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寂寞思想者 李泽厚

　　李泽厚习惯在下午3点后接待来访的客人。有了足够的休息,他会更有精力应答。他20多岁开始失眠,现在每天都要吃安眠药,“一共吃过11种,知道每种药的药性”。 　　冬天的一次谈话,屋里暖气充足,但李泽厚穿得很厚,毛衣毛裤,再加羽绒马甲。他已年老,怕冷。到今年6月13日,他已年满八十。他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居所隐于繁华的王府井街市之后。他每年都从美国回来,住上一段时间。
　　50多平米的屋子颇具令人赏心悦目的整饬之美。李泽厚说,这都是太太的功劳。李太太说她很少进李泽厚的书房,也不看书房里的书,“他写什么我都知道了。”
　　书架上有个相框,贴着“超女”、蒋雯丽、章子怡诸位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国,李泽厚还看了“超女”的比赛。他喜欢周笔畅,问:“她现在怎么样?”
　　书房里的书已经不多,大多已送给岳麓书院,一部分送给别人,少部分带到美国,但有套《清史稿》很显眼。李泽厚祖上姓王,“李”为赐姓,高祖父曾是江南水师提督,在《清史稿》有传。李泽厚说:“相当于现在的舰队司令之类,我不大重视。跟我儿子没讲过,弟弟妹妹也都是这几年才知道的。”
　　李泽厚给我看他父亲李叔陶的一幅字,是让他临习毛笔字用的。这么多年他保存着许多长辈之物。他深爱着自己的家庭,那是决定他一生经历的起点。
　　
　　小康陷入困顿,师范考到北大
　　
　　父亲写这幅字时35岁,3年后他就去世了,这时李泽厚12岁。“祖父有很多钱、很多地,到我父亲就什么都没了。他是邮局高级职员,自己奋斗,一个月有200多银元。父亲一死,什么都没了。”
　　母亲靠做农村小学教师勉强送李泽厚和弟弟上学。有人对她说:等你儿子长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几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让李泽厚愧疚的是,当时他不在母亲身边,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入土了。“到现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过去好多年了还是那么地痛。”他进入了最困苦的时刻,失学失业。他说,决定了他一生性格的就是那个时期。
　　由于贫困,李泽厚虽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去的却是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因为师范免交学费,且有补助。他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偷偷阅读相关书籍,并冒死送过信,由于和联络人失去联系,最后不了了之。“我接触马克思主义是自己选择的。当时国民党的书店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师范学校规定毕业后需当两年小学老师才给文凭,许多同班同学就此当了一辈子老师,李泽厚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当时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更为突出,许多人为他没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这一选择大抵是因为他在12岁时遭遇的精神危机:那次他因想到人终有一死惶惑不已,废书旷课数日,“想着为什么而活”。
　　因为买不起火车票,他曾一度想去卖血,但身体不行,最后去学校报到迟了一个月。在北大,李泽厚从来不买牙膏,用盐刷牙,每个月3块钱的补助攒下来资助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他也买不起笔记本,只能买活页纸。见到别人吃个煎鸡蛋就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他还患上了肺结核。这让他减少了活动时间,却意外地增加了读书及写作的时间。
　　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学名师,像冯友兰等都在当“运动员”。李泽厚只好整天在图书馆看书自学。“我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教训。”
　　
　　地震棚里写完康德述评
　　
　　从北大毕业后,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他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
　　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震,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纪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事几乎再未发生。
　　成名并没有马上给他带来好处,既没提薪提级,也没分配住房,还是挤3人共住的集体宿舍。后来结了婚,“当了爱人20多年家属”(住在爱人单位的宿舍)。
　　但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对钱有一种报复心理,收到稿费就花,以至于有个朋友说他“挥金如土”。
　　因为年纪和名气“不成比例”,他去一些地方演讲,刚一走上讲台下面就响起一阵“好年轻啊”的窃语。有一次讲完散场,人都快走光了,还有4个女生在那里发呆。等他走过去,她们却一下散了,就像突然醒来一样。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反右”来临之时,李泽厚正在敦煌考察壁画,躲过一劫。
　　他们这些人,最好的时光都在下放劳动。1958年大跃进时,整天都是在干体力活,有时还要搞“夜战”。凌晨两三点起来,走到地里,铺上一张油布,睡到天亮就起来干活。这令李泽厚哭笑不得。他常常感叹,他最好的20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文革”中,他经常上午开批斗会、学习会,下午一个人到地坛公园去散步,想些愿意想的问题。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在简陋的地震棚里,李泽厚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在研究些什么,又不申报课题,书出版之后,哲学所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首印达3万册,是当时卖得最好的哲学书。
　　1978年后,挣脱“文革”禁欲主义的中国人,开始面对牛仔裤、蛤蟆镜、口红的诱惑,他们需要对自己欲望冲动的理论支持。美学在此时成为了解放思想的助力,人们在对美的认识、追求过程中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价值。
　　蛰伏多年,李泽厚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相继出版,兼具思想与文字之美的严肃学术著作竟卖出了数十万册,创下一个纪录,让他获得了那个年代一个学者能获得的最高声誉。
　　
　　我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我在2008年封笔了。”在北京居所的客厅,李泽厚说他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定为封笔之作:“我垂垂老矣,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
　　刘再复说:“李泽厚非常逗,他在房间里摆个骷髅来面对死亡。5年前他对我说,我有一个死亡的假设:假设我已经死了,这样我就可以更从容地对待人生。每次他都会说,他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长谈几个小时后,李泽厚的语速有些放慢了。他困了,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傍晚的太阳开始收敛光芒。
　　客厅的墙上挂着冯友兰先生当年送给他的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那时李泽厚还很年轻呢。
　　李泽厚在去年冬天去了美国。这个冬天格外漫长,5个月之后,他回到中国。我再次跟他通电话时,春天才刚刚醒来。回到李泽厚12岁时的那个春天,小山坡上山花烂漫,他却突然想到――我是要死的,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困惑曾经缠绕着他。如今,他的答案是:为人类而活。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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