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亡者的诗文，向被史学家所看重，在今天的世界上，好像变为热门研究对象了。索尔仁尼琴、黑塞、昆德拉的书曾畅销一时，和他们与帝国的紧张关系有关。欧洲作家类似的例子很多，有的成了其民族史奇特的一章。这也使我想起晚清中国，流亡者的形影是另一种样子。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这些文人流亡到域外的时候，都有不错的诗文流布，虽然作品显得参差不齐，而真意却在的。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些流亡者每每不忘故国，心系旧地，那是对的。他们大抵是要复古，或者是别有所梦。日本、新加坡、美国，成了中国反对派的集结地。不仅和现政权对立，与世风也是多异的。那些小小的群落，后来辐射力之大，也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料。他们自知是多余者，可也认为是江山社稷舍我其谁的人物。奔走流浪之际所留下的故事，对后来文人的转型，都有影响。说他们在现代史上也是很有亮度的人物，也不为过。
多年前，我在东京的街头去寻找当年反清的流亡者的驻地，却没有收获，百年前中国学人的集聚地都被高楼覆盖了。于是只能阅读留下的旧报刊，它们成了我们走近流亡者唯一可触摸的什物。这时候才知道他们的面孔，都有血有肉，不像我们在教科书里见到的那么简单。印象深的是《民报》这类杂志，还有那代人留下的信札、书籍。中国何以卷入一场持久的精神博弈，新的文人怎样产生的，都能够看出一点线索的。
接触《民报》月刊后，才感受到了那段历史迷人的一页。在我曾工作过的博物馆的旧书堆里，它像睡了一般，很少有人碰它。而翻开后，却电波般传动着精神的激流，它提供了一种现场感。奇怪的是那些笔法，都有点冬日阳光的样子，在寒冷里传来暖意，风格都是雄放的。杂志的作者以学者、流亡的斗士为主，政论、随笔、小说都有。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文章占了很大篇幅。有趣的是看到了许多鲜知之事，那些新闻、书刊广告，都有特别的信息在，早已消散的生命的体温，还残留此间。阅读之余，想起那些往事，恍如梦里一般。
印象深的是那些文章的体例，完全没有清代学人拘谨、古朴的痕迹，狂放与悲慨之气散落着，这直接晚明傅山的遗韵，是精魂浩荡的。比如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篇篇是檄文，政治的眼光和学识都在，我们读了有心气反转的感叹。细想他后来落水，得了千古骂名，实在是件悲哀的事。
《民报》创刊于1905年11月，地点在东京。那时候许多人集聚东京，流亡者很快形成了复兴旧梦的格局。它最初是同盟会的会刊，自然是政治第一的。给人印象的是，编者对世界大势颇为了解，那些关于欧洲、美国、东亚的时评，都有锐气，是睁着眼睛看世界的。还有，主笔的文章都有学理，带政治哲学的意味。他们纵横捭阖的笔意，真的让我们想起先秦的文人，巍巍乎有高山的气象的。
1902年以来，日本集聚的留学生和流亡的人员很多。最有影响的大约还是从国内逃亡出来的学人。康有为、梁启超是最早的流亡者，起初颇受欢迎。后来是章太炎等人的到来，世风已变。《民报》介绍过他们的情况，演讲词、聚会、论辩文章依稀可以见到彼时的环境、人情与心理。和国内沉闷的空气比，晚清精神界的亮色，是在这个园地里的。
《民报》的好，是一扫几百年间柔媚的文风，将明末的浑厚的艺术衔接起来。杂志的作者都有世界的与历史的眼光，对中国苦难的描述，有忧愤之笔。百年间的不幸，在悲愤的叙述里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那时候的作者思想的基础不过是排满的民族主义，精神是单一的。看刊物的文章，乃高举汉唐遗绪，为先人复仇，精神不都复杂。而最有分量者，是章太炎述学的文字，与保皇派争论的文章。思想明澈而深切，后来留目的学生谈起那时候的印象，多是受到它的感染的。
