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的好处

　　【摘要】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传统乡村论述为“熟人的社会”，本文认为乡村的熟人社会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主要是“人情”与“法理”的社会团结的区别，造成两者区分的源头一个是循环论，另一个则是进化论。
　　【关键词】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乡村；城市
　　近日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后颇有感触。费老先生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的认识可谓鞭辟入里，尤其读到他将中国传统乡村论述为“熟人的社会”时更是深有触发。虽然，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变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顽强抵抗力使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依旧没有西方化，所以费老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对中国乡村的定位依然适用。古老的智慧其实总是闪光的，正如当今每当面临经济危机人们还会去翻看《资本论》一样。
　　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分割不仅仅因为前者是自己从土地中自给，后者以工资生存；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或者说文化的不同。费孝通说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在纵向上是历史趋向，依此思路，在横向上应该可以看做农村和城市。费老先生的社会划分具有横向性主要是因为城市与农村的社会团结是不同的。相比于城市，在乡下人们的宗族观念是要强烈的多的。虽然中国打开国门已有近二百年，学习西方的东西已经普遍得像厨房里的调味品味精。但中国乡村的宗族观念依然强势。谁和谁是一个家族的，自己和哪家共祖坟，哪家有事出多大力是有清晰的心理界限的。乡村社会的团结力量依然是“人情味”，纵然如今现代经济已深入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但乡村的宗族与熟悉形成的心理联系并不会比经济联系得来的团结力量弱。
　　从血缘上来说，乡村的社会团结和城市相比优势并不太大。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血缘浓度都没有被稀释过，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摆在第一位、首先想起和相信的依然是血缘。正如马克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所说“中国很难按照西方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自由，因为从来就摆脱不了宗族的羁绊。迁居城里的居民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同祖籍的关系，保持着同他出生的村子的一切礼仪性的和个人的关系，因为那里有他所属宗族的祖田和祖祠。”①中国人“家”的概念是不能用两三句话说清的。因为它包含和承载的太多。也正因如此，中国城市建筑的水泥再坚硬也没有阻隔血缘的凝聚，只是相对于大家比邻而居的农村，城里人相互的日常联系和见面的频率少了。但这种乡村与城市间社会团结的差距相对于农村宗族团结与城市经济团结的差距就小得多了。
　　从法理上说，在中国农村政府的（或说官方的）行政、政策是在人们心里有些另类的。这么说是因为在人们心里约定俗成的习俗办事规则和宗族内人情往来的族规是从心里内化的或者说是自己的。而在城市似乎礼俗的东西并不被人信服，大家办事还是最好用契约条例、用规章落笔成文较为安心。而这种安心与村里人的相比也只是在违反承诺时有据可查而已，至于心理上使对方不安或使对方承受周围人的“另眼相看”而带来的压力则小的多，因为这里是陌生人的社会。而在熟人社会里则是要对失信承担更大的边际成本的，如果某人失信了，他生活圈子中的人或者说他所生活的村庄里的人会都知道，下次准备与他打交道的人都会心存芥蒂。而在城市即使某个人被准备与他打交道的人知道他曾经有过失信行为，但准备与他打交道的人也会因为认为有契约做保证来和他交往。
　　传统乡村社会日常的请人办事是不需要送礼的，而城市是较注重送礼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在中国传统乡村大家是由一份“人情”来记住别人的好处的，以便于将来有机会还一份更大的“人情”。这不但是自己的心里债务偿还了，更多的是在还债的同时让对方有一种要返还债务的感觉。费老先生认为这也是乡村社会维系往来、维系社会团结的原因。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讲日本人关于恩时说：“在公认的社会人际关系中，巨大的欠恩感推动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求报恩。”②同在儒家大文化圈中，虽然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那么强烈的“难以报恩于万一”的心理负担，但在中国乡村当有恩于己的人需要时他们还是会提供无偿帮助的。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并不过分拘于理性，“人情”是没有具体数字衡量的，它只有大小之分，而这个大小也是依人们传统文化中心里内化的风俗来划分的。在城市中人们之间并非没有费老先生写的“人情”交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多的是理性的，可计算的交往。城市里因为多是陌生人间的交往，所以在交往时对自己利益的计算衡量就自然出来了。而乡村人们日常交往之时就不可如此，大家会认为他没有“人情味”，所以只有在正规的场合（如乡村的集市上）人们才会理性的计算。这也出现了《乡土中国》中费老先生所写到的：我常见隔壁邻舍大家老远的走上十多里在街集上交换清楚之后，又老远地背回来。他们何必到街集上去跑这一趟呢，在家门前不是就可以交换的么？这一趟是有作用的，因为在门前是邻居，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当场算清是陌生人间的行为，不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的。③这主要是绕开邻居间的“人情”。而城市更加市场化的交易则不会有如此现象。所以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主要区别和制约因素与这个“人情”是分不开的。
　　前面我已经说过，乡村的熟人社会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主要是“人情”与“法理”的社会团结的区别。再上升一步说，造成两者区分的源头若一个是循环论另一个则是进化论了。在乡村社会的长老统治正如费老先生所言是“社会继替”的，年长者通过教化这个长者特权过程来对年轻人实施权力，而在彼此熟悉已深入人心的共同风俗下，老者将各种礼俗原原本本地传递给下一代人，而下一代人在长久的日常生活中积累对礼俗的知识以便逝世后接礼俗教化的权杖。这种“社会继替”所带来的礼俗变化非常小，基本上上一代是怎样的，下一代也是怎样。也就是说下一代在礼俗思想统治下的生活方式和上一辈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样以代际为周期的循环就形成了。
　　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由于不是靠大家一致熟悉的礼俗来维持社会关系，而由工作或者说是为生活必须的劳动关系形成的契约关系来维持的。代际传递虽也在传统思维下有很强的复制性，但也不再是简单循环的了，不同职业间的代际流动已是主要趋势。在城市由于受礼俗的长老统治较为宽松，维持在契约下的关系的变动性更强，特别是相对于乡村，城市的功能在需要完善的动力下促生社会的更快速分工。社会分工的加快使整个社会的团结更加紧密，但缩小到个体层面，则使个体有更多选择性。从长的时间层次上看，则更像是生物物种突变更多亚种后经过生存斗争、优胜劣汰的过程，也就是城市陌生社会更接近于进化论。当然这里也只是相对于传统乡村社会来说的。
　　如今中国社会的传统乡村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下已有大批人进入城市务工，与此同时大量城市文化进入乡村，特别是信息传播的加速带来的影响，使得上述“社会继替”在农村已更趋同于城市的进化论式了。但这种分工带来的影响依然没有完全改变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不同于城市的自治系统，依然由家族、长老等传统势力所把持，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民主思想的缺失，农村的民主选举依然大部分由村庄内大的家族控制。这回归到我们从《乡土中国》中看到的，依旧是“人情”长老制与理性契约的差别。即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不同。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全译彩图本）[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7.
　　②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4.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4.
　　【参考文献】
　　[1]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朱炳祥.村民自治与宗族关系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7.
　　[4]刘朝辉.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曾彧（1987— ），女，湖南邵阳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南边疆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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