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言万语，何若莫言:千言万语

　　两年前，也就是2010年，蛰伏近4年的莫言推出长篇小说《蛙》，那时，就有人在新书宣传过程中问莫言：“听说您这部作品打算冲击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当时回答：“我说，谁跟哪个作家有仇，就给他造个谣言，说他明年要得诺贝尔奖。我也很为难：不写重大题材、敏感问题，就有人批评，你看这个作家，就会写不温不火不痛不痒的问题，不关心社稷民生。如果我写了，他们又会说，你看他又向西方献媚，揭中国的伤疤。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写怎么写。”
　　两年后，2012年10月11日，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真的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莫言。颁奖词说：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莫言在中国与诺贝尔之间架起了桥梁。
　　获奖后，莫言表示，他不是中国最优秀作家，他将此次获奖表述为“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莫言说，“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
　　曾17次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著名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表示，莫言作为首位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令人欣喜。但事实上，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成就早已受到世界关注，中国也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作家。
　　埃斯普马克透露，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开始关注亚洲作家。中国文豪鲁迅最先被评委会所关注。然而，当委员会辗转通过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以及中国语言学家刘半农，以“非官方的途径”去询问鲁迅是否愿意被提名为候选人时，鲁迅以“配不上诺贝尔奖”为由婉拒荣誉。
　　此后，中国作家老舍也有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在上世纪60年代，诺奖评委会考虑颁奖给一些亚洲作家，但激烈的讨论却持续了六七年，在此期间一些作家陆续辞世，其中就包括1966年去世的老舍。最后的幸运者是1968年得奖的川端康成。
　　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而且是当年最受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成员喜爱的候选人。但沈从文在1988年5月去世，而诺奖揭晓是在10月。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只能颁给依然在世的当代作家，沈从文因此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埃斯普马克认为，从唐诗宋词到《西游记》《红楼梦》，中国文学一直有着自己的伟大传统，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不起的成就，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涌现了不少世界级的优秀作家。在他看来，莫言的小说吸收了中国古老的民间叙事传统，又融入了西方的现代性，从而成功地走向了世界。
　　命运的力量比教育的力量大得多
　　祖父说，村后小石桥上，有个“嘿嘿鬼”，夜晚一人过桥，他会在背后拍你的肩，发出“嘿嘿”冷笑声。
　　1970年，莫言下夜班回家，必须从小石桥上过。月黑风高，他就放声歌唱，飞奔过桥。母亲说，深更半夜为什么要嚎？“我怕那个‘嘿嘿’。”
　　母亲说，“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人。”
　　莫言后来明白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让这些残酷行为合法化的是狂热的政治，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他说，《檀香刑》是一个寓言。“作为一种残酷的刑罚，檀香刑消失了，但作为一种黑暗的精神状态，却会在某些人心中长久地存在下去。”
　　儿时的莫言瘦得皮包骨，细长的脖子，挑不住那颗沉重的脑袋。他和小伙伴们吃野草、啃树皮，甚至抢煤吃。“1961年春天我们村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好极了。”
　　五年级时遇上“文化大革命”，因为家里是中农，莫言又因事得罪了老师，被剥夺了上中学的资格，回家放牛割草。孤独让他学会了观察与倾诉，他甚至常自言自语。一次他对着树木说话，母亲见了，担心地对他爸说，咱们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四十一炮》就是我的乡村经验，我曾经是个很饶舌的孩子，有强烈的说话欲望，但后来被压迫住了。”他取名“莫言”，提醒自己少说话。