从最初几期的文章看，编者身边的作者不多，译文与艺术品亦少。但他们对炎帝、黄帝的推崇，对俄国、法国革命的礼赞，是一看即明的。引进的理论也以革命色调为主，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都有别一番寄托在。杂志一再刊登关于俄国、法国革命经验的文章，介绍者的情绪是饱满的。对流亡者来说，那显然是一种精神的参照。杂志的广告也耐人寻味，没有商业气，都是书籍的简介。重要的是那些文章的学术分量，面孔是新的，仿佛注入了新的血液，流淌的是生命的激情。被压抑了上百年的民族忧愤，以诗与玄学的方式释放着。我们由此知道，晚清革命的出现，已和中国过去的易代之变不同，而有了文化复古的冲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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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章太炎的当年风采，真的有神异的一面。他在“苏报案”中，明明可以逃逸，却偏偏不走，要把牢底坐穿。这岂是康有为、梁启超可以相比。我们今人想想己身的情形，也只有汗颜。就视死如归的胆量而言，他无疑是晚清文人的豪杰。难怪他流亡后受到隆重的礼遇，就道德层面看，确是光芒四射的。他到日本是1906年，不久便参与《民报》工作，看那上面的文章目录，可见思考问题的广度：
《演说》(第6号)
《俱分进化论》(第7号)
《无神论》(第8号)
《革命之道德》(第8号)
《建立宗教论》(第9号)
《箴新党论》(第10号)
《人无我论》(第11号)
《军人贵贱论》(第11号)
《社会通诠商兑》(第12号)
那时候留学的青年，曾记录过章太炎到东京讲演时的情形，一时间，留学生对其文字颇为喜爱。早期人们尊敬康有为、梁启超，现在人们感到，章太炎的选择，与中国的觉醒的个体的人有关，似乎更为切实。孙中山在政治上的革命精神，应者如潮；章太炎在文化理念中的创造性阐释，其魅力也自不待言。他们二人在不同层面，给晚清的中国传来的都是非同寻常的信息。
章太炎这个人并不漂亮，他的那一腔浙东话，背后有丰富的东西。他在文字学上的功底，确有可夸耀之处。而人格的分量，可以英雄誉之。我们在他的文章里常常可以读到奇气。比如对宗教观的辨析，对哲学的理解，都非表面化的陈述，庄子的逍遥和墨子的通透都有。他从小学到博物，从历史到政治，都有自己独到的目光。在视野的开阔性上，是走在康有为的前面的。
章太炎治学，非为学术而学术，乃是复兴汉学为己任。他以为汉学问题多多，被满洲统治者压抑了，必须复兴周秦汉唐的东西。他在东京讲学时，一再强调种性问题，复兴旧学之梦历历在目。他在《民报》的文章，都有古奥之风，学理的与智慧的光泽四射，一洗旧尘，不见一般的士大夫的缠绵、自怜之腔，如晚秋的风，有酣畅凛冽的快意。那些文章的力量感强，辩驳之功深，常说些别人不说的话，且哲思深深。
对于留日的青年来说，章太炎所以吸引他们，一是学问，二是人格。钱玄同、许寿裳都学到了先生的真经，而鲁迅兄弟则从精神上得其妙意，将批判意识建立了起来。章太炎给青年一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国故研究的深，世界的眼光，批判意识都非同代人可比。在国学研究方面，鲁迅对其佩服得很，他说年轻时代没有读懂《馗书》，可能是真的。但那里借学术言人生乃至革命的报复，则大 [ 2 ] [ 3 ] [ 4 ] 开眼界。章太炎讲佛学和康德等学术，可能有半懂不懂的地方，未尝没有望文生义之处，这大概是他的短板。可是鲁迅觉得这并非最重要者，章太炎动人之处是革命的激情：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鲁迅全集》六卷546页)
鲁迅这里是故意言其所爱，略其旁门。他其实不是不懂老师的学问所在，只是觉得，知识生产易，而精神境界高者难。去后者面不言前者，以其身份非学者故。改变中国现实，重要的是造就一批新的文人，温吞的文字不能唤起民众。章太炎的文章，把康有为式的缠绵颠覆了，在根本点上，要保持精神的纯粹性。《民报》不卑不亢的风格，真的是新文人气象的一缕折光。
