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鞑事略》对研究蒙古族文化的价值】蒙古族屠宰方法价值

　　摘要历史笔记《黑鞑事略》具有重要的价值,是研究13世纪前期蒙古族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本文通过对《黑鞑事略》中所记载的语言文字和饮食服饰进行分析,借而来探讨此书对研究蒙古族文化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黑鞑事略》 语言文字 饮食服饰 蒙古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化与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民族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区别。历史笔记《黑鞑事略》是研究蒙古族早期历史的宝贵资料,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蒙古族文化研究不多。“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载体,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思想保证。”因而对《黑鞑事略》中蒙古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了同漠南的白鞑靼相互区别,宋人称蒙古为黑鞑靼,因而《黑鞑事略》由此得名。此书只有一卷,是宋代彭大雅和同时代人徐霆疏证的一部关于蒙古的见闻录。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蒙古遣使来议夹攻金朝事,彭大雅以书状官随使蒙古而作。此书字数虽少,但是涉及内容广泛,包括蒙古立国、地理气候、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贸易贾贩、官制法令、行军作战等事。徐霆对此书作疏证,二者互证互补合为一书。现在通行本是1925年王国维的《黑鞑事略笺证》一卷本。《黑鞑事略》具有重要的价值,是研究13世纪前期蒙古族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本文对《黑鞑事略》里所记载的语言文字和饮食服饰所蕴涵的蒙古族文化进行阐释。
　　一 语言文字与蒙古族文化
　　每一个民族都要通过语言来观察世界,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的理论认为:“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而文字则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记录工具和传承媒介。因此民族文化同语言文字不可分离。
　　《黑鞑事略》中对蒙古语言做了记载:“其言语,有音而无字。”语言和文字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民族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可以没有语言。蒙古族同其它民族一样,最初是没有文字的。该书还对字形进行描述:“其事书之以木板,惊蛇屈蚓,如天书符篆,如曲谱五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徐霆对此说进行了详细地疏证:“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有小,长三四寸,古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作伪。虽无字书自可立国。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于回之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之国者,只用汉字,移刺楚材主之。”以上可以看出,“小木契”是蒙文发展的初期。据《元史》记载:“塔塔统阿,畏兀儿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遵命教太子诣王以畏兀字书国言。”这里的“国语”就是蒙古语,即用畏兀儿的文字记录蒙古语言。由此可知,蒙古文最早源于畏兀儿文(回鹘文)。徐霆疏证:“燕京市学,多教回回文,及鞑人译语”。燕京是当时元朝的中心,其文字的使用也是文化的反映。至于“契丹、女真,原自有文字,皆不用”而使用汉字,主要原因由于契丹女真两种文字不发达,而且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汉族语言文字逐渐被他们所掌握。这也是民族发展中在文化上相互选择吸收的表现。
　　武尚清先生指出:“有元一代,各种语言典籍之分流、并存、互译、杂糅现象,实肇始于鞑人初起之时也。”当时各种语言相互融合并存,这不仅有利于各民族间先进文化的相互吸收,更有利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黑鞑事略》载:“译而通之谓之‘通事’”。所谓“通事”就是“翻译”,民族文化的交流离不开相互沟通,两种语言的民族相互交流的基础就是语言的翻译。元代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在汉族中的统治地位,就必须了解汉族文化,因此翻译儒家经典性政治著作为其统治奠定了基础。元以后,《蒙古秘史》翻译成汉文是汉蒙文化交流的重大成就,这也为蒙古族文化在汉族中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文化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文化的创造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变化发展又往往离不开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蒙古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元朝疆域的扩展促进了蒙古语言的统一。“语言能够帮助不同民族的人形成特定的思维和表达习惯,也制约着一个民族在进步过程中所构筑的文化结构的个性特点。”蒙古语言文字是蒙古族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载体,它不仅为蒙古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民族交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 饮食与蒙古族文化
　　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因此饮食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饮食不仅可以满足人生理上的需求,而且还有丰富的文化功能。
　　蒙古族的饮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期的蒙古族主要从事狩猎,他们主要的食物就是猎物。《黑鞑事略》记载:“其食肉而不粒,猎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黄鼠、曰顽羊、曰黄关、曰野马、曰河源之鱼。”肉类是13世纪上半叶蒙古人的主食,没有发展种植业,因而他们就不吃谷类。“牧而庖者以羊为常,牛次之,非大宴会不刑马。”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马是他们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他们不会轻易杀马吃肉的。其烹饪的方法多以烧烤为主,“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至今烤羊肉依然是人们喜欢的美食,这也是蒙古族饮食文化对汉族的影响。不过到后来,游牧业衰落的时候,蒙古族也开始发展农业,所以他们的以肉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也就发生了变化。