　　“《红高粱家族》表现了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表现了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这3本书看起来迥然有别，但最深层里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一个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极端饥饿的日子里，邻村的右派大学生启发了他。“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每天吃3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我是唯一一个报信者
　　20岁的莫言（原名管谟业）在县棉油加工厂过磅组当临时工，打得一手好算盘。闲时常躺在棉花垛上眼望蓝天，喃喃自语。
　　工友看到，开玩笑：“小管，神经？”他坐起来，笑了笑：“您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这个“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的乡下农民（莫言自嘲），有一座志怪淋漓的文学共和国。
　　1985年，莫言以《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枯河》等一批小说获得广泛声誉；没多久，他又“吼”出《红高粱家族》，确立了文坛地位。
　　“当时我在军队的艺术院校里学习，一次开会，一位老作家说：‘中国共产党有28年的战争历史，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有很多素材，但我们没有精力把它们写出来，我们最好的青春在十年动乱中耽搁了，而你们年轻的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
　　莫言站起来说，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历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
　　没用一个星期，他就写完了。
　　很快，张艺谋从太行山《老井》拍摄现场赶到北京，找到莫言。虽然素未谋面，二人聊得投机，很快谈定《红高粱》的改编权。他的红火，也有几分“出口转内销”的意味，张艺谋的电影、葛浩文的译本，令他笔下鲜红色的暗流涌入了西方世界。 　　管它是不是神话，莫言说，“电影也好、文学也好，完全可以用这样自信的口吻来叙述，我是唯一一个报信者，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唯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
　　10余部长篇、100余个中短篇，莫言的写作数量与精神体积，在中国作家群体中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和广度；他的小说，依然有着赤裸裸、血淋淋的生命力。
　　作家既不神秘也不高贵
　　“刚开始写作时，很痛苦、很难，抽烟、熬夜。当时白天要工作，只有晚上来写。”现在，莫言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晚上写作了。如今住在北京平安里，每天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3点。写作时手边会放一本《高密县志》，“都是些大事记，为了在技术上不犯错误”。
　　最理想的写作环境是“在靠山靠水安静的地方，房子里摆放着古老的木头书桌，有一杯好的普洱茶在旁边。现在住在楼房里，一开窗就是一片喧闹声。”偶尔他也怀念过去，“上世纪80年代很多作品是跑回老家去写的，很多小说是在供销社的仓库里写的，但外面也很吵。”
　　事实上，日常生活中，写作真正占据的时间并不多，“我是突击性写法，即便写了几年的小说，也主要是这几年中的一个月左右完成的。但是，跟文学有关的活动，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
　　“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他全部作品的题材，植根于他自己的生活，还有那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和奇诡的梦影。
　　“最重要的是，你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老百姓。作家就是一个职业，而且这个职业既不神秘，也不高贵。”
　　（本刊综合整理）
　　“最重要的是，你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老百姓。作家就是一个职业，而且这个职业既不神秘，也不高贵。”
　　文学的莫言
　　从198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至今，莫言共发表了80余篇短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1部长篇小说，出版过5部散文集、1套散文全集、9部影视文学剧本，还创作了两部话剧。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本语、韩语等十几种语言，是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
　　莫言的文学创作，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魅力。《纽约时报》书评曾说：莫言是一位世界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文学成就很推崇，认为他的创作代表了亚洲的最高水平。
