历史上说的禁教或者说当代人的反渗透，主要也是针对基督教而言。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真正的国教，亦没有形成某一个宗教特别突出、至高无上的局面。宗教总是在中国政治允许或控制的范围内生存、发展，并不能容其自由发展或者任意扩大。因此，在西方的文化中铸就的基督教的鲜明“个性”和“双剑”理论——神圣之剑是教会的权威，世俗之剑是政权的权威，被认为应该并重——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所要求的“调和”、“调适”，甚至“妥协”和“让步”。基督教要真正实现在华的本土化，必须认清这一点。
　　四、结语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排他性和融通性。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任何文化不受外来影响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其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本土文化。基督教文化可谓西方之普世文化，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欧洲的普法战争无不起源或发生在西方。“看来冲突的发生与否，原不在文明的同与不同。如果只顾一国之利，而不惜损人之国，虽文化完全相同，冲突已在所难免，反之，虽文化迥然相异，而和平断然可期。”为了避免文明冲突的出现，当世各大文明都应吸取发扬儒家文化的和合精神，将冲突的危机转化为有益的竞争。果能如此，则未来世界的文明必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宗教作为文化中的核心成分，维持其平等的竞争局面，有利于世界各民族的和平共处。任何一个国家试图利用宗教或更宽泛的文化理念去入侵和改变其他国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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