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早很早以前，大概是上帝创造了万物的第八天，有一只鸽子遇到了公鸡。那个时候，公鸡的翅膀又大又长，呼扇一下引起的风都能把鸽子吹到天上去。鸽子见到公鸡，大为崇敬，于是做起了公鸡的小跟班。公鸡扇动翅膀，即刻就能够飞到很远的地方，这样，鸽子跟随着公鸡也就经见了很多大的世面。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禽类能够飞过公鸡。可是，时间久了，鸽子的翅膀也健壮了起来，想要比公鸡更神武，于是就跳槽去找寻更好发展的工作。
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公鸡再见到鸽子的时候，鸽子果然威风了起来。“鸽子老弟，是什么让你变得美白而又如此华丽了呢?”公鸡不禁问道。鸽子得意地说出了其中的原委。原来，人类离开了伊甸园后，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联络方式彼此沟通，一直都少有来往。后来，鸽子来了，很不经意地又让人们发现了它能够送信的潜能，一下获得到了人们的宠爱。
公鸡心想，我每日辛辛苦苦地觅食，弄得整日疲惫不堪，而鸽子只是偶尔飞上一次两次，就有上好的谷物供养，不妨也讨教讨教，看能不能也找个为人类服务的活干。
鸽子说：“公鸡大哥，你太好斗，老用尖嘴啄人，这不好。”于是，公鸡就赶紧找来了磨石，把嘴给磨短磨平了。鸽子又说：“公鸡大哥，你的爪子太尖太利，总是四处抓人，这不好。”于是，公鸡又找来磨石，给磨短磨平了。鸽子还说：“公鸡大哥，你的翅膀太大太宽，扇动的风很大，人也受不了。”公鸡就又去磨翅膀，结果却发现翅膀磨不下去，鸽子就让公鸡尽量减少使用翅膀。这时，公鸡在鸽子的引荐下才终于见到了人。
经鸽子介绍，人也就开始饲养起了公鸡，而鸽子因为改造了公鸡好斗的性格竟还意外地获得了一个雅号：和平鸽。公鸡起先并没有什么有用的地方，整天也很闲很无聊，心中就生出了些许的不忿。郁闷总要排解，于是，焦躁了一夜后天一亮就开始吼叫。这时才终于让人们发现了它司晨的用处。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公鸡养尊处优，早就忘记了飞行。一方面，它也是怕自己的大翅膀把主人扇坏了。另一方面，它也实在没有飞翔的必要。直到有一天，公鸡偶然听见人们在议论：这只鸡呀，越养还越缩回去了，原本多么强壮，可现在呢，翅膀都快没了啦。不如杀掉吃了算了，以免日后再变得更小。
公鸡听到后很是着急，呼扇着翅膀想跑，可是，任凭它再怎么用力地挥动双翼，也无法飞起来了。它这时才发现，自己的翅膀已经萎缩，早已不能撑起自己的身体了。这时，主人已经提着刀向它走来。
公鸡终于懊悔了，，为什么要贪图不劳而获而寄人篱下呢，现在就只有任人宰割了。
好人
子贡有一日问孔子何谓大治，孔子答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如果食、兵、信三者中不得不去掉一项，又该如何取舍?孔子认为人以食为天，食是生存的保障，而不用兵还依旧可以活下去，便回答舍去兵。子贡接着再问，若是食与信也只能选一项呢?孔子这次的回答却是舍去了食。这个答案很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无食就自然阻断了生命延续的可能，当生存都成了问题的时候又何谈“大治”?空守着仁义道德做人，实在有些迂腐。于是，心中便生起了对孔子这一回答的疑问。
日本战国时期，有一位乱世英雄德川家康，他年幼的时候曾长期在敌国为质，时常吃不饱肚子。德川家康的身边有两名随从，一位是比他还小的三之助，一位是稍长一些的善九郎。每当有了食物，家康便先分给三之助，然后再分给善九郎。而每次善九郎都坚持不受，执意要让主人先取。日子久了，三之助学着善九郎，也要等主人先吃。于是家康就不得不在每次得到食物之后，先将其分成三份，三人一同食用。在这里，善九郎敬重自己的主人，三之助遵从自己的主人。他们都确信，只要保住了主人就肯定也少不了自己。所以，即使食物难以果腹，但却都坚持了下去。倘使三个人都无信，那么，食物就会由生存之本变为了争斗之源。于是孔子的舍食而取信，便不难理解了。