　　迄今为止，莫言和他的作品荣获了海内外诸多奖项：1987年全国中篇小说奖、1988年台湾联合文学奖、1996年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2001年第二届冯牧文学奖、2001年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2年首届鼎钧文学奖、2004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法国“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第十三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2007年“福星惠杯”《十月》优秀作品奖、2008年香港浸会大学师姐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2011年获因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发表于1985年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与短篇小说《枯河》算得上是姐妹篇，都有莫言少年时期当童工时感亲身受到的痛苦经验，但语言和写法都不同，属于探索和逐渐形成语言风格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被侮辱、被损害、被遗忘的“黑孩”形象。莫言说过，如果非要在他的小说中找一个原型，那一定是“黑孩”——从“黑孩”派生出几百个人物，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济济一堂。
　　中篇小说《红高梁》1986年发表后，在文坛上引起了震动。这部作品依据莫言家乡发生的“孙家口伏击战”史实，写国民党抗日游击队曹克明部率领四百人伏击日本巡逻队，并击毙日本板垣师团中岗弥高中将等三十多名日兵，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但后来日本驻胶县部队报复，制造了“公婆庙惨案”，杀害136名村民。这件可歌可泣的民间另类抗日事迹，被莫言酣畅淋漓地写出来，彻底颠覆了此之前“官办历史”记忆，对当时新历史叙事模式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小说发表后，很快就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姜文、巩俐主演，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目光。
　　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发表于1987年，山东苍山县蒜薹丰收之后，却因为官僚和地痞流氓等原因卖不出去、大面积腐烂在田地上而引起农民骚乱。这件事情引起莫言的深切关注，他想起1984年无辜死去的四叔，在赶着板车运送甜菜的路上，被一辆替乡党委书记拉建筑材料的卡车撞死，却只得到3000元象征性的赔偿，他返乡参加料理后事时，乡党委书记连个照面都不打。在故乡的谷仓里，仅用三十五天，就创作出这部二十万字的作品。
　　1988年莫言发表另一部极富探索性的作品《十三步》，后来也曾改名为《笼中叙事》，是运用荒诞艺术手法描写知识分子和现实生活的一部力作。小说里，中学物理教师方富贵累死后，由于得给王副市长让路整容，被塞进冰柜，居然又荒诞离奇地复活了。但以为他已死的妻子屠小英却拒绝他再进家门。殡仪馆特级美容师李玉蝉把死而复活的方富贵改容成自己的丈夫张赤球，让他代替自己的合法丈夫登讲台给学生上课，而让真正的张赤球去做生意赚钱。真正的张赤球则像一个孤魂野鬼，变得无家可归。
　　长篇小说《酒国》出版于1992年。那时下海大潮汹涌，文学突然冷落。莫言闲居在高密家里，有充分时间构思和斟酌这部作品，其中每一章都用“酒博士”习作小说的方法来戏仿现代文学史、政治史上的各类文体，每一篇都惟妙惟肖。小说写高院调查员丁勾儿奉命去酒国市调查“吃婴儿”事件，但他还没有真正进入酒国，就在煤矿招待所被酒国市宣传部长、矿党委书记等人劝酒灌倒了。丁勾儿的工作也还没有正式展开，就不幸地掉进粪坑淹死了。这部小说含义丰富，对中国吃文化、酒文化有很深的思考，尤其对疯狂追逐新奇特食品的嗜好，描写得极其精彩。
　　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洋洋五十万言，曾因内容的尖锐而引起过轩然大波，很多老作家、老干部写文章批判、写信告密，并有高级干部主持会议研究……莫言获得“红河文学奖”十万元奖金后，各种冷嘲热讽接踵而至，各种批判挖苦嘲笑源源不绝。《丰乳肥臀》可以说是莫言最好的作品之一，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顶级作品。这部作品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描写了百年中国大陆沧桑变化史，彻底颠覆了官定历史叙事模式，与余华《活着》等作品一起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新历史”叙事原则。小说中对土改、文革、经济热等都有极深的揭露和反思。 　　《丰乳肥臀》之后，莫言沉默了好多年，期间写了《红树林》等影视剧本，还创作了很多散文，如《会唱歌的墙》等，都是难得的精品。1999年开始，他连续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四部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野骡子》《师傅愈来愈幽默》，并重返文坛。
　　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中，莫言把自己独特的“残酷语言”推到了极致，引起了读者的剧烈反响。这部小说虽然技艺高超，但进入了纯粹“历史语境”，并未跟日常生活、日常情感发生密切关系。
　　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四十一炮》，写管不住自己嘴巴的“大嘴”罗小通在五通神庙里对兰大和尚滔滔不绝地诉说他的童年往事。他的身体已经长得很大，但他的精神还没有长大。莫言写这个人物，他自己分析说：“拒绝长大的心理动机，源于对成人世界的恐惧，源于对衰老的恐惧，源于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对时间流逝的恐惧。罗小通试图用喋喋不休的诉说来挽留逝去的少年时光。”