　　蒙古人的主要饮料是马乳和牛羊酪。“其饮,食马乳与牛羊酪”,徐霆疏证对“马奶子酒”进行了详细的记载:“马之初乳,日则叫其驹之食,夜则聚以涕,贮以革囊,倾洞数,味微酸,始可饮,谓之马奶子。”蒙古民族从事畜牧业经济,早已掌握了用奶制作各种乳制饮食品的技能,并以牛奶、马奶、驼奶、羊奶为原料制作了多种传统饮品。蒙古有谚语云:“学之初啊,食之初茶”。可见茶是蒙古人生活中重要的饮料。但是《黑鞑事略》中关于蒙古人的饮料只有奶制品,没有看见茶的记载。《蒙古秘史》也没有关于饮茶的记载。可见茶在这一时期还没有传到蒙古,至少可以说饮茶的习惯还不普遍。
　　饮食也反映了蒙古族早期的礼仪文化。《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最初的礼节起源于人们的饮食活动,饮食文化孕育出人们的行为规范。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记载了“换盏”:“凡初酌,甲必自饮,然后饮乙。乙将饮,则先与甲、丙、丁呷,谓之口到。甲不饮,则转以饮丙。丙饮讫,酌而饮乙,乙又未饮,而饮丁。如丙礼,乙才饮讫,酌而酬甲,甲又序酌以饮丙丁,谓之换盏。本以防毒,后习以为常,其味盐一而已。”此种方式原来是用来防毒的,后来形成了一种习惯,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后来蒙古族就有了敬酒、敬茶、敬烟、敬哈达等多种习惯。
　　蒙古族是一个十分讲究礼仪的民族,注重礼仪也是其文化传统的表现。《出使蒙古记》中就记载:“他们相互之间表示相当尊敬,十分友好地相处,他们乐意互相共享他们的食物,虽然他们的食物并不是很充足。”《黑鞑事略》对饮食的记载再现了蒙古族早期的饮食观念,为我们研究蒙古族早期的饮食文化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三 服饰与蒙古族文化
　　每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是不尽相同的。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创造出蕴涵本族历史和文化的服饰,因而服饰是蒙古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是蒙古族审美价值和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黑鞑事略》对蒙古族的服饰记载:“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丝金线,色用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此处记载了服饰的外形、质料、色泽和花纹,体现了早期蒙古族物质文化和审美文化。《出使蒙古记》记载了:“鞑靼人(蒙古人)和突厥人的不同,因为突厥人的长袍,在左边扣扣子,而鞑靼人则总是右边扣扣子。”这是蒙古族衣服的独特表现。蒙古人早期从事狩猎,因而多以兽皮作为制作衣服的原料,随着蒙古族和其它民族交往的日益加深,丝织品和棉织品也传到了蒙古,所以制作衣服的原料也就由单一的兽皮向兽皮、丝织品等多种材料相结合。
　　蒙古族的服饰上“纹以日月龙凤”,这是蒙古民族信仰的表现。早期蒙古族的宗教信仰是萨满教。萨满教的核心是天父地母,万物有灵,因而蒙古族的信仰崇拜也就在衣服的图案上体现出来。蒙古人把天象加以神化,《黑鞑事略》记载:“其择日行,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见新月必拜。”就体现了当时蒙古人对日月的崇拜。蒙古族服饰上有龙凤的图案,这是龙凤图腾崇拜在蒙古族的折射。龙是想象之物,是远古社会崇拜的产物,中国人认为是“龙的传人”,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与龙有很深的情结。凤是百鸟之王,古代又称为太阳鸟,古人对日月有很高的崇敬之情,因而凤鸟也就成了人们图腾的对象。在民间,凤鸟作为吉祥的象征,蒙古人对凤鸟的崇拜是蒙古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黑鞑事略》记载了当时人们的衣服“无贵贱之分”,这是早期蒙古族的观念。但是这一观念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就发生了巨变。他开始按等级区分官服和民服。《元史》:“上而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之质孙,天子之五辂与腰舆、象轿,以及仪卫队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与百官之质孙,以及于庶人之服色催然其有章,秩然有其序。”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服饰也就有了变化,衣服的用料、颜色、样式和图案,都是不同等级区分的标志。
　　蒙古人戴帽在《黑鞑事略》中有体现:“其冠,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顶故姑。”冬天戴帽保暖,夏天戴笠遮阳,妇女多戴故姑帽,蒙古语称为索里塔。徐霆对故姑帽进行详细的解说:“故姑之制,用画木作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直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则用我朝翠花或玉采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详细记载了帽子的材料和装饰。这既是适应本民族生活环境为防风保暖而制,也是蒙古族早期人们审美文化的重要反映。
　　可以说,蒙古服饰是蒙古族民族精神、生存环境、审美情趣和信仰崇拜的集中体现,也是蒙古族所蕴涵的文化和历史的集中反映。
　　四 结语
　　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民族独特的生存环境既制约民族文化的样式,也为民族文化的样式提供基础。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因素的交融促成了各民族特有的生存环境。不同生存环境中的民族必然以特有的方式适应环境,因而也就在生活之中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作为中国古老民族之一的蒙古族,由于居住环境、气候条件和游牧民族的特点,因而形成了独具特色而又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得以交流和传承的载体,饮食和服饰是生活基础,也是反映蒙古族文化的独特视角。《黑鞑事略》记述的蒙古族的众多方面,本文仅从语言文字和饮食服饰的层面对《黑鞑事略》中的蒙古族文化进行粗浅的分析,以此视角透露出《黑鞑事略》对研究蒙古族文化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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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3] 宋濂:《元史》(卷一二三・列传第十),中华书局,1976年版。
　　 [4] 武尚清:《〈黑鞑事略〉及其疏证笺证》,《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
　　 [5] 任萍:《从谚语比较看中日文化的异同》,《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6] 张公瑾:《语言的文化价值》,《民族语文》,1989年第5期。
　　 [7] 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8] 宋濂:《元史》(卷七八・志第二十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
　　
　　 作者简介:张良辰,女,1989―,安徽界首人,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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