“当代毕生”王选曾说过：“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好人之所以可以带领队伍，就在于好人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有“民信之矣”的作风，所以队伍才能“大治”。然而，我的心中又产生了一个更为困惑的问题。德川家康学习过孔圣人的理论，并结合自己分食的经历，顿悟了应以信为本的治国之道，并最终统一了日本，可见德川家康乃有信之人。而通过孔子与子贡的答问，也不难得出孔子亦应是个有信之人。二人同样生于乱世，同样为有信之人。但是，前者一举平天下，而后者却不然，甚至后来平定了天下的始皇帝，也并未尊儒。此是为何?从孔子的另一桩故事中或许就能寻找到答案。
有一次孔子在游说中干粮没有带够，于是子贡便外出讨食，恰有一户人家蒸了米饭，便分给了子贡一些。孔子远远看到子贡讨食归来，但却一边走着一边从碗中取食，大为不满。等到子贡回来，将食物端到老师面前时，孔子就故意用十分镇定的语气诘难子贡，难道不知应先师后己的道理，为何要偷偷先食?子贡顿觉羞愧难当，告诉老师，那是因为米饭中有些尚未煮熟的米粒，怕老师食用不便，自己就挑着吃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圣人未加调查就怀疑起徒弟，实与自己的“舍食取信”相悖。
《老子》中有两句话很耐人寻味，就是“信言不美”和“善者不辩”，意思是真实的话不是不好听，善良的人并不多说。可见，“信”讲的是一种内心的真诚，一种心灵的纯净。它告诉了我们一种处世的基本态度，“信”就是一个好人的基本坐标。如今打开电视，便会经常听到一些新闻正在号召着要坚持贯彻什么什么思想、认真领会什么什么精神，这都是在引领着我们要树立一个好的观念，行走一条正确的路子。其中，“八荣八耻”更是指出了我们当下所要倡导和遵从的是非标准。我以为，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思想意识，还更应该看作是一种立场。立场不是想想就行了的，而是要确实站立的。所以它的关键就在于全民学习、贯彻、领会之后，人们的道德高度又到底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周围是不是随后就涌现出了一些忠厚的好人。孔子提出了“大治”的想法，却并没有借此实现天下的大治，若简单地究其根源，其原因就无非有二：其一，这是不正确的；其二，虽然正确但却没有得到重视。但从德川家康的崛起就不难看出，这种治世理念无疑是成功的。而另一方面，在中国，从董仲舒到朱熹，乃至于就是到了现在，孔子都一直备受国人的尊崇，也没有不被重视的道理。这样一来，天下似乎就不应该有不大治的理由。这很奇怪，却也并不奇怪。正如前面所说，“八荣八耻”深入人心，而要做到深入人行却是更应关注的问题。不能只在形式上肯定它，口头上学习它，而行动上却又恰恰忽略了它。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他的“大治”也就只不过是停留在嘴巴上的一个口号了，而这种口号尽管一再被提出，一再被学习，却一直都罕有真正的落实。
我们并不缺乏智慧的经验与想法，我们所缺乏的，是一种付诸实践的毅然决然的纲性。要做一个好人，首先就要秉持这样的实干作风，而不是更多的口头形式。这样的好人，才能取信于人，取信于人了，才能实现圣人所不及的大治。
我不时在想，当孔老夫子操一口浓重的山东话，向弟子讲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时候，是不是疏忽了叮嘱子贡别光顾着“问曰”，也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去践行。否则，子贡问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