　　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是一部真正的杰作，但还没有被文学界深刻感受到。这部作品的“轮回”结构，是写长篇小说的作家梦寐以求的，这结构把作家从叙事结构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因此能够从容而天马行空地对轮回成马、牛、猪的主人公西门闹分别叙述。语言极有弹性，叙事生动，想象力丰富。
　　2008年的长篇小说《蛙》通过“姑姑”这个特殊人物形象，深入地控诉了计划生育对中国人的残酷戕害。“姑姑”亲手接生过一万个婴儿，也亲手杀死两千八百个婴儿。新政权刚建立，在乡村推广新的接生技术，刚刚毕业的“姑姑”接生了高密东北乡几千名新生儿。后来搞计划生育，“姑姑”又带领计划生育工作队抓捕超生的村民，强行做人流，而导致王胆等人的死亡。“文革”结束后，“姑姑”也从疯狂中恢复了。她这才发现自己当“走狗”时做了多少邪恶事情。她用自己的后半生来赎罪，和做泥人的丈夫一起，做了两千八百个小泥人，供在三面墙的龛里，为他们念佛经……这部小说生动有力地控诉了计划生育对中国的毁灭人性的巨大伤害。
　　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在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子民们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剧，一如高密地方戏茂腔演唱时的凄凉悲戚，一如电影《红高粱》里“酒神曲”吼诵时的高亢鹰扬。在文学的世界里，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莫言的文学创作，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魅力。
　　乡土的莫言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也几乎一夜之间把中国的乡土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坛之巅。
　　“乡土文学哪里寻？山东高密东北乡。”这是山东高密人最感自豪的一句口头禅。“高密东北乡”反复出现在莫言作品里，它不仅是莫言笔下绝大多数故事发生的舞台，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符号。通过经营“高密东北乡”，莫言创造了类似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的文学地理世界。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叙事，并向历史纵深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延伸。
　　高密这片典型的中国北方乡土，滋养了莫言两个生命：自然的和文学的。
　　浮土之上的文学梦想
　　1955年，莫言出生在高密县（现高密市）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高密偏处胶东半岛一隅，土地贫瘠、民情朴陋，不曾以文风知名。
　　莫言这样描述自己的诞生：1955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
　　童年生活给莫言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庞大的家族，贫困与被轻视，蠕动的蚂蚁窝、癞蛤蟆，肮脏的粪池，以及每年夏天暴涨的河水及祈福磕头的老太婆，穿插钩织起他真实、难忘的童年。莫言屡次表示自己的文学动机“并不高尚”，十几岁时，听说有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这让生活在饥饿中的他激动不已。这就是他最早关于作家、关于文学的梦想。
　　1976年当兵后，莫言开始了文学创作，而启动他创作的最大灵感，不是别的，正是他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莫言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象征家乡的地名，从此也成为他的专用地理名词，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故事。《红高粱家族》写了“我爷爷我奶奶”；20世纪90年代中期，《丰乳肥臀》写了“我爹我妈”；2005年，又用《生死疲劳》写了“我”这一代人。
　　谁没有自己的一个高密东北乡呢
　　莫言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和现实差距非常大。就像莫言说的，“有很多我的读者看到我的小说以后，真的买了一张火车票，真的去寻找那片高粱地，寻找那片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地形、地貌，去了以后，真的是大失所望。实际我觉得我不是骗了他们，而是他们把小说当成了真实。我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是文学的概念，是建立在真实的高密东北乡基础之上，它已经大大扩展了。”
　　莫言曾数次谈到过高密东北乡的改造，“福克纳的那个约克纳帕塔法县始终是一个县，而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变成了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并且认为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的丰富与增添，更重要的是思维空间的扩展，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
　　在《红高粱家族》里，我们看到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听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奔跑在东北乡的大地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浩然展开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化为高密东北乡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内涵。