《民报》时期的章太炎，风头正劲。那些文章都很好，读者从中嗅出真的气息。不过那多是民族主义之声，色彩不免单一。在那前后，章氏文字充满斗士之气，嘴里常含“奴隶”二字，对满洲统治颇为愤恨。《�书》就孤恨不已，致康有为的信讲革命高于立宪，气宇轩昂。历数满族统治者种种罪行，怨怼之情，历历在目。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一些看法并无道理，但包容心与康有为、梁启超比，颇为逊色。那时候只能以革命心对待王朝，其余的思路皆被排斥，以致辛亥革命后，此种单一性的思维，在知识界居于主流，负面的因素不是没有。章太炎在谈到这本杂志的意义时说：
我汉族昆弟，所作《民报》，傲载至今，适盈一岁。以皇祖轩辕之灵，洋溢八表，方行无阂。自兹以后，惟不懈益厉，为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饶吹，流大汉之天声。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民报纪念祝词》)
这种气韵的文章，在《民报》很多。汪精卫等都有佳作问世。昂首阔步，铿锵有力，浩气当天，乃不二之则。彼时一些留学生的文风和这个杂志有关，是自然的。我们从中也可以看见他对这本杂志的感情。
《民报》学人有报国情怀，他们的文字果决坚毅，深味历史的同时，也颇通现实，没有迂腐的形影。孙诒让致太炎先生书，就赞佩他的学问“精审绝伦”，不是夸大之词。那时候谈种族革命的文章都不免干燥，流于情绪和口号。章太炎别有情怀，把驳杂的学识置于文中，是一种文化的解放之音。被满清压抑的想象与爱意，流水般在此倾泻出来了。
那一代的流亡者，并不迷恋权力。他们治学中的家国情怀，已超过了晚明的顾炎武、傅山诸人。因为远离祖国，历史的眼光就更自觉。而在哲学的层面，也有国内学人所不及之处。比如研究佛学，已非国内学者的按部就班，是有一种文化的对比的冲动。一些思路对学生也有冲击。在异域的会聚里，流亡者构建的话语世界，让积聚在那里的人们感到古国文化的价值何在。已经不再是所谓孔教的建立之类的问题，而是输进域外文明，再造本土文化。《民报》的自觉的民族主义之音。在后来的辛亥之年终于演进成革命军的主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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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自己没有料到，他所主编的杂志散发的思想很快内化到青年的血液里。我读到1908年周作人在东京写下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就感到了他对章太炎的模仿。或者说，章氏的文字已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周作人的文气很盛，亦有古奥、豪爽不已，他后来回国，不复有那样“大风灭烛”之势了。有趣的是，文章通篇是批判的词语，对士大夫柔媚之文嗤之以鼻。他影射康有为的文字，和章太炎没有什么区别，从审美上讲，六朝的笔意和日本的和风飘然于一体了。
《民报》及其影响下的几个报刊，对遗老文化与保皇派的思想的攻击，真的是大快人心。但有时意气用事，也不免简单化。在阅读《民报》的时候，常常遇到被该杂志谩骂的那个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觉得把他们完全漫画化了。那里的许多文章都是针对立宪派而发的，立论直逼问题的核心。不过我们读康有为、梁启超那时候的文章，心境也非革命派所说的那么阴险，其改良社会的冲动，也不亚于《民报》诸人的。读人论事要公正，也不容易。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爆得大名。后来流亡海外，潜心治学，也奔走于各派势力之间，梦想救中国于水火。作为流亡者，他在晚清的文人中举足轻重。那些在海外写的文章，有拳拳之忠。学问属于儒家的今文学派，思想近于大同意识，政治理念则是虚位共和。他在变法失败后感受到，中国的事情，仅以暴力为之不妥，需由渐进改革为之。这些看法，在革命派看来不过梦想，乃落伍的保皇意识，不仅不符合国情，甚至有害于国人。这大概基于一种历史经验的考虑，动荡的变革，百姓太苦，于文化亦有害处。康氏的看法令革命派所不满。章太炎就写信给康氏，讥其有害于国人，乃倒退之举。东京时期，《民报》品评康有为之声甚巨，其名声遭污，亦为其所恨。学术之争进入到了政治之争，且你死我活，说起来是让人颇为感慨的吧。