　　后来张艺谋拍的电影《红高粱》不仅红遍中国，也把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带进了西方世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注意到这个中国作家，还给《红高粱》写了书评，称“莫言那些‘土匪种’的角色和入了神话架构的高密东北乡，从此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 　　就如莫言所说，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跟他的命运紧密相连，已成了他生命履历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是万能的，他只能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没有自己的一个高密东北乡呢？”
　　懦弱的莫言
　　莫言说，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是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尽管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和声望足以让莫言骄傲，他仍然常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莫言说，“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
　　从30年前的文学青年一步步往上走，直到今天，他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高度地保持头脑冷静。“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2010年5月，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曾对莫言做出专访，莫言自称内心有软弱，是个没出息的人。以下为文字实录（本刊根据需要节选）。
　　我是很没出息的一个人
　　莫言：再一个就是内心深处的软弱，使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一切的这种争论。
　　许戈辉：这内心深处的软弱是什么呢？
　　莫言：就是怕让别人不高兴，说出来我实际上是很没出息的一个人，我现在每次从北京回来，因为我女儿有一个房子，住的那个地方离机场很近，我明明应该到那边去我都不到那边去，我要回到我市中心这个位置，我就怕出租车司机不高兴，因为我一且说在大山子下来，那个司机马上就甩脸子给我看，我这一路就很痛苦。
　　许戈辉：排了半天了，拉这么一个短活，挣不着钱。
　　莫言：所以我有两次必须去的时候，我就预先准备好一盒中华烟，一上车以后我把那中华烟先甩给他，我说师傅先给你一盒烟抽，真中华绝对不是假的，我说为什么呢，然后我再跟你说去哪里，我说我要去哪里，很对不起，我说请你不要对我甩脸子，那司机当然很高兴，他一算一盒中华烟六十块钱呢，他没赔，所以一路跟我有说有笑，我就这么一个很没出息的人实际上，当然说出来说你太虚伪了，这确实都是真的。
　　许戈辉：如果要是对出租司机是不是给自己脸子看，内心深处都恐惧，都会像您所说懦弱的人，作为一个作家，他怎么会有勇气写出社会最残酷的现实？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呢？
　　莫言：那这就恰好是一个反差了，越是这样的在现实生活中的懦弱的无用的人，越是在文学作品里面表现得特有本事是吧，文学作品就是把生活当中不敢做的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有的人也说过嘛，你为什么写作，那人说我写作的时候我可以把对那个心爱的女人的想说的话不敢说的话在小说里写出来了，想骂的一个人的不敢骂的话在小说里骂出来了。
　　懦弱是中国一代人的弱点
　　对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莫言曾经自己用了这样三个词：善良、懦弱和谨慎。以至于创作给了他另外一个想象世界，他曾经解释自己为什么喜欢写小说，“因为我能够把平时很多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在作品里借着别人的口说出来。”
　　他以《红高粱》的写作为例，“这是一部年轻时的作品，里面有感情、有爱情，我当时爱上了一个女子，但是不敢说出来，小说里奶奶在高粱地里躺着那一大段话，把我心里面对一个美好女性的感情全部都宣泄了出来，很多评论家发现不了，读者也发现不了。”
　　每一个小说家可能都有自己的精神自传，莫言说：“《丰乳肥臀》里主角上官金童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懦弱，这真是我的精神自传，我想也是中国像我这样的一代人精神方面的一个弱点。”
　　莫言说：“上世纪80年代之后，慢慢地感觉到对一个男人来讲，懦弱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懦弱使我们不敢坚持真理，也不敢坚持自我，这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当感觉并认识到自己的懦弱是一个巨大的弱点时，于是在我的很多小说里就出现了那种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敢于坚守自我的人物。”（本刊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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