他流亡国外多年，去的国家多于章太炎诸人。先去加拿大，后至日本，辗转新加坡、美国、德国等地。视野自然不同于章太炎这些人。去的国家越多，就越发感到中国的问题不可简单为之。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形成，有历史的客观原因，以暴力的手段解决问题，则天下大乱矣。
我曾到过广州南海县的康有为故居，见过其少年的旧迹，读到他的文章，觉得浑厚而驳杂，并非后人所说的佞人的样子。他的文章是儒雅劲健的，书法自成一体，与章太炎比，更有气韵，隐含着苍俊之美。他的诗词显得平平，但有抱负，不是迂腐之人的低语，总是有旷世的忧思的。那些关于孔子托古改制的文章，历史的眼光如同烛照，闪着诸多智慧。但也因过于实用的目的，显得随心所欲，不及章太炎那么切实是显见的。
抨击康有为的人，在《民报》上高举的是法国、俄国的革命旗帜，以为那些经验对中国也颇为适应。而康有为则是皇家里的亲戚式的人物。我在汪荣祖《康有为论》中，读到孙宝碹的日记的一段话，记载了章太炎对康有为等人的评价，不知确否，但值得一思，那日记道：
枚叔(章)辈戏以《石头》人物比拟当世人物，谓那拉，贾母；在田(载�)，宝玉；康有为，林黛玉；梁启超，紫鹃；荣禄、张之洞，王凤姐；钱恂，平儿；樊增祥、粱鼎芬，袭人；汪�卿(康年)，刘姥姥；张百熙，史湘云；赵舒翘，赵姨娘；刘坤一，贾政；黄公度，贾赦；文廷式，贾瑞；杨崇伊，妙玉；大阿哥，薛蟠；瞿鸿玑，薛宝钗；蒋国亮，李纨；沈鹏、金梁、章炳麟，焦大。(《康有为论》67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章太炎说康有为是贾府的林黛玉，只是一种大致的印象的描述，或是玩笑，不可当真。但细细一想，也不能不说有其妙处。我读过他描述生命 [ 1 ] [ 3 ] [ 4 ] 之苦的文章，才发现其不仅有政治的气度，在本质上，还是个诗人。那篇《入世界观众苦》，哀思漫漫，泪光涟涟。文章很长，写到不同阶层人的痛苦，生之不如意者皆是，有的也只是肉体与精神不尽的烦恼。文章明显染有叔本华的意象，佛家的悲悯也是有的。有趣的是作者没有单一的诗人的调子，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因素都有，康氏的多愁善感，不都是个体的自怜自哀，也常能推己及人，对天底下的众生有悲悯之思。联想他的大同世界的梦想，其旷远的爱，也非没有价值的。
康有为的林黛玉式之情，不免多愁善感，内心也带着宗教的冲动吧。他晚年主张建立孔教，以此补国人道德之不足，也不过一相情愿。章太炎以为孔子乃无神论者，把其比作教主殊为可笑。将一种传统用到当下，以为可以有灵丹妙药之用，不过是一种幻想。文化建设乃慢慢演进之事，内中有诸多复杂的因素。章太炎看到了康氏的乌托邦之意，这乌托邦背后的保皇意识，是奴才的思想。他在致康有为的信里，痛斥奴才精神，就在根本点上与儒家的保守意识隔绝了。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一个靠皇权的力量推进孔子思想的传播，一个主张“学在民间”，将文化的进化的希望寄托在草根里。这种分化，是现代文人分化的开始，到了鲁迅那一代，文人们是沿着这样的分化继续滑动的。
汪荣祖先生在《康有为论》里，多处言及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冲突，所言甚深，不过他在书中批评了《民报》的革命派的理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失之简单。他欣赏康有为济世之情，有拯救世界的冲动，本乎国情，不希望社会的动荡与杀戮的存在。不过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想，晚清如果没有革命的到来，旧物也真的难以荡涤，看看那些复辟者当年对革命党的迫害，当可见革命的不能不来。这些血的教训，在后来多次出现，康有为在那样的时代被人攻击，也不是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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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民报》的文章，有时候也有轻松的一面。对康有为等保皇派的批判，不都是论文，还配合着艺术作品。革命派的小说也在《民报》里出现了。这些比较感性的文字，使杂志变得活跃起来。偶然刊登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都有新意。最早刊发的是章回小说《狮子吼》，是复兴汉文明旧梦的力作。这篇小说，后来的文学史不太涉及，原因还是旧时的作品。可是我读后颇为喜欢，那原因是内中有一种启蒙的眼光。要说现代的启蒙文学，《狮子吼》却是不能漏过的。
《狮子吼》的文笔基本还在《镜花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层面上，但思想是现代反专制的内容。作者的思想与孙中山多有呼应，而审美的维度乏善可陈。不过读这一篇小说，会觉得晚清的文人的历史观、文艺观的态度。用文学来反映生活，且表达自己的价值诉求，是梁启超以来的文人的共识。《狮子吼》开篇介绍世界局势，对近代列强的瓜分世界之史，描绘得栩栩如生。后来笔锋一转，写大陆的百姓生活，勾勒了一个世外桃源的所在地。在作者笔下，那个村子的与世隔绝，全未受清朝文化的濡染以及几个读书人的选择，都是希望的火种。中国要有希望，必然要出现这样的群落无疑。
这确是乌托邦的一笔，使小说有了桃花源式的味道。作者设想的人物都有学问，可谓素人，思想在明代的阳光里，汉文明的光泽暖暖地照着。他们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但也是新的国家，并非满清的同道。作者借着主人公之口，赞美法国的罗素和晚明的黄宗羲，那就是民本的立场和人道的意识了。读这篇小说，一是可以看出晚清社会生活的一个片影，一是能够感觉出士大夫意识向现代文人转变的痕迹。人物并不奇特，思想却是新的。若说新小说，这部作品，也算一个吧。
那时候梁启超也写过一本《新中国未来记》，用的是幻想的笔法，写得满怀义气，意在指明中国的方向。而《狮子吼》却是今人的生活，不那么暧昧，倒有一种思想的流盼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儒学思想有所批评，不都按照旧的道德行事。比如，父母去世，可以不守孝三年，倘出国留洋亦可允许。读书也非四书五经，西洋学说亦有不小的价值。这篇作品是海外作家对故国的一种情思，民主精神，自立的精神在小说中有所呈现，是作者的贡献。说它是后来小说的前奏，也是对的。
那是中国新小说的朦胧期，其实苏曼殊、鲁迅都已经开始倾向文艺的活动了。有趣的是，章太炎与苏曼殊、鲁迅都有关系。《民报》因为不是谈艺为主的杂志，苏曼殊、鲁迅都有另建平台的设想，但那时候新艺术载体已经在酝酿中了。
与那时候的日本小说界比，《民报》的小说作品显得幼稚、粗糙。还没有像夏目漱石式的人物出现。那原因是中国的作者还没有认真研究译介域外小说，除了林纾等人外，对西洋作品的内韵知之甚少。鲁迅是不满意于《民报》那样简单化的小说的，至少觉得技巧还不够尚达。而那时候他所译的《地底旅行》《月界旅行》《造人术》，真的神思渺渺，幽魂荡荡的。人的精神表达的丰富性和深切性，都在此伸展着。
我有时候想，鲁迅那时候在东京阅读《民报》，对艺术栏目的失望是一定的。他自己要主编的那本《新生》的杂志，就在格律上大异于《民报》，从所选择的瓦支的《希望》的油画作品看，意象则有幽远的神思，通往着人性的深切之地。不读《民报》的文章，我们有时候不会意识到后来《新青年》的价值，恰是后者，把人性的隐秘与明快之色召唤出来，有了与旧小说、旧文章不同之色。它们彼此的联系大概只有细细分析才能感到。
许多年后，胡适总结晚清的报刊杂志，他说《民报》与《甲寅》，并不能算真的新文化的载体，言外那是老派的文章，不过明代余光的反射。要有现代的意识，和现代的眼光，还得从《新青年》开始。我以为此话未必准确，其实就学术的眼光看，《民报》讲国学的文章，质量不亚于后起的杂志里的作品，就格局来说，它虽然政治色彩过浓，作者队伍狭窄，可是在翻译、时评、政论、学术随笔、小说都有了。那也是《甲寅》《新青年》所继承的部分。只是在精神的色调不及陈独秀、胡适那代人更为现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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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报》的命运多厄，仅出版了二十几期就夭折了。时间是1908年，据太炎先生自述，日本当局以恐吓手段为之，甚至有人投毒，使刊物不能继续经营。从创刊到解体，时间很短。章太炎不得不转移阵地，在另一个园地《国粹学报》刊发文章。此后情况大变，文人分化日益明显。他身边的人，也不及过去那么有热情了。
不过，回忆那段生活，让人常常念起的，除了革命活动，还有那些人际问的交往，与青年的互动，留下的资料都让人感慨，血肉之躯的诸多故事，有着诗一般的美质。比如他教过一批学生，其间就有鲁迅、周作人、许寿裳诸人。《民报》后期，章太炎因为有了些学生，生活有了另一番光景。关于那段生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记载得最为生动。而许寿裳的回忆亦可参照。他写道：
民元前四年(一九�八)，我始偕朱蓬先(宗莱)，龚未生(宝铨)，朱逖先(希祖)，钱中季(夏，今更名玄同，名号一致)，周豫才(树人)、启明(作人)昆仲，钱均夫(加治)，前往受业。每星期日清 [ 1 ] [ 2 ] [ 4 ] 晨，步至牛�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简陋之地，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者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许寿裳文集》下卷529页，百花出版社2003年版)
许寿裳还记载了众人听课时的反响，如今回想起来都很有趣。章太炎那时候正对佛学颇有兴趣，还与鲁迅兄弟谈过拜见印度学人的话题。周作人、鲁迅都有章氏的手札，那字迹苍劲古朴，内中也有温和的气息，可以想见为人的厚道。他的授课，给学生的影响巨大，后来许寿裳、钱玄同在大学的看家本领，都是从章太炎那里学来的。鲁迅回国后一度想去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大概也有老师的痕迹在，如果不是随章太炎读书，他对汉字的变迁的理解，或许没有那么深切。
随一个流亡的学者学习故国的文明，了解汉字的隐秘，那一定是别有感慨的。那时候有学者说，中国人是来自西方，乃非洲或中亚的移民。而章太炎据汉字的结构，分析汉族乃东方的民族，距海不远，非西方的孑遗也。他在讲解汉字时，不都是为学问而学问，现实的情怀很浓，常有思国之幽情。这给鲁迅的印象很深，周作人说章太炎在文字学上的贡献大，而鲁迅则以为老师在革命史上的价值过于学问的价值，都是不同的看法。
章太炎授课的时候，生活并不平静，听课的学生对其内心的焦虑未必知晓。他不仅要面对清朝政府的压力，也要面对着文人分化带来的冲击。时间不久，日本人出面禁止了刊物的出版，使章太炎遇到了难题，险些入狱。还是许寿裳想办法解决了资金问题。这在周作人、章太炎的文字里都有记载。章太炎学究气浓，与人不太易结交。他与孙中山、汪精卫很快就决裂了。1909年，在《与南洋、美洲侨寓诸君》一信里，他对《民报》的被封颇为恼火，也迁怒于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人：
《民报》于去年阳历十月出至二十四期，即被日本政府封禁，时鄙人实为社长，躬自对簿。延及今日，突有伪《民报》出现。主之者为汪兆铭即汪精卫，假托恢复之名，阴行欺诈之实。恐海外华侨不辨真伪，受其欺蒙，用敢作书以告。
《民报》之作，本为光复中华，宣通民隐，非为孙文树商标也。孙文本一少年无赖，徒有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故志士乐与援引。辛丑、壬寅之间，孙文寄寓横滨，漂泊无聊，始与握手而加之奖励者，即鄙人与长沙秦力山耳。自此以后，渐与学界通声气。四五年中，名誉转大。一二奋激之士，过自谦挹，奖成威柄，推为盟长。同人又作《民报》以表意见。时鄙人方系上海狱中，即以编辑人之名见署。出狱以后，主任《民报》，几及三年，未有一语专为孙文者也。惟汪精卫、胡汉民之徒，眼孔如豆，甘为孙文腹心，词锋所及，多涉标榜。自时孙文瑕衅未彰，故亦不为操切……
……逮及《民报》被封，裁判罚金一百十五元。报社既虚，保证金又无由取出(以原用张继姓名纳保证金，张继已西行，无原印，则不能取)。鄙人本羁旅异邦，绝无生产，限期既满，将以役作抵罚金，身至警署，坐待累绁，犹恃一二知友，出资相贷，得以济事。夫身当其事者，亲受诟辱则如此；从旁相助者，竭蹶营谋则如彼；而身拥厚资豢养妻妾之孙文，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诋毁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章太炎书信集》28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在异国他乡，既无资金支持，又无党派后援，《民报》的寿终正寝，也是必然的结局。这对章太炎无疑是个打击。而他的学生们也开始尝试自办杂志。比如鲁迅、周作人等就想创办杂志，但非走《民报》的路，而是专事文艺。因为他们对《民报》的文艺作品过于陈旧是不满的。在周氏兄弟眼里，世间是该有另类的杂志在的，不独《民报》那样的单一。
现在想来，晚清的文化变动，不是简单的复古，还有东西方不同理念重新组合的过程。如果说，西洋的文化给了那些留日的学生一些“知”与“情’的新启示，那么章太炎则在故国的文明里，把“意”的存在献给了诸人。他们知道文章可以这样充满个性，有悠远的古意在，那完全不像康有为那么老朽味，只在儒家的词语里转来转去。章太炎有庄子的飞动的灵思的感觉，也有刘勰那样的古奥深远吧?《民报》开一代学术新风，把文化从奴性中引向解放的天地，实在也是功不可没的。
与《民报》同期的报刊很多，思想也十分驳杂。仅日本所办的就有《天义报》《河南》《汉帜》《复报》等。刘师培、鲁迅、周作人都有文章在。但《民报》的倾向和学问，在力量感上，总有别人不及的地方。那时候，陈独秀、苏曼殊、钱玄同尚未呈现全貌，除康有为、梁启超外，在学问上给人刺激的，还难有人能及章太炎。可是他的任性、多疑也导致了自己的孤独和清苦。他的过激的语言和不谙世故的精神，显得比许多同代人要简单和纯粹。
晚清文人的字与画，今人保存得不多。那些文物的散失，真的可惜，我们今人要一睹昔人的风采，难之又难了。我第一次见到章太炎的书法，是二十余年前，偶在一家古宅里见到他的题词，颇为惊喜。此后念念不忘，直到前不久，因为要筹备纪念辛亥百年文史资料的会，我在博物馆里再次见到他编的《民报》杂志和他的手迹，一时颇多感慨。那些遗物和他的狂狷的性格不同，有温润随和的美在。很难把那些美丽的文字和斗士之风联系起来。于是暗自叹道：字如其人，也并不都对。他内心的暖意，人们讲得不多，关于那一代人的爱和恨，世人知道多少呢?在他的遗物前，好像感受到了他的生命的呼吸。联想起创办《民报》的前后，他身边的人与事，都如烟云一般散落在历史的深处了。《民报》在历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却是流亡者心音的集散地。现代的青年人未必喜欢它的文风，词语的艰涩难懂，是一种沟通的障碍。但倘若我们真诚地面对那些文字，真的不能不心动。那种痴情、无我精神，那种燃烧在信仰中的激情与大爱，我们在现在的读书人那里，确也不易见到了。
2011年辛亥百年纪念之月
责任编辑 杨靖 [ 1 ] [ 2 ] [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